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自启动以来，一直备受碳圈人士的关注。第二批方法学的发布，更是引起了广泛的期待。这一期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当前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现实需求。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碳市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手段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的碳市场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交易品种单一、交易活跃度不高等问题。因此，为了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发展，需要引入更多的行业企业及投资方，同时也需要丰富碳市场的内容，提高市场的多元化程度。

第一批CCER方法学虽然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可操作空间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批方法学主要关注于造林、可再生能源的减排，而普通企业无法触及，这大大减少了市场的活跃性。

因此，第二批方法学的发布，有望为普通人提供更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机会，从而有效激活市场实现良性发展。关于CCER方法学遴选深度分析详见CCER方法学遴选之道

在两会期间，“双碳”仍是占据核心的议题之一。两会委员为加快立足国内先进技术编制CCER方法学而郑重发声。

“之前，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核证和备案，主要标准源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方法学。但从本质上来讲，CDM机制下的核证减排量（CER）是欧盟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技术输出方式。随着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重启，CCER的有关方法学也面临着更新和完善。”3月5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山西省委会主委李俊林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山西省委会主委李俊林

李俊林进一步阐释，CDM机制的核心在于欧盟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在CDM机制下产生的CER，实现其自身的碳减排目标，从而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获得CER的认定，需满足两大关键条件：首先是相对于行业技术基准线的碳减排成果，其次是要强调CER收益对于项目实施的额外贡献。这两个条件共同构成了CER销售的前提：即必须采用超越国内行业基准的先进技术，并且其实施成本需达到经济不可行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技术领先企业不仅推动了碳交易体系的建设，更通过技术为基础的方法学，向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传递了西方先进但成本高昂的技术，从中获取了远超CER购买成本的技术利益，这一点在CDM方法学所依赖的技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此，新的CCER应摒弃以国际方法学和国际市场认可为对标目标的做法，并停止极力推荐国际方法学标准。这种以西方CDM机制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已经过时，不仅与中国国情相悖，而且不利于中国国内先进技术的发展。

为此，李俊林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中国特色CCER方法学的研究。不宜全盘接受CDM、国际自愿减排标准（VCS）等国际方法学，应该立足国内技术发展需要和国内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编制中国特色的CCER方法学体系，通过国内和国际碳市场提高国内低碳技术的影响力。

二是加快改革现有方法学申报评审的管理机制。增加方法学征集和申报渠道，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申报；在方法学评审环节增加技术专家、行业专家、金融专家等，增加技术和产业话语权；增加方法学公示环节，广泛听取不同意见。

三是研究服务于中国“双碳”目标导向的CCER理论基石。额外性论证中加强对减排技术外部性的关注。目前方法学的额外性论证特别强调项目财务收益对碳交易收益的依赖性，容易排除那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气候效益的项目。鉴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往往能快速推广，建议聚焦减排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外部效应这一基础，淡化财务限制，鼓励优质减排企业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

加快CCER方法学的制定，无疑是对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一次有力推动，它不仅是市场完善的必要步骤，更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坚定践行。此举不仅有利于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项目的蓬勃发展，更能激励更多行业、企业积极投身到温室气体减排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