倘若说有这么一回事：抗战中，有日本商人被迫“资源”捐钱，还不是一次两次，我军在根据地内重重设卡，日本人每经过一次就要掏一次口袋，而捐款的名义居然是“抗日”。
听到这儿，恐怕有不少朋友会认为，这又是某“抗日神剧”导线想出的奇葩剧情。诚然，近些年，民众苦神剧久矣，神剧中各路神仙大发神威，直让人感慨“侵华日军用了足足14年才逃出中国”。
无脑贬低侵华日军并不能彰显抗日将士们的英勇，反而是对严肃历史的一种亵渎。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离谱情节并非出自神剧，而是历史中真正发生过的。更超出认知的是，敢逼日本人“捐款抗日”的这支我军部队甚至富得流油，当根据地发生旱灾时，部队居然一下子套出千万余元用于赈灾。
而这一切还得从1940年初说起。
当年10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虽然我军领导层立马识破了对方的阴谋，但以抗日大局为重，依旧在1941年1月4日对新四军所部近万人下达了转移命令。
怎料在北移至皖南泾县一带时，新四军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伏击，损失惨重，最终仅有约2000人艰难突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皖南事变”。
怎料酿成如此祸端，国民党反动派反而倒打一耙，诬陷新四军“叛变”并取消该部队番号。虽然中共中央军委及时对外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并对新四军军部进行了重建，但失去了军饷和物资补给，这一时期的新四军处境着实艰难。
新四军最穷时有多穷？
在一次军事会议前，与会者们闲来无事，各自卷着烟草磨时间。按理说，能参加这种规格会议的各级部队首长，待遇应当都不差吧？怎料他们所抽“香烟”的烟草，居然是用不知从哪儿摸来的树叶子充当的。
这种烟不但抽起来非常难受，毫无体验感，更是会释放出大量烟雾。没多会儿，整个会议室就被弄得烟雾缭绕，宛如“人间仙境”，人在其中被熏得睁不开眼。
而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张云逸看到了一幕，更让他心疼不已：即便是这种劣质的树叶卷烟，也只是一小撮人才能享受得到，更多的人只是眼巴巴看着别人抽，等烟把子落地，他们赶紧捡起来，猛嘬两口过把瘾。
张云逸全看在眼里却又没辙。
在那个年代，香烟可是实打实的“硬通货”，战士可以吸烟提神，缓解压力，作用非常大。过去，国民党给的香烟还勉强够用，问题是彼此已经闹掰，不可能再从对方手里拿货了。
退一步讲，即便新四军想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军队”归根结底还要靠百姓供养，虽然新四军背靠革命根据地，基本盘还算稳固，可眼下百姓也饱受战火荼毒，一贫如洗，又能拿出多少钱替新四军将士们买烟呢？
想到这儿，张云逸无奈地直摇头，可突然，有个想法灵光乍现，狠狠地砸进了他的脑袋里——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香烟呢？
随后，他把这个想法讲给了同僚，经过一番考察后，大伙儿发现这个办法还真行。
就在不久前，新四军攻克了一座县城，城中恰好有一家卷烟厂。怎料该厂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压榨剥削，每年的利润还没有收的税多，早就半死不活了，全靠一口气硬撑。
与卷烟厂老板接触后得知，对方早就有了倒闭关门的打算。眼看厂子设备齐全，啥都不缺，关了可惜，新四军代表当即提出建议：由我军负责卷烟厂的生产经营，工厂的所有权依旧归老板，而后者什么事都不用做，不用管，每年都可以拿到两成利润。
此前被内忧外患弄得心力交瘁，让重债压得抬不起头，眼下非但这些困扰全都甩给别人，自己又能躺着领一笔钱，老板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便宜事，痛快地点头答应。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1943年5月，卷烟厂正式投入生产。
从资料来看，该厂的产能非常惊人，每天可以产出600条香烟。而该厂的“招牌货”是一款名为“飞马牌”的卷烟，这个名字大有来头，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亲自定下来的。此外，香烟的包装也由淮南日报社的专业人士设计，外观上不输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大品牌。
可以看出，对于我军而言，飞马牌香烟不仅仅是一款卷烟，更寄托了我军的家国情怀——包装之上醒目地写有“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的字样，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资本主义和买办主义的宣战。
飞马牌香烟问世后立马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新四军官兵获得了“卷烟自由”，不用再抽树叶子，我军更是用它换来了许多更加实惠的东西。
