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3年12月出版），作者王福伟，原标题《皖东惨案回忆》

请注意文末落款时间，勿做无聊争议！

正文

一九四四年皖东惨案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又一血腥罪行。我是皖东惨案的受害者之一。惨案发生后，我被囚禁在古河河南邱家花园，时间达两月之久。现在事情已过去二十一年了，可是一回忆起当年反动派穷凶极恶、灭绝人性的罪行，仍不禁毛骨悚然，令人恨入骨髓。

以下是我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一些片断。

抗战期间，安徽属第五战区，是国民党反动派桂系的地盘。当时皖东地区的几个县，除了全椒北部和西北部的枣岭、周岗、三合集，定远的藕塘，以及来安部分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交通沿线的县城、重要集镇，都被日寇和伪军占领着。全椒古河镇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这里设有“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国军”一七一师师部（军队常驻藕塘南部一带，封锁解放区）。专署所属的各县流亡政府，则设在全椒程家市（在古河镇东，距古河二十华里）及古河左边一带。地方部队有“第五战区第十挺进游击纵队”，司令部设在古河，司令柏承君。该部拥有三个支队，分驻全椒、和县一带。

所谓“第五战区第十挺进游击纵队”，差不多就是一支士匪队伍，这个纵队的司令柏承君十分反动，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一九四三年冬，一个漆黑的夜晚，新四军的一个战士在执行任务时掉了队。天明之后，他便装潜入独山（距程家市和古河均在十里左右）地下党组织司×家中，不料被一个反动保长发现，报告了第十纵队司令柏承君。当天，司×被逮捕了。司×经不起威吓、利诱，暴露了组织，投降了敌人，并一变而成为柏匪部下的“锄奸”大队大队长。由兵痞爬上司令宝座的柏承君，感到这是向上级表现自己反共积极性的一次大好机会，因此大肆进行追捕。

柏匪手下平时豢养了许多爪牙，这些匪徒们一贯拉牛绑票，敲诈勒索，奸淫掳抢，以杀人为能事。现在有了机会,当然更要变本加厉地来残害人民了。

那时，我在古河当一名小学教师，满以为全家逃难在外，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当个教员，跟一般人没有什么来往，连程家市、古河也从来不去，黑名单大概写不上我。再说，反动派抓人，一般找有油水的，好榨钱。我是个没有油水可榨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这个天真的想法完全错了。大约是在农历四月十五、六日的光景，大难临头了。这天上午（九时左右），我正在上课，两个特务跨进教室前的大院子，一个在外站着，一个走近讲台，歪着脑袋瞪着眼问：“学校叫什么名字？”“全椒黄花观学校”，我回答。这个特务又问我的姓名，然后凶声凶气地说：“走!跟我走！”我就这样莫明其妙地被逮捕了，几十双受惊的小眼睛把我送出教室门外。

学校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操场，操场尽头便是下坡，过冲就是我居住的瓦屋刘村。突然，“卡拉”一声枪栓响，接着，一个特务凶狠地喊道：“站住！放漂亮些！”我不由一惊，站住了。脑袋好象发涨似的，全身肌肉也觉得紧张起来，心一横，眼一闭：打吧！枪毙吧！一秒、两秒……过去了，枪还没响。怎么回事？我转过头来看，原来两个特务在掏绳子，叫我两手背着受绑。这是特务们要钱的惯伎，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告诉他们，我是难民，逃难在乡间，当个穷教员，没有钱。两个特务无可奈何，只得丧气地说：“谁要你的钱，少说废话！走！”

消息传得真快，过了冲，路过瓦屋刘村时，我的家眷抱着周岁的孩子，噙着眼泪迎了上来，向特务们求饶：“官长，求求你们，放了他吧！”特务没理睬，也没言语。我安慰了她几句，说没有什么事，过几天会回来的。村子里的男人，一个没看到，大概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不知飞往何处去了;只见几个妇女带着不安的神色远远地站在一旁。

“第十纵队司令部”位于古河南部偏西，约有百多亩的面积，这是一个可怕的魔窟。司令部四周筑有土围墙，隔不多远有一座碉堡，的匪兵端着带刺刀的长枪，寒光闪闪。

我正在等候发落，蓦地从外面跑进一个匪兵，向他的伙伴们说：“乖乖，林大萝卜吃了十三刀！”

