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内部就已经分裂为“津保”、“洛吴”两派，分歧越来越大，以至斗争愈来愈激烈。作为直系的首脑曹锟，善于笼络部下，尤其是对于吴佩孚的使用和信任，超过了其他直系将领。
由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吴佩孚对曹锟感恩不尽。在曹、吴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吴往往能够调整二人之间的关系，虽达不到和好如初的程度，但还是可以维持“老帅”与“大帅”的上下级关系。
但对于直系的其他将领，吴佩孚就不是这样了。他凭借着历年战争中获得的“常胜将军”的盛名，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顾盼自雄，洋洋得意。他自命为曹锟的“长子”，大有“父亲年老，长子当权”之意。尤其是在战胜奉系以后，更加专横跋扈，盛气凌人。
为“统一”直系军权，制服直系大小将领，建立自己在直系中的统治权威，他“顺我则昌，逆我则亡”，排除异己，推行“削藩”政策，以至于树敌过多，造成直系内讧。
1、吴、冯矛盾
北洋政府设官封职形成一种风气，就是督军兼省长，同时兼师长，亲自抓一支嫡系武装，政权、军权、财权三位一体，拥兵称雄。
因此，削藩定会起内讧。
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是吴佩孚首先要扫除的主要障碍。同吴佩孚相比，冯玉祥的经历要坎坷得多。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干精神，在1914年，成为北洋政府直接指挥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相当于师级)，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又升为中将，冯的地位高于吴。两人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从此以后，吴青云直上，由旅长升为师长，由师长升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兼领两湖巡阅使。而冯玉祥却屡遭挫折，数年没有提升。1918年，冯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提出反对，在武穴“罢战主和”，受到曹锟的庇护。从此，冯、吴两人都成为直系的重要将领，但吴的地位在冯之上。
冯玉祥和吴佩孚本来并无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也没有利害矛盾。在直系将领中，冯玉祥超然于派别之外，既不属于洛吴派，也不属于津保派，同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是重视军队训练，军纪严格，作战中讲究战略战术，身先士卒，都有“模范军人”的称号。
在直系军队中，冯玉样的部队在兵力和战斗力上仅次于吴佩孚。冯玉祥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吴佩孚感到了威胁。冯玉祥在性格上又很倔强，对他的上级时有违旨抗命的行动，为当权人物所嫉恨。对“老大哥”吴佩孚又不肯俯首贴耳，于是，吴对冯就进行刁难和限制。
直皖战争后，直奉遥控北洋政府。为将直系势力连成一片，曹、吴在保定召开会议，欲驱逐非嫡系的豫督赵倜，控制河南。会上决定让豫军师长程慎首先发难，冯玉祥在信阳起兵响应。冯的混成旅在信阳衣食无着，求助于赵。赵非但不给，还派兵监视冯部。
曹、吴还说：冯的部队缺饷，是由赵倜造成的，撵走了赵倜，饷款就解决了。在程慎起兵后，吴却突然通电反对，派兵攻程，并指责冯“兴兵作乱”，两人由此结下仇恨。
为了防止吴、冯矛盾激化，另外也为了解决冯军的粮饷，曹锟将冯旅调往陕西而将冯部李鸣钟旅留在保定，顿使吴氏大有重冯而轻己之感。
直奉战争之前，吴、冯二人在扩编队伍、催索饷项等问题上经常发生矛盾。
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短期内集中了两个师又一个旅，离开陕西驻地，赶到洛阳，稳定了直系后方的形势，获取了“讨奉第一功”，并在论功行赏时，冯玉祥得到河南督军的位置。
吴反对冯当河南督军，总是寻找机会攻击冯。为削弱冯的军事实力，吴曾抽调冯部第二十一旅参加对奉战争，事后，拟将该旅扩充为师，调防保定。为使该旅避免被分割，冯急将该旅调回。
冯玉祥做了河南督军后，竟不向吴请示，诱杀了河南第一师师长宝德全，而且未宣布罪状。宝德全是作为吴制冯的工具而帮办豫省军务的。
对此，吴对冯更是大为不满，千方百计地逼冯离开河南。吴佩孚的部下师长张福来，是吴的把兄弟，早就想当河南督军。他常在吴面前发牢骚，说跟了大帅这么多年，出生入死，连个督军都当不上。
于是，吴把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以训练为名由湖南撤防，调往郑州，准备对冯取而代之。
由于洛吴、郑张及冯都在一条铁路线上，一个河南省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军队。
另外，在河南省信阳还驻有直系靳云鹗的军队，冯有被夹击的危险。更有甚者，对于冯玉祥权限内的事务，吴也肆意插手。在冯刚就任河南督军一职时，吴佩孚就送了一份亲朋好友的名单，向冯玉祥推荐他们担任督军公署的各项重要职务，而仅留秘书长一职由冯玉祥自己任用。
冯玉祥看了这份名单后，非常气愤地说：
“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军干什么！”将吴推荐的人全部回绝，矛盾进一步激化。
