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六月四日，一场注定改变大唐命运的政变在长安城徐徐拉开帷幕。作为主导者的秦王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恭等心腹大将日夜劝说下，依然迟迟未下决心。他派人千里问计，等待两位身在异地、手握重兵的大将李靖、李绩的态度。这一等，便是数日。直到收到二人默许的回应，李世民才最终决定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这场血雨腥风过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命丧黄泉，李世民登上了皇位，开启了贞观之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李世民此前的犹豫与等待，不仅关乎政变成败，更是一场关乎大唐生死存亡的复杂博弈。
帝王权柄引发的权力之争
武德年间的大唐，表面上歌舞升平，实则暗流涌动。自从李渊称帝进驻长安，这位开国皇帝就再未踏出长安城半步。他把打天下的重任交给了两个人：南方有李靖平定萧铣，北方有李世民逐鹿中原。
在这场开疆拓土的战争中，李世民可谓立下赫赫战功。他不但平定了河北，剿灭了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更是招揽了一大批能臣猛将为其效力。与此同时，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却在长安城与父皇李渊一同享受着胜利的果实。
这种权力分配的失衡逐渐成为大唐的隐患。李渊虽贵为天子，但他既无军功，又不善治国。他甚至为了讨好爱妃，强行夺走李神通靠军功获得的土地，赐给爱妃的父亲。
这种任意妄为的行为激起了山东集团的不满。李世民的部下们流血流汗打下的江山，却要眼睁睁看着被关陇贵族瓜分。大唐开国之初的这种结构性失衡，亟需重新校正。
李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联合李建成和李元吉，开始打压李世民的势力。但这种校正方式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矛盾。关陇集团虽为大唐建立做出的贡献微乎其微，却占据了朝廷最高位置。
以裴寂为例，此人才学平庸，却因出身关陇世家而位居宰相之职。山东集团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却只能看着这些关陇贵族坐享其成。这种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让李世民的部下们愈发不满。
而李渊的昏庸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他不但不能平衡各方势力，反而在后宫佳丽的影响下做出诸多不当决策。这让李世民的部下们看得清楚：若不采取行动，他们先前的付出将付诸东流。
在这种情况下，手握重兵的李靖成为了一个关键人物。虽然名义上南方战事由李孝恭统帅，但真正的操刀人是李靖。他在平定萧铣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这也让他成为了李世民所倚重的大将之一。
同时，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日益激烈。关陇贵族凭借与李渊的密切关系，牢牢把持着朝廷重要职位。而以李世民为首的山东集团，虽有军功在手，却难以在朝堂上占据优势地位。这种政治格局的失衡，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秦王府势力逐步被蚕食瓓解
随着李元吉借北伐突厥之机，开始从李世民手中夺取兵权，秦王府的势力日渐衰微。李元吉打着北伐的旗号，大肆收编李世民的部将，秦琼、尉迟恭、程咬金等猛将纷纷被征调。
更为严重的是，连秦王府的士卒花名册都被李元吉强行索要。这意味着李世民手下的军队，也将被李元吉任意调配。这一系列动作，让李世民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恭等李世民的心腹，不得不采取行动。他们日夜不停地劝说李世民，希望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些将领深知，若再不采取行动，秦王府就将彻底失去军事力量。
面对众人的劝说，李世民却显得异常谨慎。他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决定向远在外地的李靖和李绩询问意见。这两位大将都在外统兵御敌，掌握着重要的军事力量。
李世民派出心腹，千里迢迢去询问李靖和李绩的态度。这一举动充满了风险，因为当时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秦王府的一举一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警觉。
在等待李靖和李绩回复的日子里，秦王府的处境更加艰难。李元吉继续大肆挖墙脚，不断从秦王府抽调兵力。那些曾经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的将士，不得不接受新的调遣。
李世民的部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失去了军事力量，就再也没有与太子李建成抗衡的资本。而李世民却始终在等待李靖和李绩的回复，这让众人更加焦虑。
这段时间里，李建成和李元吉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他们加强了对秦王府的监视，派出大量探子打探消息。秦王府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终于，李靖和李绩的回复传回长安。两人都选择了＂辞＂，看似推脱，实则默许。这个微妙的态度，让李世民看到了希望。有了这两位手握重兵的大将支持，玄武门之变的胜算大大增加。
在确定了李靖和李绩的态度后，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他开始着手准备玄武门之变的具体事宜。而此时的李建成和李元吉，还沉浸在打压秦王府的得意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随着时间推移，秦王府表面上看起来已经式微。但实际上，一场足以改变大唐命运的行动正在秘密筹划之中。李世民通过这段时间的等待，不仅确保了外援，更为后续行动做好了充分准备。
李靖李绩暗中倾向秦王府
在《旧唐书》的记载中，李靖对李世民的态度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模糊。＂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李靖的立场，他完全支持李世民的行动。