“怎么吃了十三刀？”匪兵们带着好奇的口吻问。

“司令审讯他，他一直不承认是‘匪军’，司令叫动刑，他破口大骂，说：‘柏承君——说到这里，他伸了伸舌头，大概他觉得不该喊出这位司令的名字—你这个土匪，黑了天了，杀了我，我也不招！’司令好恼火，亲自拿过卫兵的步枪，对准林大萝卜的两条大腿胯一连戳上十三刀！大萝卜两腿鲜血直淋，坐在地上还在骂呢。司令叫吊起来了。你们去看看！”话刚落音，十多个匪兵，一窝蜂地跑了出去。

没有经过这种场面的我，骤听之下，吓得心惊肉跳，好象刺刀刺进自己的心窝一样难过。这时一个手拿名单的人喊我的名字，并命令匪徒们：“把王福伟下第三号！”这时，两杆枪把我押送到三号牢房。

司令部里设有专门审讯“罪犯”的刑讯室。第二天上午，提讯我和从小集逮捕来的一个姓杨的人。到了刑讯室，只见室内外站满端着三八式步枪的士兵，步枪上都上着刺刀；一些穿着便衣、满身横肉的匪徒们叉着腰，气势汹汹地站在刑具旁：杀人魔王柏承君威风凛凛地坐在刑讯室的正中，两旁是记录“罪犯”“罪行”的人。整个屋子象个阎罗殿、杀人作坊。

走进刑讯室，首先审问这个姓杨的。柏匪眯着毒蛇般的墙外挖有深水沟。魔窟内岗哨森严，守卫眼睛，操着一口东北腔：“小子，杨××（记不清名字），你知罪吗？”

“司令，鄙人不知道！”那个姓杨的话声颤抖着。

“嗯？不知道？新四军攻打程家市，你做了哪些事？”柏匪摆出刽子手的凶恶面目，眼睛一翻，站起来，左手叉着腰，右手攥紧拳头，使劲地往桌子上一捶，“不说，给我动刑！”

两旁站立的匪徒，象应声虫一样齐声叫喊：“是！”

这个姓杨的经这一吓唬，浑身抖得更厉害了，“扑通”一下跪下来，哭哭啼啼地哀告：“司令,冤枉啊！我身为乡长，怎么会通新四军！……我敢具结，如果确有其事，枪毙我，决不后悔！望青天司令明察！”

柏匪火了，立刻命令用刑。

匪徒们疯狂起来了，一个匪徒把姓杨的双手向后一拧，另外两个手忙脚乱地放绳子，绳子通过大梁上的滑车，垂直下来，那个匪徒把姓杨的双手背剪着用那根垂直下来的绳子捆好，然后，那两个匪徒使劲地往上拉绳子，随着绳子的上升，姓杨的两只脚渐渐离开了地面，不到分把钟，便吊起三、四尺高。姓杨的一离地，妈妈娘娘地喊：“司令啊！饶饶吧！冤枉啊！”脸色由白变紫，面皮象涂上了一层油。

柏匪看姓杨的还不招认，便瞪着眼，咧着嘴，又命令：“给我加刑！”

只见一个匪徒从屋角里拎来一个上面套好绳子的石锁（重有二十多斤），往姓杨的颈脖子上一挂，那原先上昂的头立刻沉落下来，两臂自然地张开，两腿向上翘起。脸上的汗珠，起先象露珠一样凝结起来，不大工夫便不断地往下滴。

那个姓杨的逐渐泣不成声，昏迷过去。

匪徒们把绳子放下，用凉水在姓杨的脸上泼了一阵，才见苏醒过来。这时，柏匪又大声吼叫：“说不说？说不说？”

姓杨的只是有气没力地求饶。柏匪又命令吊起来，……

姓杨的又一次地昏迷过去。

放下来，吊上去，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姓杨的终于因为受不了刑罚，招认了。

柏匪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是的。”姓杨的说。

“新四军攻打程家市，那天夜里你去没去？”

“去的。”

