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敦执意出兵 司马绍精心应对 公元324年六月，晋明帝司马绍坐镇太极殿中堂，派温峤、应詹、卞敦等人守卫石头城、朱雀桥等外围据点，命郗鉴、庾亮、卞壸等人负责建康城防，同时急调地方将领苏峻、刘遐等人火速进京勤王，严防王敦再攻建康。 果不其然，随后王敦便上表朝廷，以诛杀“奸臣”温峤为名再次出兵。 王敦之乱中第二次建康之战由此拉开序幕，此时距第一次仅仅只过去了两年。不过，这次与上次相比似乎不太一样。 上一次王敦意气风发，亲率大军直抵建康城下。而对手司马睿意志消沉，朝野上下士气低落，人心不齐，石头城守将周札不战而降，王敦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建康。 这一次，王敦病入膏肓，甚至不能亲临前线，只能留守姑孰养病，而对手也变成了远比司马睿要精明强干的司马绍，京城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在王敦看来，自己执掌大权多年，权力达到顶峰，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而司马绍从继位第一天开始就是傀儡，起点比老爹司马睿还低，两年来被死死压制，根本无从自救，这场战争本应毫无悬念。 可这次王敦却分明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尽管这种恐惧只是一种感觉，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因为王敦实在想不出司马绍有什么能成功翻盘的资本。可王敦就是不踏实，无法像第一次攻打建康时那样自信满满。 王敦的记室参军叫郭璞，当时最有名的算命大师。因为王敦实在不安，于是出兵前专门让郭璞算了一卦，算算出兵的胜算。 卦象很快出来了，王敦问结果如何，郭璞回答的很直接：“明公这次一定会失败”。 真是担心什么就来什么，王敦很失望，也很愤怒。 郭璞被王敦拉来做参军时间并不长，此前一直在京城担任著作郎、尚书郎等职，和温峤、庾亮等人关系很好。因此，王敦怀疑郭璞仍在暗中和温峤、庾亮等人有来往，虽是自己部下，却暗中支持司马绍，所以故意这么说，就是要让自己放弃出兵。 王敦忍住怒气，接着问道：“既然这样，那就请你再给我算一卦，算算我的寿命还有多久？” 王敦这是明显要刁难郭璞，想看看郭璞如何应对。谁知郭璞却根本没算，直接回答说：“刚才卦象已经显示了，如果现在出兵，大将军不久就会大祸临头，所以我才说如果出兵必败无疑。但是，如果现在就返回武昌，大将军寿命则不可限量”。 王敦勃然大怒，更加坚信郭璞根本就不是算卦，而是故意针对自己，于是厉声喝问：“是吗？那我倒要问问，你给自己算的寿命又是多少呢？” 明知已经激怒王敦，但郭璞却始终心平气和，缓缓说道：“我的命不过就到今天中午”。“命尽今日日中”（《晋书.列传第四十二.郭璞传》）。 王敦本就怒气冲天，郭璞还非要迎着枪口往上撞。那好吧，既然你算准了自己要死，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能成全你这个算命大师了。 然后，郭璞就这样被王敦抓了，并准时在午时三刻被拉到于湖城外的南岗头处斩。 郭璞算的还真准。 其实郭璞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了，不愿叛乱，求死而已。 当初郭璞被王敦点名从建康调到武昌不久，一位同事，也是好友，同在大将军府担任属官的颍川人陈述病逝。陈述葬礼上郭璞痛哭流涕，哭完后说了句：“嗣祖啊，嗣祖，你可能不知道，你这一走其实是福啊！”嗣祖是陈述的字。陈述死了是福，那么郭璞活着就是祸。 之前在建康时，除了温峤、庾亮之外，郭璞和桓彝（桓温的父亲）的关系也非常好，两人经常见面。桓彝每次去郭璞家时都不用通报，径自闯入，毫不顾忌，也不需要顾忌。即便郭璞在内室，也就是和妻子睡觉的卧房，桓彝也无所顾忌，直接就进去了。 有一次郭璞却对桓彝说：“以后再来找我，别的房间你都可以进，包括内室，但有一个地方你千万不能去，一定要记住了”。桓彝忙问是什么地方，郭璞答：“厕所”。 可是，尽管郭璞说得很认真，但桓彝觉得两人关系太好了，就没放在心上。后来桓彝又来找郭璞，找了一圈没找到，一问才知道郭璞在厕所。当时桓彝刚喝完酒，有些醉意，早把郭璞的叮嘱忘得干干净净，直接就奔厕所跑去。 