由于吴、冯二人成见已深，冯每次到洛阳见吴，吴都嬉笑怒骂，使冯玉祥不知所措。
冯玉祥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吴佩孚）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
听他们的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二电报去，以此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就可能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的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唧哝了一会，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
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向下雨，他说在西北方。第二天午后三时不见一丝雨意，我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
2、吴佩孚与冯玉祥何以势不两立？
为了给冯施加压力，吴佩乎以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的身份，让河南督军冯玉祥立即筹款助饷80万元，并规定以后每月至少要助饷20万元以上。如此大的款项要从河南的财源收入中拿出来是很困难的，被冯玉祥婉词拒绝。吴派人到开封暗示冯，钱如拿不出，请离开河南。冯被逼无奈，到保定向曹锟诉苦：“吴玉帅压迫我，弄得我不知怎么办是好，看样子他是要缴我的械。”
为把冯玉祥从河南调走，将河南督军一职让给张福来，吴欲调冯为安做督军或热察绥巡阅使，但没有得到曹锟的同意。
最后以遵照中央倡导废督裁兵为借口，排斥异己，裁撤河南督军缺，决定调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叫他率领所部移驻北京北苑。
陆军检阅使是个徒有虚名、设有地盘、因人设事的虚职。冯大为不快。
1922年10月31日，任命令发表后，冯表示愿意到国外留学三年，或到沪养病，或专任第十一师师长而不要其他任何名义。
他发牢骚说：“今后除对外战争外，不愿参加任何内战。”在曹锟的劝说下，冯玉祥才接受了任命。
紧跟着，吴佩孚又下了一道命令，冯玉祥到北京上任，只能带走一个师，其余部队交由新任河南督军改编。为催促冯玉祥北上，吴答应每月由河南协助给饷20万元，但并未履行。北洋政府也没有按时拨给冯氏军费，积欠冯军军饷达11月之多，致使冯军陷入困难境地。冯玉祥说：“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
冯调职后，从此倒在保派一方，冯、吴誓不两立。
调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派张福来为河南军务善后督理，这是直系内部分化的重大事件，成为直系内部的一个致命伤，为冯的倒戈埋下伏线。
3、吴佩孚与王承斌的矛盾
吴佩孚打击排斥的又一对象是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王承斌本是吴佩孚的部将，在直奉战争中听命于吴，战后代曹锐而升任直隶省长。
在曹锟的嫡系中，王承斌的资望和地位仅次于吴佩孚。保、洛闹矛盾时，王承斌站在曹锟一边，成为保派中的军人骨干。在“罗文干”一案中，他是直系将领中第一个以部属身份公开谴责吴佩孚的，并密电直系将领起而攻吴。
在吴看来，王承斌大有代己之势。为压制王承斌，他以王承斌原籍东北为契机，指使部属幕僚到处传言，说王承斌有“亲奉”的嫌疑。吴还亲自向曹锟报告，说王承斌的参谋长同奉张暗中有相互来往，致使曹锟怀疑和不敢再重用王承斌，甚至想解除王的兵权，将其打入冷宫。
王承斌在曹锟贿选时期曾扮演过劫车夺印的角色，因而得到直隶督理的位置。吴佩孚借口直隶地位重要，指示驻防榆关的第十五师师长、兼任直隶军务帮办和榆关护军使彭寿莘，驻防芦台的第九师师长董政国直接听命于曹锟和自己，有关军情电报可以直接上报曹、吴，而不通过王承斌，把这位直隶督理搁置一旁。
吴佩孚还想调王承斌为河南督理，以便就近加以监视。
在吴佩孚的重压下，王承斌满腹牢骚：
“老马为主人效驰驱有年，现已不被信任，应当知难而退了。”他说：“我是奉天人，就疑心我通奉，然则总统和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岂不也是通奉！”
吴佩孚再以军民分治，省长不能兼任师长为由，任王维城为二十三师师长，使王承斌成了光杆省长，造成王默契配合冯玉祥政变，吴氏一败涂地的后果。
4、吴佩孚与其他直系将领的关系
不直接属于直系系统的齐燮元和吴佩孚也有矛盾。由于齐报效过巨额军费和贿选经费，他又是江苏督军，所处的位置很重要，受到曹锟的重视。
在江浙问题上，他和吴佩孚产生过矛盾。后来，齐保荐陈调元为江西督军，吴从中作梗，认为蔡成勋不宜撤换，曹锟听从吴的意见，使这件事没有办成。齐对吴大为不满，指责吴以直鲁豫巡阅使而干涉苏皖赣巡阅使的职权，并有裁撤巡阅使之意，太不讲理。
另外，齐、吴两人的关系不和还同海军的争端有关。驻粤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投降直系后，1923年12月21日率领海圻、海琛、肇和、永翔、同安等舰驶赴青岛、烟台，他的部属强占烟台海军营地，引起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不满。
