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宗，1922 年出生，山东沂南人，1941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敬宗家在山东省沂南县大保护庄，这是个“五山四水一分地”的穷地方。祖父、父亲和刘敬宗，三代都讨过饭。7岁那年，刘敬宗随父母闯过关东。外面的天地很大，但并无刘家人的容身之地，又被迫返回沂蒙山区。15岁起，刘敬宗给地主放过牛、打短工、做长工，总也闯不出贫穷的圈子。
1940年年初的一天下午，大保护庄来了4个陌生人，两个穿便衣，两个穿灰色军装，左臂别着“八路军”的臂章。一进村，就有不少人围着问长问短，刘敬宗也挤入了围观的行列。他第一次听到八路军讲话。
八路军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队伍。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是打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到处烧杀、抢劫、奸淫。咱们老百姓要组织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能过安稳的日子。我们是毛泽东派来的，毛泽东是我们共产党的主席，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主席。”
八路军又说：“今天我们先来这里，大部队还在后面，以后还有许多干部和八路军要来。咱们都是一家人。大军来了以后，将来还要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小组，大家共同抗战打小日本……”
他说的都是刘敬宗从未听到过的新名词，一时也不大清楚意思，但听懂了共产党的部队是要打日本的。很多人像他一样都听得入了神，不时称赞、不时欢笑。像刘家一样的穷苦人更是兴奋，都在议论着：“这一下可好了，咱们有了靠山了。”
这一夜，刘敬宗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反复回味着八路军和乡亲们谈话的情景。
第二天，大部队在村西出现了，他们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歌曲，接着又响起来宏亮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又唱起了“吃的是烧饼，铺的是干草，千辛万苦慢慢地熬，幸福一定会来到……”一段时间后，刘敬宗才知道这歌叫《艰苦奋斗歌》。
这支队伍就在大保护庄住下了。
六、七月间，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报社、医院和中共党校先后住到大保护庄附近的村里。这一带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革命根据地大后方。一进入驻地，宣传队就开展宣传活动，讲共产党的主张，讲抗战、打日本、救中国的革命道理。战士和贫穷的劳苦大众关系日益密切，刘敬宗和部队同志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他经常给八路军送给养、送干草、带路、站岗放哨，从未感到累和苦，能为自己的队伍干点事感到光荣。
八月里的一天，南沂蒙来了一个个子不大，一脸络腮胡子，像是知识分子的同志。他住到了刘敬宗家。这人就是沂南县县委书记李铎。
李铎一住下，就和刘敬宗父亲谈开了，问他家有多少田地？生活怎么样？他平易近人，说话句句在理，对刘敬宗一家如同自家人，经常和刘敬宗聊天，给他讲了不少道理。
这让刘敬宗有了想法，想共产党党闹革命。这想法越来越强烈，渐渐地，几乎是日夜地想。可上哪里去参加，要找谁呢？经过了几天考虑，刘敬宗终于鼓起勇气去找他的叔辈，先找张大吉，再找孟宪美，他俩平时是他信赖的人，而且他们思想进步，工作积极，革命道理懂得多，而且接近八路军的同志也较多。
有一天晚上，刘敬宗问张大吉；“大叔，共产党对穷人这么好，人家说咱村里也有共产党，我们参加行不行？”
张大吉很严肃地说：“这可不好讲，叫敌人听到可不得了。”又说：“你要好好地工作，支援前线，给八路军抬担架、送给养、带路、站岗。革命工作咱们穷人不干叫谁干？住在你家的李同志，不是和你说得很多吗？”
刘敬宗说：“是的，他讲得很好，我们一家都很愿意和他接近。”
张大吉嘱咐刘敬宗说：“他是代表咱穷人说话办事的，听他的，照他讲的去做不会错。也是一段时间后，刘敬宗才知道，张大吉就是他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张大吉的话点醒了刘敬宗。从此，他思想上有了一个指路明灯，就更努力工作，积极学习，主动参加夜校学文化，学唱歌，参加站岗放哨，给部队抬伤员，送情报等。
1941年6月，张大吉、孟宪美找刘敬宗谈话，叫他当游击队小组长，不久，又叫他当剧团团长，叫他带领游击小组去岸堤区、中谷村、大苗山打顽固派。此后，乡里、区里开会，也叫他去参加。
就在这一个月的下旬，张大吉、孟宪美介绍刘敬宗入了党。这一天是6月24日，入党仪式在大保护庄前面的西庙里举行，时间是晚上8点。这是刘敬宗终身难忘的时刻，他从此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不久，支部叫刘敬宗担任党小组长，五天过一次组织生活，半月上一次党课。要求是严格的，出外要请假，无故不参加小组会要批评。
小组会上，一是汇报自己的思想；二是汇报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三是汇报剥削阶级和破坏分子的活动情况；最后开展批评与自刘敬宗批评。
12月间，分区委书记李开禄给刘敬宗等人上党课，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任务。接着又调刘敬宗到县委党校学习，系统地学习了共产主义的初步理论，使刘敬宗懂得了穷人为什么会苦、受压迫，明白了自己长期受苦受难的根源，有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刘敬宗学习回来不久，在一个雪花纷飞，天寒地冻的下午，接到了常山分区委调他到区委工作的通知，他既兴奋又有很多顾虑。兴奋的是自己已成为一名干部，从此可以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多的工作；顾虑自己从小要饭、放牛、做长工的人，参加革命时间短，上区里当干部能不能干好？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敬宗认识到这是党对自己最大的信任和培养。为了革命，他当尽力去干。于是，他向支部交待了工作。
此时，他母亲患病巳久，面容十分憔悴，而且他从来没和母亲离别过。他咬咬牙，还是下定了决心，只是心里很是难受。母亲知道他调区当干部即将离家，鼓励他，要他永远跟党走，听党的话。刘敬宗便离开了家，到常山去。
到了常山分区委，书记李开禄、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奇热情地和他谈话。刘敬宗感到，自己是离开了小家，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组织上分配他任组织干事。书记李开禄和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奇，要他在管好基层支部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更需抓紧学文化。他俩谆谆教导刘敬宗说：“革命需要文化，没有文化不能看书看文件，听报告记不下来，做组织工作连介绍信也不会开，那怎么成，希望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
张奇经常教刘敬宗学文化、学政治。在他的热情教育帮助下，刘敬宗白天学，晚上学，一有空就学，用铅笔写在本子上，休息时用草杆在地上划，晚上睡觉用手指在肚皮上划。开会休息时，人家休息，他就学写字。他问一个字就写在手心里，回家再写在本子上。日积月累，几个月以后，他就会开组织介绍信了。有了收获，刘敬宗学文化的积极性更高了。
后来，组织上提拔刘敬宗担任分区委组织委员兼青年主任、分区委副书记，他的担子更重了，更感到学习的重要。《鲁中大众报》成为他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县里发下的《党的基础知识》、《介绍陕西劳动模范》等小册子，是他学政治、学文化的好课本，常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不耻下问。他因此多次被评为学习、工作积极分子，受到表扬和奖励。这一切，为他后来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5月，刘敬宗随军南下浙江，任中共余杭县委组织部部长，1952年任中共余杭县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