当桓彝推开厕所门时，发现郭璞正赤身裸体，披头散发，嘴里还含着一口宝刀，面前已经摆好了法台。 桓彝大吃一惊，原来郭璞正在做法。 看见桓彝突然闯入，郭璞也大惊，随即说到：“公长（桓彝的字），我早就叮嘱你不要来厕所，你为何偏就不听？你可知道，你这么做不但会害了我，也会害了你自己！” 说完后，郭璞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唉，看来这也是天意，怪不得你，也怪不得任何人”。“天实为之，将以谁咎”（《晋书.列传第四十二.郭璞传》）。 结果郭璞死于王敦之乱，桓彝死于几年后的苏峻之乱。 说郭璞是算命大师，这当然是老百姓通俗的说法，专业术语叫卜筮术专家。郭璞把自己曾经占卜过，并得到准确应验的六十多个典型案例编纂成书，取名《洞林》，分上、中、下三卷，后世广为流传。 郭璞还在建康的时候，温峤和庾亮就曾找郭璞算过一卦。那时司马绍已经即位，温峤还没去武昌。当时温峤和庾亮两人觉得王敦野心太大，早晚还会动手，于是就让郭璞算算形势，郭璞算完后却摇摇头说不好说。庾亮觉得可能有什么隐情，于是换个角度，让郭璞算算自己和温峤的命运，郭璞直接就说：“大吉！”。 回去后庾亮和温峤一合计，觉得先前郭璞说不好判断是不敢明言，后说两人命运大吉，其实就是说王敦必败，于是两人信心倍增。 郭璞很早就以卦象准确闻名，给当时很多人都算过卦，包括王导、司马睿等等，郭璞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大名人。王敦好面子，总喜欢把名人拉到帐下撑门面，之前的谢鲲和羊曼就是。 不过，如果说郭璞只是算命大师那就太委屈他了，实际上他还是风水学大师，而且还是中国风水学的开山鼻祖，其相关著作《葬经》流传至今，被视为风水学开宗之作！ 风水学也叫堪舆学，相地术，简单说就是勘察地理，为墓葬、建筑、村落、城池的修建遴选合适的位置。为了研究风水，郭璞花费大量时间考察了全国各地的山山水水，所以对各地山水也非常有研究。郭璞甚至还是最早为《水经》做注的人，甚至有人认为《水经》的作者就是郭璞。郭璞撰写的《水经注》虽然早已遗失，但曾经却是郦道元编写《水经注》时最重要的参考书。 郭璞母亲去世后，郭璞在暨阳（今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精心挑选了一块墓地。当时距这块墓地不到一百步的地方就有一片低洼的水域，很多人不明白，都劝郭璞另选地方，可郭璞却笑着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成为风水宝地”。果不其然，没多久“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晋书.列传第四十二.郭璞传》），墓地周围数十里都成了肥沃的桑田。 还有一次，郭璞在永嘉郡境内勘察地形，登上了紧邻瓯江的西郭山。西郭山北，瓯江从山脚下流淌而过，著名的江心屿横卧在瓯江之中。 郭璞仔细勘察之后，认为此地依山傍水，是个绝佳的风水宝地，便建议朝廷在此筑城。不久，朝廷采纳了郭璞建议，鹿城因此应运而生。 因为上面提到了瓯江和江心屿，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出来这是哪了。没错，就是现在的浙江省温州市。 鹿城位于今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就是由鹿城发展演化而来。所以，郭璞被视为温州开城祖师，郭璞曾经登临过的西廓山也被后人改名为郭公山，沿用至今。为了纪念郭璞，温州市政府于公元2008年在郭公山脚下树立了一座高四米的郭璞雕像。 郭璞是不是很厉害？不过，读到这里如果你认为郭璞的成就仅仅只局限于算命和勘察风水上，那还是太小看郭璞了。实际上，郭璞还花了十余年时间研究《尔雅》，并为《尔雅》做注。《尔雅》是辞书、工具书，相当于现在的新华词典、百科大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战国或两汉，作者佚名，在儒家经、史、子、集分类中，《尔雅》被归为经类。 此外，郭璞还为《水经》、《山海经》、《楚辞》、《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子虚》、《上林赋》等一大批著名古书做过注，仅这些注释就多达数十万字。郭璞写的这些集注很多都流传至今，被汇编在《辞海》《辞源》等大型工具书里。 