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在很多文章中都曾一再强调，清代文官尤其是地方中下级官员晋升的难度是很大的，官员能否升涉及到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依据是“资历”，然后才是能力。

为了让诸位对清代文官晋升规则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御史便以七品知县为例，来分析有关方面的内容。

清代所有文官岗位不分大小，都有相应的任期。不过同样的岗位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任期也有长短之分。

以知县缺为例，吏部将其分为腹缺（指内地省份各县）、沿海缺、沿河缺、烟瘴缺（偏远的省份各县））等。腹缺一般都在经济发达省份，官员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所以一般的任期都为五年。

沿海、沿河涉及的政务较多，且当地的民众较难管理，任期一般为三年；苗疆缺、烟瘴缺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民风彪悍，很多官员都不愿意去任职，甚至宁可开缺也不上任。

朝廷为了鼓励广大基层官员前往边疆任职，在任期方面给予了照顾，时间一般为两年半，极个别艰苦地区任期甚至缩短为两年。而且规定凡是苗疆缺、烟瘴缺，只要俸满便可推升。

吏部则例中明文规定，全国一千多个知县缺，不管是什么缺，也不论任上政绩多么突出，都必须要等到俸满之后才能晋升。当然也不排除特殊时期，知县因有特别贡献而受到督抚的推荐而晋升，这一类不以俸满而晋升的知县称为“即升”。

地方文官按惯例每三年一次举行“大计”考核，以寅、已、申、亥年为准。具体做法是，从州县官起至府、道、两司，层层考核属官，然后汇送督抚，待判定举劾后题报吏部。

大计的考核内容为“六法”（乾隆朝之前称八法），有“不谨”（行止有亏，败伦伤化）、有“疲软”（平庸无能），凡是犯此二条者，督抚要参劾，吏部核定之后列在革职之列；

有“浮躁”（办事轻率），犯此条者要降一级调用；有“才力不及”（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犯此条者降二级调用。最后两条是“年老”、“有疾”，犯此两条者，一律勒令休致。另外还有犯贪、犯酷者，不在六法之内，只有发现督抚随时参劾，核实后立即革职拿问。

如果以上六条都没犯，而且任内无加派、无滥刑、无钱粮拖欠，也没有亏空仓库钱粮，用吏部的话说就是“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这一类知县在大计考核中就可定为“卓异”，待有缺出优先推升。

从乾隆朝开始，在大计之外又出台了一个“年终密考”制度，每年年底督抚具密折向皇帝汇报辖区内所有属官的工作成绩，表现良好的准以记名，这一类知县同样在晋升方面享有优先权。

原则上来讲，俸满和考核相结合，就组成了知县晋升的条件。然而在晋升程序上，吏部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中间就出现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吏部和督抚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也就是说，一个俸满且卓异的知县，是否一定晋升或者晋升到什么岗位都不是很明确。如果说某个知县符合以下几种情况，那么才有晋升的可能。

一是出身要过硬

清中期全国有一千二百多个知县，按三年任期来算，有三分之一的知县都能达到俸满的标准。且按大计考核标准，每个省都有二至三个卓异名额，这样算下来，全国至少有50个知县可以获得晋升。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理想，吏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的官缺。在这种情况下，50个应升知县自然就会被分等。分等最具参考价值的依据就是出身，即翰林、进士、举人等。

在讲究出身的清代官场，功名越高获提拔的机会就越多，翰林、进士出身的知县排在应升的第一梯队，而举人、贡监生以及捐纳者，即便符合晋升条件，也难以获得提拔。

二是人际关系和政治背景

知县能否晋升，与督抚的举荐有着直接关系。作为领导谁都喜欢拍马逢迎、时时事事为自己着想的下属，而这类知县一般都是最懂人情世故的，且大多是附郭县、大县。

人际关系是一方面，有些知县出身大官宦大族，他们的祖上世代为官，且有不少亲属或座师是当朝大员，这一类知县本来就是临时到基层锻炼的，督抚举荐属于顺水人情，所谓不看僧面看拂面，朝中有人官才会当得顺畅。

三是要过皇帝这一关

雍正之前，知县的晋升主要是吏部和督抚说了算，皇帝国事繁忙，一般不亲自过问知县的任免和晋升。

雍正、乾隆二朝，尤其是雍正皇帝的勤政，则使得许多将获得晋升的知县有了面见皇帝的机会，雍正不厌其烦，总能抽出空来亲自召见应升知县，在面试过程中，雍正会在知县的简历上写下关键性的评语。

评语一般比较简短，是皇帝对知县第一印象的总结，如“明白”、“有骨气”、“人黑胖子”等等，评语上最终会写下皇帝的意见，诸如上上、中上、中下等等，吏部根据皇帝的评语来决定是否给予晋升。

可以看出，知县晋升是十分困难的，只有极少数人能符合所有条件，差一样都不行。正因如此，清代绝大多数知县，从入仕那时开始一直到退休，一辈子都不会突破正七品这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