而《资治通鉴》中记载的＂辞＂字，其实蕴含着更深层的政治智慧。李靖和李绩都在外领兵，若他们反对李世民的行动，完全可以上书李渊告发。但事实是，在整个玄武门之变期间，李渊始终被蒙在鼓里。
这种表面上的模棱两可，实际上就是一种默许。李靖和李绩选择＂辞＂而不是明确表态，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腕。他们既没有直接卷入夺嫡之争，又给了李世民最需要的支持。
李世民派人千里问计的举动，本身就充满了风险。当时的长安城内，李建成的耳目众多，一旦消息走漏，后果不堪设想。但李世民依然这么做了，可见李靖和李绩的态度对他来说何等重要。
从军事角度来看，李靖和李绩的支持至关重要。李靖镇守灵州，扼守着通往突厥的咽喉要道。李绩则统领重兵，在另一条战线上牵制着外部威胁。这两个战略要地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政变后的局势稳定。
历史证明，李世民的谨慎是正确的。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兵临城下，正是因为有李靖在灵州的布防，才让李世民有了谈判的底气。而李绩的军队，则成为了稳定局势的重要力量。
在当时的形势下，李世民手中的兵权已经所剩无几。李元吉打着北伐的旗号，已经抽调走了大量秦王府的将领。如果没有李靖和李绩这样的外援，李世民即便成功发动政变，也难以稳定大局。
而李靖和李绩的微妙态度，也给了其他观望者一个信号。许多手握兵权的将领都在等待，一旦他们看到李靖和李绩倾向李世民，也会暗中支持秦王府。这种连锁反应，大大增加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率。
政变发生后的事态发展，更证明了李世民等待李靖和李绩表态的正确性。当突厥趁机来犯时，正是这两位大将的存在，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的军事部署，为新朝廷的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李靖和李绩的态度，不仅影响了玄武门之变的成败，更影响了整个大唐的政局走向。他们的支持，让李世民在夺取政权后，能够迅速稳定局势，开创贞观盛世。这也许正是李世民愿意冒险等待他们表态的深层原因。
相比其他支持者的公开表态，李靖和李绩的＂辞＂字回应显得高明得多。他们既没有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又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李世民最重要的支持。这种政治智慧，也是他们能在后来的贞观之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大唐内忧更迭外患频仍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刚刚坐稳龙椅，突厥就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了进攻。十万精骑绕过李靖镇守的灵州，从徽州方向长驱直入，一路攻打到泾阳。
李世民立即派出尉迟恭前去迎敌。尉迟恭虽然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胜利，但依然无法阻挡突厥大军的推进。突厥军队很快就兵临长安城下，对新生的李世民政权造成了巨大威胁。
在这危急时刻，李世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单骑出城，与突厥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最终达成了＂渭水之盟＂，暂时化解了突厥的威胁。
而在突厥入侵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李建成的支持者罗艺，本应该负责防守边境。但在突厥入侵时，他却显得异常消极，导致敌军能够轻易突破防线。
同样，在豳州驻守的张瑾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面对突厥的进攻，这位李渊的心腹将领选择了龟缩城中，放任敌军长驱直入。这种消极抵抗的背后，或许正是对新政权的无声抗议。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李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他率军疾驰至豳州，准备截断突厥的退路。虽然因为＂渭水之盟＂的达成而未能实施这一计划，但他的行动展示了对新君主的忠诚。
李绩的军队也在这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存在让那些对新政权抱有异心的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这种军事威慑，为李世民巩固政权提供了重要保障。
随着局势的逐步稳定，李世民开始着手处理朝廷内部的问题。那些在玄武门之变中保持中立或者暗中支持李建成的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宰相裴寂的去职。
李世民公开指出裴寂＂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的问题。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否定，更是对整个关陇集团的警告。在裴寂之后，以房玄龄为代表的新一批官员开始走上政治舞台。
这种新旧势力的更替并非一蹴而就。李世民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既不过分打压关陇集团，又给予山东集团适当的政治空间。这种平衡之道，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李靖和李绩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重用。他们在玄武门之变前的＂辞＂字回应，以及之后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了他们的政治智慧。李世民对这两位大将的信任和重用，也反映了他的用人之道。
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和军事调整，最终帮助李世民度过了即位初期的动荡。突厥的威胁被化解，内部的反对势力被驯服，新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这也证明了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等待李靖和李绩表态的决定是何等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