不仅如此，郭璞还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其词赋水平被称为“中兴之冠”（《晋书.列传第四十二.郭璞传》），在当时首屈一指。郭璞一生写作诗词歌赋达一百多卷，数十万字，可惜后世流传过程中大多遗失。后世有明代学者搜集遗散的郭璞词赋编纂成册，取名《郭弘农集》。王敦之乱后郭璞被朝廷追赠为弘农太守，所以郭璞也被称为郭弘农。 郭璞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一直都担任基层官员，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博学多才的典型之一，一生著作五花八门，极为丰富。 这里再讲个小故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郭璞在文学上的影响力。 郭璞去世一百多年后，南朝出了一位大学者，名叫江淹。江淹出生在南朝宋，病逝于南朝梁，中间横跨了一个南朝齐。江淹病逝时梁武帝萧衍身穿素服，亲自举哀。 故事发生在南朝齐，当时江淹在宣城太守位上被罢免，返回家乡的途中夜宿冶亭（今江苏南京市朝天宫一带）。当晚江淹做了个梦，梦见一人伸手向自己索要东西，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已经很多年了，请把他还给我吧”。江淹马上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五色笔，非常不舍地递给了这个人。 结果，江淹从梦醒之后的第二天开始文思匮乏，再也写不出好诗好文出来，与之前判若两人，就好像真的被人要走了五色笔。 说到这里，是不是有人开始恍然大悟了？哈哈，没错，这个故事就是成语“江郎才尽”的出处。 可是，江郎才尽的故事和郭璞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因为江淹梦见的那位五色笔的主人在伸手要笔的时候，明确声明自己就是东晋郭璞。 故事记录在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列传第四十九.江淹传》中，内容虽然是梦境，真伪也无从考证，但真真假假其实都没关系，我们只要知道，郭璞以其无以伦比的才华深刻得影响了后世，这就足够了。 也正基于郭璞的名声和成就，后世一直没有忘记他。北宋时期，宋徽宗曾下诏追封郭璞为闻喜伯，因为郭璞籍贯是河东郡闻喜县，也就是今天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到了元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还追封郭璞为灵应侯。 扯远了，书归正传。 王敦这次出兵前专门找郭璞算命，最后竟还怒杀郭璞，这恰好说明王敦心虚，对出战信心不足。这显然不是好兆头，而且，凶兆还不止这一个。 因为病情加重，王敦只能卧床养病，无法亲自带兵，只能留守姑孰。王敦本打算让钱凤做主帅，带着邓岳、周抚等人，统领三万兵马攻打建康城。命令都已经下了，结果王敦哥哥、征东将军王含却不同意：“这是我们王家自己的事，我来处理就行了，何须劳烦外人”。 王含其实是不想让攻下建康这么大的功劳被外人抢走，想抢个大功而已。王含一直都是王敦的铁杆粉丝，也是琅琊王氏里唯一支持王敦造反的人。 于是，王敦临阵换帅，改任王含为主帅，带着钱凤、周抚、邓岳等，统领五万水陆兵马。 临阵换帅当然不是好事，何况根据后来的战况，让王含做主帅明显是一招臭棋。 出发前钱凤特意问王敦：“拿下建康后，明公打算如何处理天子？” 王敦哼了一声：“连南郊祭天都没举行过，他怎么能称天子呢！你们尽管放开手脚，最后只要把东海王和裴妃留下就行，其他人随便处置”。 东海王是司马冲，年仅十三岁，晋元帝司马睿第三子，司马绍的弟弟。裴妃是老东海王司马越的王妃裴氏。 之前说过，洛阳陷落后，司马越世子司马毗带着母亲裴氏出逃，途中被石勒追上，结果司马毗连同十六位司马王一起被杀。裴氏虽侥幸逃脱，但却流落民间，后来被拐卖到江南为奴，多年后被解救出来，送入宫中。因为当初司马睿能被司马越派到扬州，裴妃曾吹过枕头风，所以司马睿对裴妃非常感激，也非常尊重，后来还把第三子司马冲过继给裴妃，作为司马越世子，承袭了东海王爵位。 王敦之所以能到江南，也是当初司马越坚持已见，不顾心腹潘韬等人劝阻，坚决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所以王敦对司马越也心怀感激，因而点名留下司马冲和裴妃母子。 