问完，柏匪一边命令给姓杨的砸上铁镣，要他自白，一边指着我问：“叫王福伟吗？”我回答以后，只见他大发雷霆：“你们这班‘匪军’，到处搞赤化，非把你们一网打尽不可！”说着，摆动着他那魔爪，指着那些刑具说：“看看这是些什么家伙，不说实话，杀了你！”

那些是什么家伙？我早就看在眼里了。看了真叫人害怕。老虎凳、踩杠、烙铁、掺子……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什么刑具都有。姓杨的所受的刑罚，名叫“坐飞机”。

这天，柏匪大概审讯疲劳了，也许是打脓包吓好汉，没有审问我，嘶叫了一气，命令把我带下。

回到牢房后，我久久抑制不住心脏的跳动。

个把钟头以后，那个姓杨的被押送回来了，只见他拖着沉重的铁镣，一步一“哗啦”，口里欲嘘着，进了牢房，抽动着嘴唇，说：“不得活了！屈打成招嘛！我写下了‘自白’书了，承认了！”他过不一会，便哭一阵子，哭哭又想，想想又哭，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后来听说这个姓杨的给杀了。

一天过去了，没有提审我。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直到第三天夜里，我才定了“案”。

在这三天里，牢房里的每个人我都认识了。他们都是以“通匪”的罪名逮捕下牢的，个个都在严刑拷打下，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个叫李志道的，大个子，他是柏匪部下的机枪手。他说，有一天，他在一号牢房门前站岗，他知道这一号牢房里有个李能才，是他的邻村人，又教过他的书，因为这些关系，就买了两包香烟，扔进牢房。事有凑巧，柏匪正打这儿路过，瞥见了，立即以“通匪”罪名绑赴刑讯室审讯。李志道以实情相告，柏匪如何肯饶；命令用刑，先用踩杠踩，后“坐飞机”，直到昏死过去。醒来后李还不招认，最后又给种上六颗“牛痘”。什么叫种“牛痘”？就是在你不招认的时候，柏匪亲自用刺刀在你膀臂上狠命地刺去。李志道说到这里，把膀臂伸出来，上面的刺伤疮盖还没有脱落。他告诉我这次抓来的人，大部分人受不了这个罪，招认了，但愿早死。

看到的，听到的，都给了我现实的教训。以我一个当教员的来说，怎能不害怕呢？说实话，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死吧，快死吧，冤死的也不止是我一个。

这天夜里，天上罩着一层薄薄云彩，月色朦胧。一个匪兵猛然喊着我的名字，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出了牢门，只见那个匪兵一手拎着手枪，一手拿着大刀，吓了我一跳。没想到这个当兵的人还好，他看我过沟不容

易，还拽着我跳了过去。走了几步，他又低声告诉我：“不要怕，法官审讯。”他的意思是说，法官虽凶，还不及柏匪。

到了刑讯室，那儿已经有几个“犯人”在等着。那个法官先照例问我姓名、年龄、住址、职业，然后厉声地问：“在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担任什么职务？”

怎样回答呢？正在犹豫，那个法官好凶啊，睁大了眼睛咆哮起来：“说！免得皮肉受苦！”

好象做好了的把戏一样，那几个“犯人”说了：“你不是在民国二十九年参加共产党的吗？”

“对，对！”我连声说。

“你是不是共产党区委？”法官又问。

……

我一一承认下来。就这样给我定了“案”。

我总算是侥幸的了，虽然受了多次的恫吓，但却没受过一次刑。

十多天以后，又提审了。那是一个黑夜，法官硬把王集、太平庵一带特工队拉牛绑票的罪恶强加在我的头上。据说新四军因为缺乏供给，因此要我带了一个组专门干这个勾当。出狱之后，村里人背下问我：“王先生，你真的拉过牛，绑过票吗？你登报啦（当时的“皖东日报”）！”我只得苦笑笑。心直嘴快的就大声嚷道：“他妈的，拉牛绑票明明是他们自己的特工队干的，倒会洗干净身子，对好人头上推！”人民群众的评论是公正的！匪徒们企图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共产党人，的确是枉费心机。

