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8月26日深夜，此时正在皖南祁门营地的曾国藩，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连日来，他召集幕僚，研究如何攻下安庆，解除“发匪”对长江中上游的威胁。

就在这时，一匹快马未及通报，从辕门飞驰而入。进的湘军大营以后，马上之人甩镫离鞍，径直闯入中军主帐，纳头便拜。

这可让正在伏案处理军务的曾国藩吃了一惊，待等看清来人相貌之后，吓得他赶紧离案将其搀起，慌忙问道：

“怎么是你，莫非朝中有变？”

只见来人崩溃痛哭，“大帅，夷兵已攻进京师，万岁爷北狩承德，临行前特命小人前来传旨，望曾公速发援军，起兵勤王救驾！”

说完，从怀中取出谕旨，双手奉上。

接过谕旨，曾国藩打开定睛一看：

“夷氛逼近阙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克日赴京，以解危急。”

意为命曾国藩火速派遣湘军精锐部队，北上援助京师。

他阅毕，久久不能平静，连夜召集幕僚商议此事。

经过几天几夜，辗转反侧地思考，最终曾国藩给出的对策竟然是：拖！

曾国藩为何见死不救呢？莫非此时湘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今见北京有失，故意作壁上观？还是当时南方的战况让他另有隐衷？

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看似平稳的格局之下，实则暗流涌动。

1860年9月18日，盘踞在大沽口炮台的两万英法联军突然倾巢而出，装备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北上向京城周边地区发起猛烈进攻，

不日，通州陷落，联军离京师仅仅一步之遥。形势之急，远远超出清廷预料。

咸丰帝闻讯后，立刻调集清军精锐在八里桥附近准备应战。面对侵略，咸丰帝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亮出最后底牌。

这支部队就是由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为主组成，全军共3.4万人。

这也是大清王朝中央地区最后的家底。

9月21日，僧格林沁部已在八里桥做好了准备。

以骑兵为主力在正面发起冲锋，步兵分布在两翼稳步推进以成合围之势。

随着英法联军至八里桥，僧格林沁一声令下，蒙古骑兵提着长刀与强弓硬弩冲杀出去，

面对着铁骑“势如破竹”地冲锋，英法联军毫不慌张，有条不紊地摆好三队阵型。

而反观蒙古骑兵这一方，自冲锋之时，队形就已经隐隐有散乱之势。

一队防御，二队射击，三队应急，彼此交替。

第一队英军的子弹如雨点般射过来，蒙古铁骑终究不过是肉体凡躯，纷纷落马坠地。

蒙古骑兵队形彻底被冲散打乱，一个接一个倒在弹雨之中。

冲锋不仅没有撕破对方的防线，反而令自身深陷虎口之中。

最后法军发射火炮，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蒙古铁骑连人带马统统化为灰烬。

血红的太阳映在他们残缺不堪的身体上，空气也似乎变得格外压抑，似乎在诉说着他们的不甘与可怜。

英法联军对上蒙古铁骑是两个时代的碰撞，冷兵器时代的王者之姿被热兵器打得满地找牙，

哪怕蒙古骑兵们百里挑一，训练有素。也无法逆转这场战争的结局，这场战斗的结果早已注定。

蒙古铁骑的长刀烈马终究抵不过时代的变迁与进步，以刀剑为代表的冷兵器时代的彻底落幕。

曾经在欧洲不可一世的蒙古骑兵，时隔500年后在西方列强面前，败得体无完肤。

兵败如山倒，八里桥防线被英法联军瞬间击溃，京城告急。

咸丰皇帝立刻率领宗室朝臣立刻逃出京城，以所谓的“巡猎”之名前往承德避暑山庄。

彼时的咸丰帝手下已无精兵强将，

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一条路：下旨给各省部队，急命他们进京勤王救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其他省军队俱已开拔，坐拥12万湘军的曾国藩却无动于衷。

可为何在这样十万火急情况下，咸丰为何调不动曾国藩？

“僧格林沁等兵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

曾国藩接到上谕这天，正值徽州失守。

此时，他正命鲍超前往增援，又请李续宜从长江北岸带部队前来支援。

所以说，京师的这道上谕来得很不巧，让本就吃紧的南方战事雪上加霜，这可叫曾国藩好生为难。

作为臣子，君上有难，他理应赴难。

但南方战事已如此紧迫，若再抽鲍超这样的精兵强将北援，势必引起全局变化，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

总而言之，曾方目前面临的军事压力巨大。

“在有强大的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段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

若此时分兵，乃军之大忌。此乃麻烦其一。

其二，上谕中还暗含着权势之争的一个阴谋：“调兵归胜保调遣”，这很值得耐人寻味。

胜保此前在淮北与太平军作战，屡吃败仗，胡林翼十分看不起胜保，曾讥之为“败保”。

而以胜保带兵，实则是假借君王之力夺曾、胡的爱将归他来所用，从而使内部分化其内部集团力量，此乃夺权之举，可谓凶险万分。

届时，曾国藩好不容易重新拿到的兵权又将拱手让人，南方战事也势必会一败涂地。

刚刚抬起头来的汉族官僚也将会萎靡不振。

其三，于程序礼制不合。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成为封疆大吏，兼有守土之责。

按照清代地方官吏礼制规定，曾国藩若要率军北上，“请旨”是一道不可绕开的一道程序，

若在未经首肯的情况下贸然带兵入京，恐怕会落下不忠之嫌。

其四，距离遥远。从皖南到京师数千公里，按照当时的脚程，快马加鞭也得半月之久，远水究竟能不能解得了近渴，尚未可知。

万一援兵刚到或未到，北方战事已然结束，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悔之晚矣。

相反，如不北援，不仅事出不忠，而朝野舆论、后世史评也令他们惧怕。

史笔如铁，不可不防。

在面临种种对立面的碰撞之下，曾国藩进退两难。

曾国藩召集幕僚讨论，众人大多主张北援。

彼时，李鸿章尚在曾国藩幕，只有他力排众议。

“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系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