当然了，王敦要留下裴妃母子绝不仅仅只是出于感激，更是暴露了王敦这次出兵的真实想法。在这以前，王敦从未向人说过。虽然史书上有过王敦和钱凤等心腹多次密谋的记载，比如那夜王允之佯装大醉时，但史书从没有记载过密谋的具体内容。 但是这次，王敦的这句话倒是把内心真实想法彻底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包括晋明帝司马绍在内，所有人都可以杀，只要留下司马冲就行。 为何要留司马冲？多半是因为王敦要让司马冲接替司马绍继承帝位，继续充当傀儡。至于司马冲之后，王敦会不会像当初的司马炎那样，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司马冲现在还是个孩子，逃不出手掌心。 钱凤应该早都知道王敦的想法，这次只是做最后一次确认，毕竟杀皇帝这种事非同一般。 既然王敦要置司马绍于死地，那这次的建康之战还真就是司马绍的最后一战了。现在想想，为何司马绍在战前偏要冒生命危险前往姑孰刺探军情？而后又排兵布阵、严密设防，调动了所有能想到的将领进京勤王，摆出了孤注一掷的阵势？这是不是就是因为王允之回建康后，把王敦和钱凤的密谋告诉了司马绍？所以司马绍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做好了最后一战的准备？ 不过司马绍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尽管在石头城、朱雀桥等多处要塞严密设防，又调祖约、苏峻、刘遐等人火速进京，准备确实很充分，但实际兵力严重不足。王敦多年集权，不可能让司马绍掌握太多军队，别忘了，就在不久前，王敦还清洗了司马绍的宿卫军，杀了两位将领，又撤销了一大半宿卫军。司马绍手里几乎无兵可用，温峤、郗鉴这些人只能临时募兵。祖约、刘遐、苏峻这些人虽然有兵，但毕竟路途遥远，能否及时赶到建康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虽然朝廷上下同仇敌忾，但实际上很多人对于能否守住城池并没有信心。 司马绍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调兵遣将后又接着做了几件事。 温峤从姑孰回来时不是说王敦病情非常严重吗？那好，我们就干脆演一场戏，宣布王敦已经死了。 于是，司马绍诏告天下。诏书内容非常长，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内容： 1、列举了王敦多年来的大量罪行，如何专权、如何结党谋私、如何滥杀无辜等等，致使天下骇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列完后笔锋一转，说虽然王敦已经病死，但余党钱凤不思悔过，仍在作乱，大家要同仇敌忾，讨伐钱凤。 2、我们早已做好各种部署，由司徒王导担任主帅，率温峤、郗鉴、赵胤等共三万甲士，兵分十路，严防死守；外有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苏峻等率精锐士卒三万日夜兼程，齐聚建康；朕亲自坐镇中枢，统领六军，带着左卫将军庾亮、中军将军卞壶、南顿王司马宗、西阳王司马羕等十员猛将，每人各领三千精卒，一共三万大军。各方兵马共同讨伐钱凤，必能大胜。 3、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抚等人本质上都是忠义之士，只是一时受王敦蛊惑，助纣为虐，如此能放下武器，改邪归正，朕既往不咎，其他跟随王敦左右的文武官员也一律无罪。所有叛军将士全部免罪，尤其家里是独身的男丁，可以即刻返回家园，终身不用再服兵役，其他将士允许回家三年，三年期满回来复命，待遇同等于宿卫军。 4、这次只追讨钱凤和沈充，谁能杀了钱凤，封五千户侯，赏布五千匹。杀沈充封三千户侯，赏布三千匹。 这封诏书一下，讨伐王敦就变成了讨伐钱凤，司马绍把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攻心术、舆论战玩到了极致，可谓一箭多雕。 钱凤相比王敦，凝聚力和号召力差了十万八千里，王敦这么一“死”，建康的士气立马提高，叛军士气必然大降。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王敦的将士难道就不知道王敦还没死吗？