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六师张馥赓到执行任务到上海再转到浦东大祥镇，突然天降大雨，只得滞留一宿。他借宿在一个老板姓王的小饭馆里，不想第二天早上，被从上海市区来的鬼子突袭抓住了。张馥赓匆忙间化装成王老板店里的堂倌，日本鬼子要本地居民来辨认，那居民见张馥赓脸生，稍一迟疑，引起鬼子头目长谷川的怀疑，把张馥赓拉到一边亲自审问。
新四军敌工干部
张馥赓被推进隔壁那间审讯的房间，翻译喊了一声：“跪下”，两个日本兵上来把张馥赓推到在地。长谷川通过翻译开始审问：
“你叫什么名字？”
“王桂根。”
“干什么的？”
“王家饭店堂倌。”
“哪里人？”
“上海南市人。”
“上海南市人怎么到这里当堂倌的？”
“我原来是上海南市饭店学徒的，大东亚战争（日本人对太平洋战争的称呼）爆发后，皇军遣散难民，饭店生意清淡，师傅的饭店关门了，我无处生活。王老板是我师傅饭店的大师傅，便投奔这里，找碗饭吃。”
长谷川叫翻译剥开张馥赓湿透的棉衣，敲敲张馥赓的胸部，看看两边的肩胛骨，又看看大拇指和虎口，最后用皮鞭抽打了张馥赓的头部，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找到一点当过兵的痕迹，他有些犹豫了。张馥赓心定了，等着日本人下一步如何审问。
右一为长谷川
“你的支那兵的联络官的。”长谷川突然用中国话吼叫起来。
“中国兵的我的不当，洋先生抓到要死啦死啦的，我不当中国兵的。”张馥赓装傻。
长谷川又叫翻译重新扒开张馥赓的湿棉衣，敲敲胸部，看看肩胛，手指、虎口有无背枪持枪的痕迹，头上有无戴军帽的印记，仍是一无所获，犹豫的眼神又露出来了。张馥赓见状急忙说：
“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
“有良民证拿出来看看。”翻译说道。
张馥赓从棉衣口袋里拿出“良民证”，由翻译交给长谷川。
日本鬼子审讯抓来的农民
长谷川先正反两面看看“良民证”，再打开“良民证”的“派司”套，抽出里面几张五元钱的日军军用手票和当时中国中央银行的分票，反复地看着，张馥赓表面平静，心里却有点紧张。因为据了解蒋方三青团，曾一度用中央银行分票上打上暗号作过联络记号，可能引起鬼子对此产生怀疑，更重要的事派司套内还有一张小白纸条，是密写的介绍信，要是被发现引起怀疑或者用显影药水一凃那就糟了。张馥赓的心提到嗓子眼了，脸上还是略带微笑。
“这是干什么的？”长谷川指着这些小钞票问。
“这是我在上海师傅饭店里时，客人给的赏钱，后来物价上涨没有用了，留着玩的。”
长谷川又将军用手票、分票翻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将这些小钞票放进派司套内。小白纸条与良民证的颜色一样，未被发现，张馥赓的心才落到实处。
长谷川对张馥赓上下打量一番，边将良民证还给张馥赓，挥挥手，翻译便把张馥赓带回原先的房间。
原先打人的日本兵不在了，换了一个戴眼镜年轻的日本兵。他正坐在长凳上脱下满是泥水的军用皮鞋，他脚上没有穿袜子，两个脚掌上磨起了血泡，其中大点的血泡还破了流了一点血。他紧皱眉头，叹了一口气，找出一块手帕，撕成两半，一只脚上绑一块，然后圾拉着鞋，走到床边，叫其他人让一让，叹声气躺下了。张馥赓觉得此人情绪低落，有些厌战，是个新兵，想找机会在他身上进行些工作。
“伊奇，倪、撒恩、西、库，”小鬼子用日语数着数字，又搬起指头喊：“一二三四……四……”他在学中国话，一点不错，是个新兵蛋子。他数到四就数不下去了。
张馥赓乘机喊了一声“五”，年轻鬼子坐起来，要张馥赓教他数数。张馥赓板着指头教到“十”，鬼子兵拿出本子给张馥赓一只半截铅笔，要张馥赓把十个中国数字写给他，写完后，小鬼子来了兴趣，开展了笔谈。
“哪里人？”他写。
“上海人。”张馥赓写。
“家里有什么人？”他写。
“父、母、妻子、女儿都有。”张馥赓写。
“孝？”他写。
“孝！不孝天上雷公要打的”张馥赓写。
小鬼子停了一下，似乎没什么要问了，张馥赓乘机问他。
“怎么的？”张馥赓写。指指他的脚。
“上海来的，走了一晚”。小鬼子又指指脚上的破了的血泡，皱皱眉头，长叹了一口气。
“读”张馥赓写。
“大学生，抽来当兵。”小鬼子写。
“家里有什么人？”张馥赓写。
“父、母、未婚妻。”小鬼子写。他随即从衬衣里面掏出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器重袋”，拿出了家信和照片给张馥赓看。
照片有两张，一对和蔼可亲父母；一个穿着和服的漂亮年轻女子。信里日文夹杂着“保重”之类的字样，得知小鬼子叫：神川一郎。
“你父母慈祥，未婚妻漂亮。”张馥赓写道。
小鬼子看了，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张馥赓想，这年轻人还没有变坏，如果不是这场侵略战争，两国人民何至于拔刀相向。
“孝？”张馥赓写。
“他们天天盼我回家！”神川一郎还作了一个家人在门口翘首以盼的动作，并对着照片凝视了一会儿，才把信和照片放进“器重袋”里，放进怀里。
神川一郎过了一会，才从思念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又指着屋子里的其他人与张馥赓笔谈。问这些人的姓名、职业、家庭人口等等，被问的人对张馥赓说：“帮帮忙写好一点”。张馥赓说：“我是王家饭店的堂倌，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忙。”被问的人也说互相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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