柏匪司令部的牢房，简直是人间地狱。牢房是按号编的，都是一座座矮小的草屋。我被囚禁的三号牢房，长约一丈三、四，宽六尺多，屋檐不足五尺高，是麦秸和稻草搭的。牢房仅有三个小窗口，是作送牢饭用的；门是木栅栏，可以看到外面的院子。这么小小的牢房，却关了二十多受害者，屋子里挤得满满的。

这年夏季特别热，白天，烈日蒸得屋子发烫，加上人多热量大，“罪犯”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夜晚，又都用绳子背绑着，只好侧着身子睡，腿只能蜷着（脚上都是铁镣或粗绳子链着）。同牢的人你靠我、我贴你地挤着，热得直叹气。

天睛的日子还好过些，遇到雨天，那个罪就更难受。外面大下，里面小下。牢房里的地面低于外面的地面，不到片刻，屋里便象个养鱼坑，大家只好坐水牢。雨止了，水纵然排了出去，晚上却要睡在湿地上，硬用人身的热气把垫地的麦秸焐干。

这里蚊子、虱子、跳蚤、臭虫特别多。夜晚，身上奇痒难熬。日子久了，大家在入睡前偷偷地相互解去背捆的绳索。有一回，我朦胧睡去，两手不由地搭在胸上，被警卫牢房的士兵发觉了，便用带刺刀的长枪从木栅栏门的门隙穿进来，对着我的胸口，大声吼叫：“想跑！戳死你！”吓得我赶快把手背过去，让身旁的难友，背着手又把我的手捆好。

“罪犯”们在这样的牢房里，没有一个人身上的皮肤是正常的。有的满身是痱子，红得象死虾子，有的身上长疮，终日流血水。我的左腿破了，一天到晚流脓流血，至今腿上还留着几个铜元大的疮疤。

“罪犯”们在这样的牢房里，怎会不生病！生了病，匪徒是不给你治疗的，只好“听天由命”。我还记得这样的一件事。端午节那天，有个姓石的，他家人买通匪兵，送来了一小煨钵子红烧肉给他过节，姓石的一钵子肉吃完，还剩一些汤。有个叫朱显声的嘴馋了，就一口气把汤喝完，过后他又喝了一碗生水，第二天便患上了痢疾。“犯人”放风，每天只有两次（早晨和傍晚），患痢疾的人怎能受这样的限制，但匪徒们却不肯随便放他出入。这位病人不时地叫：“班长，行好吧！实在忍不住啦！”说了多少好话，后来才特许他不时地出去方便。那几天天又下雨，他经常鞋上带些大粪到牢房里，还把鞋枕在头底下，直到现在，一想起来，还叫人恶心。

柏匪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杀人的方法是残忍的，随心所欲，无所不用其极。

据李志道说，柏匪的特务连不知杀害了多少人，有共产党人，有新四军“探子”，也有老百姓。“我们当兵的，要执行他的命令，如有违抗，一样处死。”他还说：“这个司令杀人才毒呢！在这里处死的人，一般不是枪毙，大都在河沿（司令部附近）挖上一个坑，夜晚把人带到那里，把嘴堵上，一脚踢倒，用三八式步枪上的刺刀，向人体的胸部（伏倒的就是背部）、腹部，一刀一刀地戳！戳过一、二十刀，戳得死者遍身血肉模糊，再把尸体推进坑里。”

“被害者这样处死，惨不忍睹吧！”我问。

“那当然罗！声音很难听，象用小刀戳在鲫鱼身上一样，发出“扑嗤，扑嗤”的声响，人嘴是堵住了，但还会听见受害人发出痛苦的呻吟。第二天早上，死者往往不是手撑出来，就是脚蹬出来！大概是人死心没死！”说到这里，他好象有些忏悔。

他还说到过在我入狱之前十多天，柏匪残酷地杀害一个革命者的情形。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野兽们把一个革命者剥去上衣,绑在司令部大操场上的升旗杆上刺死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柏匪早把操场周围布置好一排排枪上带着刺刀的士兵,并命令司令部所有成员到场行凶。