还真不一定，除了个别心腹之外，分布在各地军营里的将士基本见不到王敦，外界这么一传，真真假假谁能搞清楚？ 同时，司马绍又极力夸大兵力，总兵力合计近十万，远远超过王含的五万大军，这无疑也会大大提高己方信心，打击叛军士气。 最后，讨伐目标只对准钱凤、沈充二人，其余视作从犯一律赦免，这必然会分化瓦解叛军阵营，尤其在叛军攻击遇挫的时候，很容易因士气瓦解而溃败，无法组织抵抗，因为没人愿意拼命。 诏书下发后，司马绍很快又补充了一封诏书，特意强调以后对王敦只能直呼姓名，不得再称大将军，违者一律军法从事。上次王敦打司马睿时，文武大臣还一口一个大将军，司马绍这次下定决心和王敦彻底决裂，不共戴天，有你没我。 为了让王敦死得更真实，司马绍接着又让王导带领琅琊王氏族人专门给王敦开了个追悼会，而且搞的很隆重。如此一来，“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敦传》），很多人都坚信王敦已死，士气大振。 好了，啰嗦了那么多，也该说到两军交战了吧？ 是的，姑孰距建康不过百里，王含的五万大军最多三两天就能抵达建康城下，所以，两军马上就要开打了。 不过这得下节再说了！ 2、王敦殒命于湖城 王含兵败秦淮岸 公元324年七月，征东将军王含带着钱凤、周抚等人，率水陆精兵五万从姑孰出发，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 王含率大军行至江宁南岸后就地驻扎，准备通过北边不远处的朱雀桥渡过秦淮河，由南向北攻打建康城。江宁南岸的具体位置不清楚，应该在当时朱雀桥南不远处。 这么一来，守卫朱雀桥的护军将军应詹就成了王含的当面之敌。 当然，司马绍口里的十万大军是没有的，应詹有多少兵马史书没说，但和王含相比肯定不值一提，而且多半还是临时拼凑的新兵。 温峤虽然守卫石头城，但得知王含在江宁南岸扎营后，判断王含必会从南边攻打建康，于是果断留下副将、右将军卞敦继续防守石头城，自己则带着一批兵马立即赶往朱雀桥协助应詹。 但是，即便温峤和应詹两军合力，对面的王含依旧是一个庞然大物，难以撼动。一旦王含拿下朱雀桥，往北将直驱城池，这将给守卫城池的庾亮、郗鉴等人带来巨大的压力。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外围援军还没到，建康城已经丢了。 关键时刻温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未经请示即下令烧毁朱雀桥，以阻滞王含北上。 司马绍得知王含从南面进攻，知道单靠应詹无法应对，于是准备亲自率领中军去朱雀桥增援应詹，却突然听说朱雀桥被温峤烧了。司马绍勃然大怒：“好你个温峤，你是去守卫朱雀桥的，谁叫你把桥给烧了？” 朱雀桥是当时秦淮河上二十余座浮桥中最大的一座，建造时花费巨资，现在说没就没了，司马绍难免心疼。 温峤却说：“我们兵少将寡，援军一时又无法赶到，贼兵一旦渡过秦淮河，建康城则无险可守，江山必危。到时就怕连宗庙都守不住，陛下就不要再心疼一座桥了”。 王导得知王含进至江宁南岸后，立刻给这位堂兄写了封信，不是叙旧，而是劝降。内容很长，说朝廷这次平叛只针对匪首钱凤，其他人概不追究，希望王含回头是岸。信的结尾，王导也不忘吓唬一下王含，说城内守军充足，石头城就有一万五千精兵，建康城有两万精兵，金城有六千精兵。另外，兖州刺史刘遐已于昨日进城，带来援军一万五千人。 这样一算，城内也有五六万人。反正，除了王导自己其他人根本搞不清楚真假，王含也搞不清楚。可惜王含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着王敦，根本理也不理王导。 王含兵临秦淮河，建康城内自然压力骤增。 太极殿中堂，司马绍的指挥中枢，气氛异常紧张。 一些大臣劝司马绍：“王含、钱凤的兵力是我们的百倍，还有王敦在姑孰为外援。建康城狭小且不坚固，难以坚守，如果固守城池必败无疑。不如趁敌军初到立足未稳之时，由陛下亲自出城迎战，或许还能一战制敌”。 司马绍有些犹豫。 因为年轻气盛，司马绍一直有率军亲征的想法，抱怨温峤火烧朱雀桥就是因为司马绍打算亲自率军由朱雀桥向南进攻王含。但亲征的风险实在太大，一旦失败将彻底无法挽回。 郗鉴坚决反对：“逆贼来势汹汹，气势正盛，志在必得，此时迎战岂不正好随了逆贼心愿？若想退敌，只能靠智谋，决不可强攻。王含、钱凤各怀心思，军令不齐，内部矛盾重重，而且这些人上次进入建康后大肆掳掠，民心尽失，根本得不到官民支持。只要我们能设法守住城池，时间一久必能破敌。