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冯国强

１９７１年我高中毕业后便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由于我是新手，锄地的时候不是锄了庄稼苗就是没有把杂草除净。正好公社基建队要修一座小型水库需要补充劳力，因此队长非要我去不可。

修水库不是抡锤就是放炮，我爸怕我干不了要替我，队长死活都不同意，无奈之下我只好去了公社基建队。

基建队一共有一百多号人，做饭的只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叫潘美玲，不但人长得好看，而且还聪明干练。

因为当时饭菜比较简单，一般都是玉米糁子糊汤。当然在改善伙食的情况下也吃一两次馒头。不过馒头不是白面馒头而是玉米面馒头，黄色的。尽管大家对潘美玲赞誉有加，但她和我的关系却非常紧张。

事情是这样的，我是新来基建队的，我既不会抡大锤，也不会凿炮眼。于是队长就让我专门拉架子车。

拉车子比抡大锤更累人。空车子是上坡路，你得使劲拉；装满石头是下坡路，你不但要跑快，而且还要把车辕扛在肩膀上使劲抬高，要不然车子速度控制不住，不但会翻车，而且还会砸伤人。

还没到吃饭时间我的肚子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有一次，我看离收工还早。于是我就偷偷的把架子车轮子里的气全部给放了。队长看着没气的车轮气干瞪眼也没办法。最后只好让我回去拿打气筒。

我磨磨蹭蹭来到工棚，突然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我来到厨房一看，只见才出笼的玉米面馒头又黄又软还冒着热气。于是我就一手拿了一个，还没等我开吃，就听见潘美玲大声地尖叫起来：“快，快放下，那是有数的，你不能吃！”

拿到手的馒头岂有放下的道理，我不但没有放下馒头，而且还在两个馒头上都各咬一口，然后才把馒头放到笼里。潘美玲气得在我背上打了一下：“你是饿死鬼投胎，两个馒头都咬一口，我一会发给谁？还不快点拿上滚！”听到潘美玲如此一说，我急忙拿着两个馒头就出了门。

我那次多吃了两个馒头，

潘美玲竟然和我较上了劲，每次打饭的时候本来就不满的勺子她还要故意闪几下。我碗里的饭明显比别人碗里的饭少很多。

有一次县上来慰问，送了一头猪，当时可把大伙高兴坏了。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也不排队了，一窝蜂地给前挤，唯恐轮到自己时盆里没肉了。我好不容易挤到了面前，潘美玲接过碗正要给碗里倒菜的时候突然发现是我，于是她把勺子在盆沿上磕了几下，才给我倒进碗里。那几片勺边的肉也被她磕得掉到了盆子里，我气的真想把碗扣在她的脸上。但我还是忍了，因为为了几片肉和她吵架，别人会说咱贪吃。

我是个从来不吃亏的人，这次吃肉让我对潘美玲更加怀恨在心。我找各种理由进厨房，不是撞倒油瓶就撞倒酱油，气得潘美玲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只要她出门，都会把厨房的门锁上。

几天进不了厨房，我不但偷吃不上，连捣乱的机会也没有了。潘美玲以为这样以来我就拿她没办法了，因此在打饭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少打。

平时我也不和她计较。一天，县里来了几个同志到水库视察。他们不但要参加基建队的劳动，而且还要在灶上吃饭。

我趁着中午潘美玲来给大家送绿豆汤的时候，悄悄的溜到厨房门前，给锁眼里塞了一根小木棒。潘美玲回来后开不开门，不得不把锁子砸了。

从那以后，她不得不对我和别人一视同仁，我也就不再和她计较了。

有一天，我听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说，从水库工地一直向西走，大约能走四五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岔沟，岔沟里整个一面坡都是苦李子，非常好吃。

几个月来，我一直没有休息过，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想去那里看看，因为苦李子我吃过，虽然叫苦李子但是吃起来并不苦。成熟的苦李子是酸甜味，没有熟的苦李子是酸涩味。我向队长请好假后就背着一个大口袋出发了。

按照小伙子说的方向，我很快就找到了那片苦李子林，那苦李子树简直是一棵挨着一棵。并且一棵棵都长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整个一面坡上全是苦李子树。

此时正是苦李子成熟的时候，红的红的鲜艳，黄得黄得灿烂。整个李子林里的地上都落满了黄色和红色的苦李子。我坐在李子树下，从身边捡起一颗李子放进嘴里，那股清香酸甜的味道刹时就溢满喉咙。

常听人说，“桃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我吃了几个后再也不敢多吃。休息了一会我就爬上树去摘，因为树上摘下的耐放。还没有一顿饭的工夫我就摘了半口袋。

我背着苦李子下了山，顺着小路向回走。我已经走了快一半路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一声牛叫，我急忙抬头向山上看去，只见半山坡上有几头牛正在吃草，再向坡跟的小河边一看，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坐了一位姑娘。她此时正把一双赤脚趟进水里扑腾着，双手还捧着一本书在看。