当时，日军和国民党对我军根据地有着极为严密的封锁，物资进出非常困难，但新四军依旧靠着发达的地下网络，将“飞马牌”香烟的名声打了出去。
由于卷烟的价格并不低廉，而飞马牌卷烟不但品质非常高，口感上佳，价格比市场上的“高档货”低一大截，很快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订单。所谓没有胆子挣不到钱，在当时，许多敌占区大城市的商人为了进货，甚至不惜在半夜偷闯封锁线。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新四军不得不扩大卷烟厂规模，将产量翻了一番。而烟草贸易也着实为新四军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利润。
有文献记载：1942年底到1945年初这段时期，仅7师上缴给军部的钱财，折合黄金就有约13.25吨；1944年秋，华北根据地遭遇严重的旱灾，农民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新四军毫不犹豫地拿出大笔资金赈灾，其中2师就出资1600万余元。
除上述之外，新四军还自掏腰包为百姓修建了许多设施，如黄丝滩大江堤，该工程落成后，直接惠及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滋养了400多万亩农田。
更为重要的是，手握大量资金的新四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得到了质的提升，甚至具备了能与日军进行小规模正面作战的实力。抗战后期，在拔除日军据点时，新四军遇到麻烦便搬来各式重武器，令负隅顽抗的日寇苦不堪言。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闻：据说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友军遇到麻烦，就习惯性地跑到华东野战军那儿请教专家。或者在执行一些攻坚或是爆破任务时，也要找三野搬救兵，因为友军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要么不懂技术，要么倒腾不来那些先进玩意儿。
您瞧，这哪儿还是我们熟悉的“穷八路”，简直让人刮目相看。
另外值得说道的是，有趣的是，“飞马牌”头一批铁杆拥趸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汉奸。
有一次，安徽省嘉山县一名伪军队长为了不白拿两条免费的飞马牌卷烟，竟然“津里据点30多名日军要去盱眙县扫荡”的军事机密透露给了新四军。结果，新四军提前埋伏了2个营，将这股日军全歼。
此类案例举不胜举，且无论我军情报人员提出多么离谱的要求，对方贪图免费香烟，居然都能设法满足。到了后来，新四军干脆“明目张胆”地要枪要炮。
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新四军居然敢在日本人眼皮底下重重设卡，只要有日本人路过，就会被强行拦下来进行盘查，最终不得不“自愿”捐一笔钱脱身。要问捐钱何用，自然是用于“抗日”——日本人捐钱抗日，实在天方夜谭。
尤其到了抗战后期，新四军的装备水平不查，战斗力甚至并不逊色于日军。在日军眼里，新四军掌控的皖江革命根据地实在是难啃，宁愿绕着走也不想轻易招惹。
毫无疑问，先烈们在事业初期的确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这段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的品质，帮助他们渡过了重重难关。然而事实上，到了抗战后期，与新四军一样，我军官兵的作战条件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尤其是伙食方面。
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人总饿肚子怎能打胜仗？
无独有偶，二战日军中也有一支出了名的会“做生意”的部队，它便是日军第四师团，也常被称为“大阪师团”。
作为二战日军17个甲等师团之一，第四师团战斗力并不差，但比起作战，这支来自于“日本商业之心”的部队的官兵们似乎更热衷于做买卖：接到进攻命令时，大阪师团总是以各种借口迟到，甚至跟中国军队撞个正着，他们也能假装没看到。然而听说有利可图，大阪师团便立马满血复活，进军神速，战力惊人。
据说当友军在占领区疯狂搜刮掠夺时，第四师团也会坚持同当地商人“等价交换”，甚至价码开得合适，他们连武器都愿意卖。
乍看两支部队都非常善于经营，但彼此却有本质的区别：日军第四师团谋财只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新四军则是将赚来的钱用于抗日事业，造福百姓——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莫过于此。
两相对比，我们便可以体会何谓“人民军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