在温树德投降直系前，吴曾以不受海军总司令节制相许，此时便保荐他为渤海舰队司令，直接隶属北洋政府。这一事件又牵涉到杜的职权。在以前的川湘之战和直奉之战中，杜曾率海军奋勇助战，他埋怨吴佩孚过河拆桥，破坏了海军的系统，并愤而辞职。
海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齐燮元完全站在杜的一边，这样，杜、温之争进而又演变为吴、齐之争。1924年3月22日，曹锟派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吴占了上风，这件事却在吴、齐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胡景翼和吴佩孚也有矛盾。吴调胡的军队进攻广东，胡却迟迟不肯开拔，使吴大为不满。1924年4月，胡到洛阳拜寿，有人告诫他：“大帅将以通奉的罪名把你扣留起来。”胡仓皇逃往天津，这使吴又多了一个敌人。
吴佩孚对自己的直属部下也不放心，处处显露出主人的威势。
萧耀南做了湖北督军后，吴佩孚先后把萧耀南的秘书长和参谋长撤换掉，代之以自己亲信，以便监视。
萧曾对参谋长张联棻说：
“馥馨大哥：我名义上是督军，事实上你是我的大哥，一切事情你去作主好了，不必问我。”
萧耀南提升为两湖巡阅使后，吴仍以直鲁豫巡阅使来节制他，筹款、筹军火的命令一道接一道，限日限时执行，供应稍有迟缓，就大发雷霆，并以撤销二十五师师长职务相威胁，吓得萧耀南常到洛阳解释或谢罪。
新上任的河南督理张福来的日子更不好过。由于近在咫尺，河南一切事务都须由吴佩孚决定，张福来只是“事事禀命而行”。
吴佩孚不仅派参谋长李济臣兼任河南省长和河南军务帮办等职，还干脆将省长公署迁到洛阳，使开封督理公署成为无所事事的衙门。
1924年2月27日，张福来以贺年为名，到北京向曹锟诉苦，说他实在干不下去，愿辞职下台。曹锟答应叫吴佩孚仍将省长公署迁回开封。对一个跟随多年的百依百顺的奴才，尚且如此，吴佩孚的飞扬跋扈可想而知。
5、直系的土崩瓦解
吴佩孚的专横，不仅对直系将领是这样，甚至还敢加在曹锟的身上。吴曾公开表示：“北京的空气太龌龊了，应当把总统府迁移到保定来，内阁、国会都可以留在北京不动。”
1924年初，吴将曹锟很厌恶的高恩洪推荐为胶澳商埠督办。
曹很是不快，并说：“吴佩孚，吴子玉，你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吴又致电曹锟：“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元首之信任我也。”曹锟无话可说，于3月18日发表了任命高恩洪为胶澳商埠督办的命令。
吴佩孚视军权如性命，为了牢牢掌握对各省军队的控制权，加强中央军事集权，于1924年初提出一个统一军权于中央的建议，即各省的巡阅使、督军一律不再兼任师长，师长一职由中央派人接任，归陆军部直辖。
这个计划，对各省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各省的军政大员正是恃以手中的兵权来保持其权力地位的。各省军政大员虽找不出理由公开反对，但他们还是不甘心交出军队，挖空心思同吴佩孚进行斗争。
山东督理郑士琦、河南督理张福来向北洋政府表示，情愿不做督理而保留师长的位置。吴佩孚志在必行，曹锟也赞同这个计划。
于是，北洋政府先后下令解除萧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谟继任；解除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解除陆锦所兼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调升；解除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调升；解除马联甲所兼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解除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
在新提升的师长中，除了个别的由别处调升者外，大多是由本师的旅长提升起来的。因此，各省的巡阅使、督理就无法鼓动部下反对北洋政府的命令。
当然，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吴佩孚提出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师改归中央直辖，中央可以任意调动，改变各省武人拥兵自重的局势。而各省的巡阅使、督理坚决要求各该师仍须留驻本省并受本人的节制，这个条件又与部属的利益完全一致，因为部属可以成为督理的候补者。
对此，吴佩孚和北洋政府只得让步。也有人坚决抵制了这一计划。诸如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由于态度强硬，北洋政府只能置而不问。吴佩孚自己也曾假意电请解除自己第三师师长一职，曹锟没有同案办理。这一做法更使各省直系军人侧目而视，吴佩孚的处境更加孤立。
直系天下几成土崩瓦解之势，已预示其末日的到来。
上海《新闻报》的时评说：
“直系诸将同盟示威，迫曹氏制裁洛吴耳！为曹氏计，安能允其所请？假如曹听诸将辞职，彼等必将假部下拥戴之名，起而反抗，则直系之分裂立见；或曹迎合诸将之意，告诫洛吴，洛吴不甘受，分裂亦见；即使曹莫棱两可，敷衍其间，彼等知曹无能主持，必自起而与洛吴争，则分裂仍不免。”
吴佩孚的目中无人，引起直系内部大小将领的愤懑不平，曹锟的耳朵里不断听到弹劾吴佩孚的言论。由于吴佩孚把持了直系的最大兵力，曹锟还要依靠吴来为他支撑局面，直系诸将动摇不了曹锟对吴的信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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