看着她那白花的双腿不停地在水中舞动，我停下了脚步。

又是一声牛叫，我抬头向山上望去，只见两头牛在姑娘背后的山坡上相互追逐嬉戏。突然间有一块碗口大小的石头被牛踢得从山坡上滚落下来。而滚下来的石头正好和姑娘在同一条直线上。再看姑娘依然在看她的书，没有一点察觉，我急忙扑过去一把推开了姑娘。石头从刚才姑娘坐过的地方上飞进了河里。

姑娘从地上爬起来后脸都吓白了。她谢过我后便穿上了鞋袜。我从地上拾起那本书看了看书名又还给姑娘。她拍了拍书页上面的土后就把书挟到了掖下。

通过攀谈我知道姑娘叫卢云芳，比我大两岁。她是村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刚好那天是星期天，她是顶替父亲来放牛的。

她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房子告诉我，她家就住在那座房子里。

我指着掖下挟着的那本书问：“这本书你看完了没有？”

姑娘笑了笑说：“这是我才借的一本小说，刚看了一半，如果你喜欢看的话，就先拿去看吧！”说着把书递给了我。

我是小说迷，借到一本小说比捡个大元宝还高兴。我急忙接过书说：“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我拿着书背着苦李子回到了工棚，大家都在抢吃李子，我则坐在床铺上看起了小说。

我用了两天时间就把那本小说看完了。那天去她们学校还书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们的学校是初小，只两一二年级，校长是她的亲姑。

小说把我和卢云芳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看完一本小说，我们就要讨论好几天，有时还为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而争论不休。

两个我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水库的修建也接近尾声。虽然我们在一块没有说过一句有关情感方面的话题，但在我们心里早已把对方看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

那天是星期六，卢云芳说要请我去她家里吃一顿饭。我也明白她的意思，无非就是让我和她的父母认识一下。为以后的提亲先打个基础。

我除了精心打扮了一番外，还专门跑了一趟供销社，我买了一些礼品提在手上。

来到卢云芳的家门口，卢云芳早就迎在门口。她接过我手上的礼品把我让进了门。

堂屋里已经摆上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已经摆了两盘菜。听厨房还有炒菜的声音，我知道那一定是卢云芳的母亲还在忙碌。

不一会儿菜卢云芳的母亲就端着一盘菜出来了：“让你久等了，云芳，把你爸昨天才打回来的酒拿出来给你的朋友倒一杯。”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卢云芳的母亲不就是公社基建队做饭的潘美玲吗？

当潘美玲看清自己女儿的朋友竟然是我的时候，也愣在了原地。我们四目相对谁也没有说话。

卢云芳是看看她的母亲，又看看我，一脸的懵懂。

我急忙迎着笑脸说：“婶子，原来是你呀，这真是……”

还没有等我把后半句话说出口，潘美玲就用手作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她一字一板的对我说：“冯国强，你给我听好了，想和我女儿处对象除非让阎王爷给你换个脑袋。”

听潘美玲如此一说，我就感觉再留下来只能是自取其辱，因此我急忙起身逃出门去。尽管卢云芳在后面不停的追着，但我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既没有和潘美玲说话，也没有去学校找卢云芳。我知道我和卢云芳已经不可能走到一起了，虽然我的心里不时传来阵阵隐痛，但事实面前，我却显得那么无助。

水库的石料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队长说今天再干最后一天，明天就准备改为土方工程了。

中午时分最后一个炮眼填满了炸药后也点着了导火线，大家都躲到了安全地方。这时潘美玲却担着桶给大家送水来了。她走的是一条小路，正好这条小路上没有人防守，并且这条小路还离放炮的地方最近。

大家看到这一幕一个个都急得又是喊话，又是打手势。但潘美玲只顾向前走着，连看都没有看大家一眼。炮已经点着已经有一会了，谁也不敢上前去把她推开。

那时我也不知是怎么想的，见潘美玲依然像无事人一们向前走着，立即就扑了上去。我把潘美玲扑到在地后还不忘把他护在身下，只听“轰隆”一声后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大夫见我睁开了眼睛就对站在门外的人喊道：“醒了，醒了，他终于活过来了。”医生的话刚说完，父亲、母亲、潘美玲、卢云芳还有队长都涌进了病房。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父母亲抱着我大声地哭了，潘美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们了。”　

我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听医生说，我的身就多达十一处伤，刚从我的肉里就取出了四块小碎石。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潘美玲寸步不离的守在我的身旁，卢云芳也来看过我几次。她每次来看我时，潘美玲都借故离开。

我成了英雄，舍己救人的英雄。我的事迹不但上了报纸，还被县广播电台连续报导了半个月。

我出院后被组织安排到了县团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我和卢云芳光明正大的谈起了恋爱。潘美玲不但没有阻挠，而且还经常给我们创造方便。

１９７３年我从县团委调到了基层公社，当了一名副主任。

１９７４年我与卢云芳结了婚。

人的一生中，机会往往就在一刹那，如果错过了这少纵即逝的机会，命运有可能会被改写。

在这次生命与前途的赌博中我是赢家，我赢得了爱情前途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