这个革命者，面对最后的考验，仍然面不改色。他挺着胸，昂首阔步地走上升旗台。临刑前，他怒视着匪徒们，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柏匪一声令下，匪部的成员一个接一个端着刺刀向革命者刺去。这位革命者就这样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牺牲了。

一个月色昏暗的夜晚，又一次大屠杀开始了。那天晚上,牢房里的人们如坐针毡，大家都没有入睡。这时，只见一群匪兵武装整齐地站在我们牢房不远的地方，刺刀的光亮在月色中隐约可见。不一会，一个士兵低声喊：“报告，我没搞过！”（大概是个新兵，意思是说，没有用刺刀杀过人，不会戳。)

“他妈的，没搞过？看别人怎么搞，你怎么搞！不准说话！”一个匪军官用严厉的低声斥责着。

接着，一群匪徒手打电筒，在二号牢房前按名单喊“罪犯”的名字，一个、两个、三个……名字喊完，紧接着一个匪徒高喊：“三号还有两个！”

三号牢房里的人们一听这话，神经都紧张起来，谁都会想到：这两个究竟是谁呢？有的屏着气，有的出粗气，有的甚至发起抖来。我的心也怦怦直跳。

不一会，三号的铁锁开了，匪徒喊出×××、×××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记不清）。被叫到名字的这两位难友一面有气没力地答应了个“有”，一面找鞋拿衣服。外面催促着：“快！别穿鞋了！出来！”

野兽们把这十多个受难者（其他牢房有没有被提出的，还无从得知）两个架一个带走了。我们没有听到枪声，大概也是被活活地刺死了。

三号的这两个受难者，说来真是怪事。他们是在我入狱很多天以后的一天下午入牢的。他俩农民打扮，自己说，是送“案子”到司令部来的，不知为什么也把他们关了起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叫你们送‘案子’的？”我们问。他们说：我们是东王集附近人（什么村子记不清），今天摊我们两人担任瞭望哨。我们正在田里干活，乡公所来了人，要我们背上枪，带一张公事（公文），把一个人送到这儿来。送到后也没问什么，就把我们送到这号子里来了。

他俩下牢后，没有经过审问，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被杀害了。

有一天下午，提审李志道。他回来后，说话神情大变，不停地说：“我是没命了，今晚逃不过去了！”果真，这天晚上把他提出处决了。出牢时，他一直吐着不匀的粗气。

还有一次更疯狂的大屠杀，那是在我出狱之后，大约农历六月二十一、二的光景。

屠杀的前一天傍晚，柏匪提出了二十一名“罪犯”，借口解往卢大桥受训。“罪犯”们被用绳索一个连一个排成长队；押解的匪兵约有一个中队。这批“罪犯”解到距古河约二十多华里的黄山（属巢县，在古河西）的一个空旷的山洼里，先用机枪扫射，以后又用刺刀一个个给补上几刀。

受害者的惨状，是可以想见的。据说，枪杀前将“罪犯”排成一字形，机枪一扫，东倒一个，西倒一个，有仰面的，有伏倒的，身上紧绑着一道道的绳索，有的头部打光了，有的胳膊不见了，有的五脏流出来……血肉横飞，遍地皆是。

当天下午，柏匪在独山脚下又枪杀了十一名，在含山县境的一个圩埂上（距古河上十里）枪毙了六名。

传说，这天在其他地方还枪杀了一些人。究竟这天杀人魔王柏承君通过秘密的、公开的方式一共杀了多少人？这巳没有人能够统计出来了。但死在柏匪屠刀下，受害者可能不止千人!

抓去的人大多数被杀害了，只有少数人虎口逃生，活了下来。大约六月（农历）初七、八这天上午放风以后，各个牢房提出了一些“罪犯”，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是准备释放的。但下午我又和二十多人被押了回来，据匪徒说，我们这批人还要在大王庙（在古河镇）受“特种训练”以后，才能释放。

“犯人”释放前要宣誓，宣誓的地方是在一座佛堂里,佛堂中间供设关云长的挂像，周仓、关平侍立两旁。供案上的大蜡烛台上点起一对红色大蜡烛，大香炉插有几柱香，红烛高烧，香烟缭绕。香炉下压有红纸写的誓词一张，上写:

立誓人×××，因一时糊涂，误入歧途，承蒙各级长官俯念苍生，宽大为怀……准予自新之路……获释之后，倘行为不检，言论不慎，仍与“匪军”瓜葛不清，定遭五雷击顶，飞机大炮轰炸而死，不得善终。

此誓。

香案旁站的是柏匪政治部主任孔繁仁，摆出一副狰狞可怕的面孔。

我和两个农民是最后进佛堂的。两个农民不识字，孔匪叫他们跪下，要我一句句给他们领读。

宣誓的目的很明显，是叫出去的人，赌咒发誓，不要讲出此中的秘密。

这何异于“掩耳盗铃”，真是自欺欺人！敌人的愚蠢真是到了可笑的程度。

在我们这批人释放前夕，还有一段这样的趣事。

这天晚上，柏匪要大家去看戏。演的是什么戏？是一出“斩魏延”。稍微敏感的人都能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释放以后，说出他们的罪恶，便有马岱——他的特务跟在你的后面斩掉你的头。后来，柏匪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我离开柏匪司令部到大王庙受“特种训练”，大约在农历六月初十、十一的样子。

反动派的首脑说，我们这批人思想有问题，要我们受“特训”。“特训”时每天有“长官”给我们训话，说的不外乎反共反人民的内容。

一天下午，我们这批人统统集合在大礼堂里。不一会，反动头子漆道徵来了。他短粗的个子，头大腰圆，五十开外的年龄，说起话来舌音不清，又有点口吃。他来不是训话，而是最后一次审讯。上了讲台，从匪交给他一份名册。他接了名册，先戴上眼镜，然后左手捧着名册，右手拿着钢笔,按名册逐一点名询问。询问时，仍然是老一套，不外乎姓名、籍贯、住址、职业以及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等。询问到一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留难，没想到点到我的名字，问题严重了。

他提起拿着钢笔的右手，两只眼睛直盯着我，说：“哦，你，你是全椒县城人，是当教员的，民国二十九年参加共产党的，那，那你是个老，老共产党罗！”接着，摆了摆手，厉声说：“那，那不准你自新！”

“不准自新”，不用说是死路一条！我能就这样白白地死去吗？不！我不知哪里来的那一股勇气，马上编出了一套（有些是有根据的，有些是莫须有）谎言：

“报告，我有话说。”

“你有什，什么话说？”他提起了那将要在名册上准备画什么东西的钢笔。

“我虽是共产党，可是我自己还不知道！”

“你是共产党。怎么自己还不，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次我被捕，是韦雨农供认出来的。韦雨农和我在小学时（第二高等学校）同过学，民国二十九年他在全椒赤镇当区长，我在全椒黄花观学校教书，学校也在赤镇辖区内(以上都是事实)。有一次，他在区内视察，路过我们学校，和我见了面，谈到读书问题，约我组织一个读书会。哪个青年不要求进步，读书是件好事嘛，我就答应了……”（这是莫须有的事）。

他打断了我的话，问我道：“搞过些什么活动？”

“只是说，没有这个组织，更没有什么活动。这次韦雨农被捕，说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的组织，他供出我的名字，我就被抓来了。所以自己是共产党，自己还不知道。”

他听了我这一派谎言，伪装仁慈的样子，频频点头，说。“原，原来如此。坐，坐下！”

坐下以后，我的心仍在急剧地跳动着，始终忐忑不安。不大工夫（约十分钟左右），柏匪武装整齐地来了，跟随着的十多个卫士如临大敌，个个头戴钢盔，手持手枪。柏匪侍立在漆匪的身旁，面对着我们这批人虎视眈眈。我想起刚才的场面，不由内心又庆幸起来。杀人魔王柏承君是不愿听到任何人翻案的。如果他早到十多分钟，定会斥我抵赖，提出立时枪毙。反动派杀人如儿戏，何况你又曾自认是共产党人，匪头漆道徵也会照顾他的威严，立刻把我处决的。幸好柏匪迟到一步，我总算是虎口余生。散会了，难友们都说，当时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并说我胆大，善于应变。