可谓是：“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

这可就犯了难。

曾国藩仔细揣摩了李鸿章说的话，觉得甚有道理，便计上心头。

即把决定权推于朝廷，让咸丰帝从他和胡林翼两人中挑选一人北上。

以当时的信息传递速度，奏折来往必耗费时日。曾国藩所接上谕9月25日发出，10月9日才至营帐。

他这里再耽搁数日才复奏，奏折送到热河朝廷，距离咸丰帝发出谕旨已经一个多月，在其间里，大局应该已定。

这个地理位置的时差算盘打得不可谓不妙。

但曾国藩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还需集团内部的支持。

恰好，李续宜于10月17日抵曾国藩大营，也赞成此法，胡林翼亦同意。

曾国藩遂做了这个“名垂青史的决定。

这次湘军集团的讨论，史称“北援筹议”。

10月19日，也就是接到北援上谕的十天后，曾国藩发出了奏折。

“夷氛内犯，凭陵郊甸。东望吴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与此同时，对于太平军的战事，曾国藩也做出安排。

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进攻的可能性已近乎为零，但安庆之围决不能撤，同时要力保江西。

将来合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力，仍可与太平天国碰上一碰。

“普天下处处皆系贼占上风，独安庆一城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方案其一：曾国藩安排部署为若胡林翼北援，李续宜随行，同时调鲍超驻青草塥为打援之师，以备不时之需。

自己移驻北岸太湖主持军事。

方案其二：若曾北援，则带左宗棠一军，调鲍超驻江西婺源。

这样江南就少了一支劲旅，战端一开必更加困难。

曾国藩走这么一步棋，风险是很大的，胜负可谓五五参半。

因为一旦北京和议不成，势必还是要出于一战。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清军战胜英法联军是非常困难的。一经开战，胜负难料，如果小挫，自然可以撤退。

如果大败，依照曾国藩的性情，必然不肯逃跑，其结果便是殉国而终。

正因如此，曾国藩与胡林翼都做了万一不胜就殉难的心理准备。

胡林翼在给友人信中就曾提到：

“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吾辈早觅尽命之所而已。”

11月16日，曾国藩接到谕旨，说是和议已成。

19日，再来一道谕旨，说北援之事取消。

综上所见，在这次勤王一事上，曾国藩和湘军集团选择保南方战事平稳，而放弃向京师援助。

但过程是无比艰难的，这位汉人官僚的掌舵人在当时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思想斗争，从而做出了载入史册的这个抉择。

事实上，曾氏集团也为北援做了诸多的准备，在财政预算，人员调动上都有了一定的反应，只不过最后选择却是另一条路。

历史证明，这个选择在当时无疑是比较妥当的。

预设一下，若是鲍超等人火速北援，其结果就是在半路传来了北京沦陷的消息。

而后，湘军分兵，太平天国发起反扑，南方岌岌可危。

同时，因剿匪不力曾氏集团集体下台，其后的结果恐怕也就一望而知了，稍稍抬起头来的汉人官僚再次被满人所打压，

而内部早已烂透了的清政府，将会驾驶着这艘已经千疮百孔的巨轮驶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时，曾国藩等人才算松了一口气，也算是“顺利度过了这一次考验。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真正轻松下来。

他已经敏感地觉察到，太平天国虽然可以在不久之后削平，但是另一个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无法避免地来了，而且似乎会越来越难。

什么危机呢？

就是英法等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

曾国藩在家信中写道：

“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米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心灰。”

又嘱咐道：“时事日非，吾家子侄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面对如此的强大的外来敌手，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难题！

曾国藩观察思索着，面前的大清帝国在风雨中飘摇，而他不得不继续着践行儒家之道，以期实现自己心中的盛世理想 。

终在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失败。

但太平天国覆灭的过程中，也暗藏了清王朝即将灭亡的隐患。

因为在此历程，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朝政权结构发生了自入关以来最大的变动：

汉人官僚地位急剧上升。

以至于辛酉政变后，慈禧垂帘听政当月，就将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四省军务大权尽付曾国藩之手，凡四省巡抚、提督等一干文武大员悉归其节制。

自此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被慈禧任命为江苏巡抚、浙江巡抚。

这种满汉关系的调整前所未有，也正因此，使得同治一朝中，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之乱、陕甘回民之乱以及新疆阿古柏入侵等叛乱尽数被镇压。

就在这举国可望太平之际，湘淮军势力不断崛起，曾、李先后进入朝廷中枢，地方督抚大员更多出自湘淮系。

这种权力结构的调整使其权力不断膨胀，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甚至敢在庚子国变时，擅自脱离朝廷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

所以，在之后清末新政中，改革最重要的一环便是从地方收权。

于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下，清王朝的覆灭则可计日而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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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启凡】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