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主办。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刘玉珠，中央宣传部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高书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主任祁述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文化传播教研室主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教授高宏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张钦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意娜，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郭全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副研究员、中国影协电影数字制作委员会副会长刘藩等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
刘玉珠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主旨发言中指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评价传统文化是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在历史上对我们大一统的国家观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经济、政治以及人文科学等各个方面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与当代的价值观能够基本相融或者一致。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循序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应该将改革的系统性作为当前整体改革的思路去考虑。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注重资源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要注重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如何发掘发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落到细处。文化政策法规要和现实结合、和需求结合，实现目标、任务、执行效果的高度契合。
高书生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牵住牛鼻子》主旨发言中指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急迫任务，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湖南两次强调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在山东视察也号召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文化装备制造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切入点，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度由文化机构的技术装备水平度量；文化数字化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方向，已经从建设工程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工智能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文化提供语料，科技负责训练，要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祁述裕在《坚持系统观念 统筹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几点思考》主旨发言中指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周期性、阶段性，从技术发展阶段看，当前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面临着从电子技术阶段、互联网技术阶段到今天的数智技术阶段这一新的时期，这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背景。这个阶段的文化生产和管理具有复杂性、模糊性、不可预测性和更加强调数据化治理等特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应增强改革系统性、协同性，强化文化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相关要素的均衡性；重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回应性；保持文化体制机制的包容性和张力。
高宏存在《以生态重塑为动力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主旨发言中指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新时代为提高文化服务效能，要以生态重塑为动力，持续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运营机制创新激活发展动力。一是优化发展生态，处理好管理主体、文化机构、新文化主体间的关系，增强柔性治理弹性与效能。二是探索丰富不同类型文化事业单位的具体运营机制，“两权分置”改革就是已有成功探索的重要模式。三是鼓励在跨区域主体培育、重组上扩大探索力度，重视市场化机制建设，提高政府、市场、机构间综合效能。
魏鹏举在《中国文化经济政策发展研究》主旨发言中指出，近30年来中国文化经济政策演进经历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保障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等三个阶段。现行文化经济政策总体上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文化财政政策力度有限，成效明显；文化税收政策有效地支持和保障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文化金融政策有成效、有潜力。面向2035文化强国目标，促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要围绕提升稀缺财税、金融、文化要素、人才等资源的配置效益，调整优化文化经济政策思路方向。
张钦坤在《大模型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共创》主旨发言中指出，文化产业正从数字化、数据化迈入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迫切需要借助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加速策划、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全产业链升级。与此同时，当前大模型迫切需要解决内容质量、内容安全与价值对齐问题。在上游的语料清洗阶段，基于文化产业优质内容语料，助力通用大模型对来源参差不齐的其他语料进行清洗；在中游，通过训练干预模型优化，基于内容标签体系，助力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打造标签权重引擎，支持奖励模型训练，优化参数、校正模型输出结果；在下游，基于内容质量管理经验，助力提示词库提升安全性与标准化，加强用户交互端口的安全质量管控。
意娜在《消费转型背景下非遗文创产品的价值传递机制》主旨发言中指出，当前消费呈现出从精致到松弛、从跟风到随心、从为面子到为快乐的转型特征。非遗文创产品价值传递机制也呈现出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包括文化价值、功能价值和象征价值在内的价值识别特征；二是包括叙事传递、体验传递、场景传递在内的价值传递特征。在消费转型背景下，非遗文创产品的价值传递机制呈现出价值识别维度、价值创造逻辑、价值传递方式等三方面的变化，在认知层面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参与者，在情感层面从外在认同转向内在共鸣，在行为层面从拥有文化产品转向体验文化生产。
郭全中在《敏捷与共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管理机制完善初探》主旨发言中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一种共生发展的特性：技术层面，算力、算法与数据协同并进，交织前行；市场方面，多主体共同参与，资本与人才等生产要素协力推动，共同构建起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飞轮。如何在确保监管的同时，保持其持续成长，成为传统管理方式难以应对的挑战。借鉴敏捷治理概念，应主张生成式AI发展共同体的协同参与，以及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通过采用低制度化负担的管理方式，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监管，在监管过程中保持创新活力。
刘藩在《电影创作生产管、放、服机制的改革逻辑》主旨发言中指出，实现电影产业新的繁荣要推动电影改革即有成效的稳定；促进电影创作百花齐放；严格监管明星违法失德问题；重视电影科技，尤其是重视软件和算法；保护艺术家的原创性等。放松管制的改革带来了电影产业供销两旺的繁荣局面，现实证明放松管制是电影产业改革的方向。电影改革的最终逻辑是走向服务，是更多的服务，更少的监管。电影产业的管、放、服改革要做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均衡发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主任祁述裕主持会议。《学术论坛》杂志、《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杂志为本次会议的学术支持单位。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文旅中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新疆兵团党委党校、蒲田学院等相关教研人员参加会议。
（文中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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