如果非要以弱敌强，期望一战定胜负，那么一旦失败，即便老天爷派伍子胥来增援我们，也无济于事！” 司马绍遂放弃亲征。 不过，不亲征并不代表不会主动出兵，司马绍有自己的主意，没有完全按照郗鉴的建议固守城池。 朱雀桥虽然被烧，但还有其它桥，王含很快就会从其它地方绕道渡过秦淮河。兵贵神速，司马绍当机立断，立即将指挥中枢南移到宣阳门（建康城南门）外的南皇堂，距朱雀桥仅数里地。随后，司马绍立即从全部守军中精选一千名熟悉水性的壮士，交给温峤、段秀（段匹磾弟弟）、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钟寅等人，由这些人分别率领，于当晚夜渡秦淮河，从不同方向突袭王含大营。 这又是一场经典的夜袭战。 王含手握五万大军，根本不把对岸放在眼里，哪怕得知朱雀桥被烧也不着急，准备当晚好好睡一觉，第二天绕道渡河，然后一举拿下建康城。王含成竹在胸，不免麻痹大意，压根没想到司马绍竟会螳臂当车，主动进攻，因而未做任何防备。 公元324年，七月，甲戌日，凌晨。 天还未亮，王含大军还在呼呼大睡，突然，大营各个角落相继传出阵阵喊杀声，立刻明白被人偷袭了，一时慌乱不已。尽管温峤、段秀、曹浑等每人就带了二百多士兵，但整出的动静却像是铺天盖地，王含和将士们根本搞不清对岸究竟来了多少兵马，只觉得到处都是，有如神兵天降。 士气在这时就体现出作用了，王含试图组织将士抵抗，却无奈士气低落，兵败如山倒，数万大军在睡眼惺忪中被一千人杀得七零八落，毫无还手之力，王含的前锋何康也战死军中。王含无奈，只能边打边退，最后一直退了十余里才稳住阵脚，集结残兵重新布阵。 王敦听闻王含惨败后大为震怒：“我这个哥哥怎么就像个无能的老婢女，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怜我王氏门户衰败，世将、处季这些能征善战的人都死得太早。这是天要亡我！”。王敦也开始认为这是老天的安排。 世将即王廙，原荆州刺史，王敦的堂弟，处季指谁不清楚。 骂完后，王敦对参军吕宝说：“我这哥哥是指望不上了，还得我亲自上阵”，说完就要起身，却浑身无力，根本起不来，只得又躺下。“因作势而起，困乏复卧”（《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传》）。 王含、钱凤很快又回到江宁南岸，之后又多次组织兵马与温峤等人交战数次，但因为士气低落，就像被施了咒语一样，连战连败。王含大军就这样被阻滞在秦淮河南岸。 王敦心急如焚，连番派人前往吴兴，催促沈充抓紧行军，增援王含。 司马绍也派出沈充的族人沈祯去劝降沈充，并承诺让沈充做司空。沈充婉言谢绝：“三司重任，我哪里敢当。大丈夫做事应当矢志不移，如果中途变心，便会失去信义，将来在朝中还有谁能容得下我？”。和钱凤一样，沈充也是一条路走到黑。 沈充带着一万多兵马日夜兼程赶往建康。 原朝廷宗正虞潭此时因病正在老家余姚休养，沈充举兵后，虞潭就在老家召集宗族子弟和乡党，组成义军讨伐沈充，被司马绍任命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虞潭以长史孔坦为前锋，由余姚出发一路追击沈充。 有虞潭带头，前安东将军刘超和宣城内史钟雅也跟着讨伐沈充，义兴人周蹇则发动乡亲杀了王敦任命的义兴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也赶跑了王敦亲信、淮南太守任台。周蹇的背景史书没说，估计是此前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义兴周氏族人。 如此看来，王敦这次出兵确实不得人心，大批地方官员和百姓都自发组织义军勤王，声讨钱凤、沈充等人。之所以没有声讨王敦，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王敦已经死了。 不过，这一切王敦都已经看不到了。就在催促沈充加快进军之后，王敦就明显感觉自己近乎油尽灯枯。 王敦把舅舅羊鉴和儿子王应叫到身边交代后事：“我死之后，你们立即安排王应即位称帝，然后马上设立文武百官，一切妥当之后再处理我的后事”。 几天后，王敦正睡得迷迷糊糊时，忽然看见一只白犬从天而下，冲自己张口就咬，然后又看到刁协乘坐马车从身边经过。 王敦立即惊醒，呼唤左右将刁协和白犬拿下。可是，等卫兵闻声赶来时，王敦却已死在床上，时年五十八岁。 此时仍旧是公元324年的七月，王含出发还未满月。 王敦死后，遗言被王应抛到了九霄云外。