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其他原因，给全世界带来了动荡和不确定性，而在这种不确定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确定因素，推动了由中国带头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随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政企数字化已然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

但对于政企单位来说，在着手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数字化转型”。

2020年，国务院首次将数据写入政府文件，明确了其第五类生产要素的地位。数据已经成为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传统经济增长要素之外，新的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要素。换言之，在这场数字化浪潮当中，谁掌握了数据，谁就能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如今，中国政企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是自身动力，第二则是外部压力。

中国政企，特别是政府部门和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还处在萌芽和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来提升和创新现有的运营模式、管理能力，从而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发展新动能。

比如说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前机场的230多个可用机位里，廊桥机位只占1/4，剩下的3/4都是需要旅客坐摆渡车才能登机的远机位，导致旅客体验并不好。

而在牵手华为云进行全量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之后，深圳机场的廊桥利用率就提升了10%。这10%就意味着每年能让260万人省去坐摆渡车的麻烦，大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感。这种业务上的效率提升和创新，正是中国政企数字化转型的内驱动力。

另一方面，政企的外部压力则来自于政策号召、科技发展以及疫情影响等几个方面。在这个数字化的浪潮中，没有任何一家政企能够逃避，要么跟随数字化转型的大势扬帆远航，要么就逐步丧失竞争力最终成为“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

解决了“为什么要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国内政企遇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数字化转型”。根据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各类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价值1.7万亿美元的行业，但70%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比如说2018年，浙江某大型传统制造企业启动中台项目，试图通过这种数据、技术和业务流程的全面统一建设，来完成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

在该集团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数据孤岛问题，同时也缺乏治理，甚至连最基本的用户账号统一都没有实现。这样的集团听起来是非常理想的实施中台的场景，但最终该项目于2019年底被叫停，负责项目的CIO引咎辞职，集团临时启动了一个“拆除中台”的项目作为收尾，而计划中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能够实现。

实际上，中台的灵感来源于芬兰的一家游戏公司Supercell，Supercell通过数字化的管理、运营方式在短时间内制作了多个爆款游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这种成功进行简单粗暴的模仿并不可取，尤其是对于传统的政企单位来说，从制度到管理都和互联网企业有着天壤之别，照搬互联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方式并不可取，但慢慢研究数字化转型方案又会错失先机，因此国内政企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云计算厂商。

要聊能够国内推动政企数字化转型的云计算厂商，我们首先要将目光聚焦在几个国内头部大厂上，一方面他们拥有更强的技术和资金实力，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追求业绩增长的必然需求。

赛迪顾问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政务云市场规模达到653.6 亿元，同比增长42.3％，远超国际同期9.2％的增长水平，而政务云市场上也涌现出华为、阿里、腾讯等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厂商。

刚才我们说，照搬互联网模式进行数字化转型并不可取，中台项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阿里、腾讯等头部玩家，能够把自家的云计算业务推广开来，显然是有更多基于本土政企真实需求的思考。前者在疫情中靠办公软件钉钉打开了市场，连接数百万公务员、上亿学生进行办公学习；后者则依托QQ时代积累起来的音视频能力，通过企业微信拥有了直接触达数亿消费者的能力。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的华为云。依靠在政企领域摸爬滚打30年的经验积累，To B基因贯穿了华为从产品研发到销售到运维再到支持的整条链路，这让华为云从骨子里就更善于做企业级产品。历经两三年迭代的华为云在2020年涨势明显，增速高达168%，成为中国前二、全球前五的“一朵云”。

随着云原生2.0的时代加速到来，全面云化和全栈智能已经成为实现政企数字化治理的基石。但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政企客户上云正在走进深水区，对提供云服务厂商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华为、阿里、腾讯组成的HAT阵容，最近也在积极调整应对策略，谁能够在政企市场上杀出重围，也将成为未来的最大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