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一代枭雄曹操把着汉室政权，更是逼死怀孕中的中宫皇后，而汉献帝在曹操的权势下瑟瑟发抖，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丝毫没有皇帝的尊严。
当时的曹操又如何想到几十年后的自己的子孙也会遭遇权臣逼位的情况，倘若他地下有知，估计会忍不住感叹一声：天道好轮回吧。
——·曹氏集团·——
魏明帝曹睿生活极度奢侈，他全然不顾当时天下还没有统一，百姓的财力物力已经十分匮乏的状况，大规模地兴建土木工程，大肆修筑宫殿楼阁，以至于 “劳役没完没了，农业和蚕桑业都荒废了”，百姓们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他后宫中的宫女多达数千人，这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把百姓的田地圈起来，用来豢养麋鹿，并且规定 “要是有人杀死了禁地里的鹿，就要被处死，财产也要被官府没收”。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统治是多么残暴。
曹睿去世后，曹爽开始执掌朝政，他 “每天纵情饮酒，喝得酩酊大醉”，“饮食、车辆、服饰等方面，都效仿皇帝的规格。
宫廷中珍贵的玩物，堆满了他家，家中的妻妾多得挤满了后院，又私自挑选先帝曹睿的才人七八名，以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等三十三人，全都用来充当歌舞艺人”，还 “建造了四周装饰华丽的地下室，多次和何晏等人在里面聚会，饮酒作乐”。
由此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地步。
曹爽毫无才能，为了在天下树立起个人的威望，“想要在天下建立威名”，他不听从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领大军去讨伐蜀汉，结果大败而归，“使得关中地区因此变得空虚，人力物力损耗严重”。
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所谓的 “浮华派” 结成了紧密的小团体，施行任人唯亲的用人策略，对那些廉洁正直的官员进行排挤和打压。
“各个重要的官职，都安排给自己的亲信担任”，“凭借权势行事，附和他们的人就能得到升迁，违背、抵触他们的人就会被罢免不用”。
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人侵占屯田的土地，“一起瓜分了洛阳、野王两地典农都尉所管辖的桑田好几百顷，还破坏了皇帝赏赐给王公贵族的汤沐邑作为自己的产业。
他们借着权势窃取官府的财物，趁机向州郡索取各种利益，相关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形，都不敢违抗他们的旨意”。
如果说曹魏的政治在曹睿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在曹爽等 “浮华派” 掌握权力之后，就变得更加黑暗、腐败了。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则是司马氏集团。
——·司马氏集团·——
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多在政治上很有成就。司马懿不仅擅长领兵打仗，还很精通治国的方法。
在魏明帝时期，人民的徭役负担非常沉重，“百姓对此感到痛苦”。针对这一弊端，司马懿多次向朝廷上奏，请求免除一部分劳役，来缓解百姓的困苦。
司马懿从辽东返回后，看到 “服劳役的还有一万多人，各种精巧供玩赏的物品数以千计”。于是他将这些情况都上奏朝廷，请求停止这些事务，提倡节约，鼓励农业生产，天下百姓都对此感到欣慰并依赖此举。
在经济方面，司马氏集团关注农业发展，重视兴修水利和推广屯田事业。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凿成国渠，修筑临晋陂，灌溉了数千顷田地，取得了 “国家因此而充实” 的效果。正始二年，他支持邓艾在淮河南北大范围开展军屯的建议。
第二年，他 “开凿拓宽漕渠，引黄河水进入汴水，灌溉东南的各个池塘，开始在淮北大规模屯田”。之后他又在河南开凿了淮阳、百尺两条水渠，并修复了一些旧的池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为后来消灭吴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掌控朝政，他 “命令百官推举贤才，明确长幼秩序，体恤穷困孤独的人，处理积压未办的事务”，安排和重用了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能的文武官员，让他们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作用，于是 “天下人心归附，朝廷内外一片肃然”。
司马昭继承了父亲和兄长的事业，更是致力于革新政治，发展经济，以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这在上文已经详细讲述，所以在此不再重复。
司马氏集团选拔人才时，也是任人唯贤，注重实际功绩。比如邓艾 “家境贫寒”，“为农民放养牛犊”，“因为生活贫困，不能担任佐吏”。但他很有才能，于是被司马懿父子破格任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领军队一举灭掉了蜀国。
羊祜有 “文武兼备” 的才能，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所以拒绝了曹爽的征召。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任命他为相国从事中郎，让他掌管机要事务，不久后又升为中领军。后来羊祜成为晋武帝消灭吴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
其余像石苞、杜预、张华、王濬、卫瓘、贾充等都有治国理政的才能，被司马氏选拔出来，后来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经济发展、善于治理国家，不追求虚名而崇尚实干，这无疑比曹氏集团更优秀。
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 “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 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曹马交锋·——
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并非偶然，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更有作为、更加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能够较快地稳定政局，没有引发社会动荡。
对此，就连司马氏的政敌王凌的儿子王广也说：“曹爽因为骄奢而失去民心，何平叔（何晏）华而不实，没有治理才能，丁谧、毕轨、桓范、邓飏虽然都有很高的声望，但都一心追逐名利。
所以他们虽然权势极大，名声震天，但在同一天被杀后，名士数量减半，而百姓却觉得心安。没有人为此感到悲哀，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
如今司马懿提拔任用贤能之人，广泛培养超过自己的人才，修订前朝的政令，满足众人的需求，曹爽所做的坏事，他没有不改正的，日夜勤奋不懈，把体恤百姓放在首位。”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然功绩卓著，威震四海，但崇尚欺诈，依仗权术，征战不止，百姓畏惧他的威严，却不感激他的恩德。
曹丕、曹叡继承他的统治后，更加残酷暴虐，在国内大兴土木，对外畏惧豪强，四处奔波，没有一年能够安宁，他们失去民心，已经很长时间了。
司马懿父子掌握政权后，屡立大功，废除了那些繁琐苛刻的政令，推行公平惠民的政策，为国家出谋划策，拯救国家的弊病，民心归附他们，也已经很久了。
所以淮南发生三次叛乱，国家的核心却没有受到扰乱，曹髦被杀，天下也没有动荡，摧毁强敌就像折断枯枝一样容易，平定反对势力易如反掌，任用贤能之人，让他们各尽其心，若不是智勇双全，谁能做到这样呢？
他们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根基已经稳固了，民心已经归服了。”这些话出自司马氏的政敌和敌国的谋臣之口，应该是可信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与曹氏集团斗争的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
但不管司马氏的目的是什么，斗争的结果是一个更有作为、更得民心的统治集团取代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大业都是比较有利的。
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不但不是 “历史上一个不幸的事件”，反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非常残酷，还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司马昭也是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成济替司马昭杀死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
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乎丑恶，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
嗜杀、搞权术是剥削阶级恶劣本质的表现，不足为训，应该批判，但这与司马昭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
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玩弄阴谋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恰当地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