不几天（大约在农历六月十五、六），我们这批人释放了。这又是一场惊恐。

这天早晨，柏匪亲自来放人，他把我们这批人集合在大操场上，开始训话：

…….你们这班‘匪军’，总算祖宗老子有德，承蒙各级长官宽大为怀，准予自新……释放之后，如再行为不轨，那是毫不留情的……”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旁边的随从递上一张纸。他接过那张纸，又说：“不过，这里面还有十六个人不能释放，还要回押！”

事前就布置好了，他的话刚落音，门外进来了一排匪兵，个个枪上刺刀，站立一旁。

这十六个人是谁呢？谁都会想到自己在不在这十六个人之内呢？大家一个个面色铁青，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柏匪宣布了：“×××、×××、×××……”一个、两个、三个……直喊到十六个，没有喊到我的名字，我的心才象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一个，两个，三个……十六个人被抓出去，用绳索背绑起来，排成一长串，又押回那可怕的魔窟去了。

这该平安无事了吧！哪知一惊始息，一惊又起。柏匪又开腔了：“马上就解散回家！但这里面还有十个人给我留下！”接着他又宣读“×××、×××、王福伟……”

这回可点上我的名字了。我只得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人们纷纷离开了。柏匪把我们这十个人带到操场的另一角落，先用威吓的口气问：“昨天晚上的戏，你们懂吗？以后在外面如果行为不轨，言语不慎，小心你们的脑袋！”后来又假惺惺地说：“这回在牢狱是吃了些苦，身体都好吗？回家之后，常跟我写信。要事做，来找我……”

十个人的表情各有不同，有的目瞪口呆，有的唯命是听，有的没有一点人色……柏匪走了，我们才象笼中鸟，各自惊飞。

出了大门，我的三弟正在等候我。他为我久久不出去，又看到绑回十六个人，也着实焦急了一番。到了古河街，我匆匆忙忙洗个澡，剃了头，吃了一顿饭，便和三弟离开了古河。

出了古河镇，我不知怎么的，不由地不时回过头来看看，越看越害怕，直觉得那魔窟里挺立着的一棵棵柏树，都象一把把带血的刺刀！

回到瓦屋刘村，已是月色满地了。村子里的人，听说我回来了，都来看望我，问这问那。看到我剃光了头，面部苍白、瘦削，腿上流脓流血，有的为我受尽折磨而感叹，有的为我侥幸获释而庆贺，有的则痛骂反动派的残酷……

回到家里，我着实整天焦愁。柏匪是说到做到的。匪窟的秘密叫我不说，这怎么可能呢!

五、六天之后，柏匪疯狂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又怎能不叫我吃惊呢！

十多天之后，又听说古河附近被释放的江天柱，在深夜里被匪徒们从床上拖出村后的塘边杀害了，这更使我朝夕焦虑。家里人、村里人也都为我生命的安全焦虑不安。白天的日子还好过些，一到夜晚，真是提心吊胆。好在村里人都能为我通风报信。只要狗一咬，或者有陌生人上村子来，他们就会通知我。有一天夜晚，我受了一次虚惊，这天夜里村子南北头狗吠得厉害，只见村后小路上有几个人影在晃动。这是些什么人，我怎敢动问，便从村前的枣树丛里钻出来，穿过前面的大冲，溜到对面岗子上的小庄子里。一小时以后，村子里人来了，告诉我没有事，我们才一道回去。象这样的惊恐，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附近的小村庄差不多都做过我的夜晚避难所。

还有更讨厌的东西，那就是全椒县特党部（国民党特务机关）。他们把我当作共产党人，经常找我麻烦，派特务找我，要我到程家市去，也给我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威胁。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一年了。国民党反动派给我在心灵上和肉体上造成的创伤，我永远也忘不了。

抚今忆昔，令人感慨万千！

二十一年前的今天，我正在敌人的魔窟里，受折磨，吃苦头，几乎死于非命；而今天，我却自由自在地幸福地生活着。

二十一年前，我是个教师，解放后，我仍然是教师，可是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二十一年前的教师，不仅受歧视，而且常常会受到无端的迫害；而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在党的教育、培养，以及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党和人民群众却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荣誉——“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去年，我还当选为县人民代表！

我痛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一九六四年七月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