不知受谁蛊惑，十几岁的王应秘不发丧，将王敦尸体用竹席裹起来，再涂满蜡油，然后就在议事大厅中央挖了个大坑，将尸体草草掩埋。至于登基称帝、遴选百官，王应一概不做，甚至前线战事也懒得多问，整日只与宠臣诸葛瑶等人纵情于酒色。 那边，沈充带着一万兵马很快就赶到建康，与王含、钱凤成功汇合。 沈充的司马顾杨私下给沈充献计：“如今王含、钱凤连番战败，士气低迷，我们必须尽快有所作为，扭转不利局面，如果再有迟疑，相持日久，士气更加低落，最终必然落败”。 沈充忙问有何建议，顾杨接着说：“如果我们挖毁栅塘，引水灌入建康城内，城内势必恐慌，然后强攻城池，此为上策。如果趁我军锐气正盛，与王含、钱凤等人兵分多路，现在就攻打建康城。因我军兵力是守军数倍，理应能拿下建康，此为中策。将钱凤骗至此处，杀钱凤投降，将功赎罪，转祸为福，此为下策”。 建康城因地理位置独特，四周并没有专门开凿的护城河，而是利用围绕城西和城南的秦淮河、城东北的玄武湖、城北的金川河这些自然水系，再辅以人工开凿使其相互连通，从而形成建康城外围的天然护城河，非常巧妙。顺便说一下，建康城并非正南正北走向，而是偏西南、东北走向，这也很独特。 当初孙权入主建康时，先是选在秦淮河和长江交汇处的清凉山上修筑石头城，用以屯兵屯粮。而后命人自石头城起，沿十余里长的秦淮河两岸夹淮立栅，就是以木栅栏为基础修筑堤坝，既能防止河水泛滥又能作为城防工事。这十几里长、以木栅栏为基础的堤坝工事就叫“栅塘”，也叫“秦淮栅”。 顾杨的上策就是掘毁这些堤坝，将秦淮河的水灌进建康城内。 不过，对于顾杨提出的上中下三策，沈充皆不以为然，一条未用。顾杨觉得很没意思，转头便跑回老家吴郡去了。 王含、沈充这边迟疑不决、一筹莫展，那边奉命勤王的兖州刺史刘遐和临淮太守苏峻却同时于七月丁亥日这天抵达建康。这次绝不是忽悠，是真的到了。祖约那边进展相对缓慢，此时正攻打王敦设在寿春的兵马。 外援的到来预示着战争形势开始倒向司马绍这边。 司马绍喜上眉梢，连夜召见刘遐、苏峻二人，还派人带着牛马去慰劳大军。 沈充听说后急了，赶紧找钱凤商议：“刘、苏二人长途行军必定疲惫不堪，我们若尽快强攻还有获胜可能，稍有迟疑等他们休整完后我们就必败无疑了”。 钱凤也无计可施，只能点头答应。 当夜，也就是七月己未日夜，王含、沈充、钱凤等人率军由竹格渚（秦淮河古渡口，位于今南京夫子庙长干门附近）渡河北上，攻打建康城。 护军将军应詹和建威将军赵胤两人拼死抵抗，斩杀王含帐下大将杜发，斩首一千余级，但无奈寡不敌众，秦淮河防线很快失守。 应詹、赵胤带着残兵边打边撤，王含、沈充一路猛攻，双方一直打到宣阳门外。眼看着王含就要下令攻城，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刘遐、温峤等人突然从城内杀出，应詹和赵胤随即也止住退势，重新杀入敌阵。 不仅如此，苏峻也带着部下韩晃等人突然从南塘方向横向杀出，截断了王含、沈充后路，和刘遐、温峤等人对王含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南塘也叫横塘，是早年孙权在秦淮河岸边修建的一处壁垒，也是建康城南的防御要地，具体位置不明。 这些都是司马绍早就做好的部署，王含就这样不知不觉进入了包围圈。 王含渡过秦淮河后虽有损失，但总体顺利，本以为攻到宣阳门后再一鼓作气就能拿下建康，没想到顷刻之间竟杀出许多人马，自己反被包了饺子，队伍顿时大乱。一通混战之后，王含、钱凤、沈充三人谁也顾不了谁，只能各自四散逃命。 沈充带着残兵一路向东往吴兴方向逃跑，途中在青溪又被刘遐追上，拼死抵抗后侥幸逃脱，继续向东逃窜。 王含和钱凤两人先是回到江宁南岸的大本营，不敢停留，一把火将大营烧毁，然后连夜往姑孰方向逃跑。 司马绍见大局已定，这才安心回到皇宫，随后命庾亮和苏峻等人向东追剿沈充，温峤、刘遐等人向南追击王含、钱凤。 温峤和刘遐很快就在江宁追上了王含，此时王含的败军已毫无抵抗意志，一触即溃。混战中，王含侥幸逃脱。 因刘遐长期在北方作战，部下大多都是流民和草寇出身，这些人军纪不严，难以管束，见到叛军遗留的大批辎重财物后，根本无视军纪，开始大肆抢掠，这也是导致王含逃脱的原因之一。抢到最后都红了眼，开始波及附近百姓，公然闯入私宅。 温峤见状痛斥刘遐：“天道助顺，王含正因失去民心才遭此大败，我们怎么能像他们那样乘机作乱呢”。一句话说得刘遐面红耳赤，赶紧下令禁止抢掠，开始整顿军纪。 王含带着即是儿子也是侄子的王应狼狈逃回姑孰，之后，王含打算去荆州投奔荆州刺史王舒，而王应却建议前往江州，投奔江州刺史王彬。王舒和王彬都是王含、王敦的堂弟。 王彬向来反对王敦起兵，还曾因当众顶撞王敦，差点被王敦当场杀了。因此王含反对投奔王彬：“王彬与大将军和我的关系向来一般，而且一直反对大将军出兵，我们这时若去投靠，岂不是自投罗网？” 王应却不以为然：“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去投奔王彬。大将军和您如日中天之时，王彬并没有跟从你们，说明他能坚持自己的底线，非普通人所能做到。现在我们落败了，换做别人一定不会也不敢收留我们，但王彬不是普通人，他一定会坚持自己的做法。所以，我断定他一定会容留我们。相反，王舒为人一向遵纪守法，从不敢越雷池半步，他的原则就是朝廷的法度，现在我们是有罪之人，他绝不会对罪人网开一面！” 虽然只有十几岁，但王应的这番言论却让人耳目一新，颇有辩证法的味道。不过王含却信不过一个孩子，坚持己见，于是二人最终前往荆州投奔王舒。 结果却不出王应所料，王舒得知王含父子进入荆州后，立马派人前往迎接，表面上很客气，途中却趁王含父子不备，将父子二人推入江中淹死。“舒果沈含父子于江”（《晋书.列传第四十六.王彬传》）。 江州那边，王彬满以为王含父子会就近前来投奔，早已准备好渡船接应，却一直没等来，心里还觉得十分遗憾。 钱凤在离开江宁后即和王含父子分散，之后躲躲藏藏，几经辗转，最终竟逃到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阖庐洲。“钱凤走出，至阖庐洲”（《晋书.列传第二十八.周抚传》）。 阖庐洲是当时南京附近长江江心中的一个孤岛，在今南京市北边。阖庐洲因身处江中，地方隐秘，成为当时很多逃犯的聚集地。 要说钱凤结局，必须提到一个之前从未露过面的人，周光。 周光也是名人之后，前梁州刺史周访的儿子，哥哥就是王敦的亲信周抚。周抚和周光兄弟两人都是王敦的人，只不过周光不像哥哥那样受王敦器重。周光此前一直在寻阳郡任太守，得知王敦出兵后也带着一千多州兵赶往姑孰，准备和哥哥一起攻打建康。 可是等周光匆忙赶到时，周抚早就随王含、钱凤等人出发了，而且那时王敦已经病逝，只是因王应秘不发丧，外人无从知晓。 周光没见到哥哥，就想见见王敦，却一直被王应拦着，说王敦病重不能见人。周光发觉气氛异常，怀疑王敦很可能已经病逝，于是立即赶往建康找到周抚，对周抚说：“王公已死，哥哥为何还要追随钱凤做贼？”。 弟弟想抽身脱离叛军，只是哥哥已经走火入魔，根本不听。 随后王含、钱凤等人接连大败，形势急剧逆转。周光料定王含不能成事，便开始琢磨如何才能保全自身。周光的办法就是立功赎罪，于是派人四处打听叛军将领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光很快就打听到钱凤逃进了阖庐洲，于是带着他的一千士兵杀进阖庐洲，将钱凤当场斩首。然后，周抚带着钱凤首级亲自去建康向司马绍谢罪，虽然并没有得到朝廷悬赏的五千户侯，但却因此被免罪，还得以保留寻阳太守职位。 周光安全了，却仍旧不忘拉哥哥一把，后来又打听到哥哥正和邓岳一起逃亡，于是又立即前往周抚和邓岳的藏身地。结果当时碰巧邓岳出门，只有周抚在，周光就劝周抚杀了邓岳，然后向朝廷认罪。周抚却死活不同意：“我与邓岳共生共死，你要杀他就先把我杀了！” 两人正说着，就见邓岳架着一艘小船从外面回来，周抚马上远远地冲邓岳大喊，邓岳立即调转船头迅速离去，周光想追却已经来不及了。最后，周光无可奈何，只好丢下哥哥独自离去。 后来周抚和邓岳一起东躲西藏、颠沛流离，最后辗转逃到了西阳郡（大概位于今鄂豫皖三省交界区），被西阳蛮酋长向蚕收容。一年后，朝廷下诏赦免王敦余党罪责，周抚和邓岳才重新出山。再之后，周抚和邓岳在平定苏峻之乱、对阵后赵、甚至在桓温灭成汉的过程中多次立下战功，双双成为东晋名将。 王含、钱凤、周抚、邓岳这几位的下场都交待完了，现在就剩一个沈充了。 沈充在青溪被刘遐截住后虽然侥幸逃脱，但士卒所剩无几，之后又边跑边散，等快到吴兴时差不多就成了孤家寡人。 早前在王敦之乱中被沈充杀害的吴国内史张茂的妻子陆氏是位女中豪杰，一直设法要替丈夫报仇。这次得知沈充正狼狈逃回吴兴，于是倾家荡产，聚集了一批张茂旧部，守在沈充返回吴兴的必经之地，扬言要活捉沈充，然后在张茂灵前亲手将沈充脔割。 沈充听说后吓得再不敢返回吴兴老家，只好途中改道，结果鬼使神差地就到了老部下吴儒的家中。 吴儒很客气，好吃好喝招待一番之后，却把沈充引入内室，然后笑着说：“呵呵，我的三千户侯就要到手了”。 沈充大惊：“你就这么想封侯吗？如果你这次能放了我，我沈氏族人日后必会厚报，如果你敢杀我，将来必会遭受灭门之祸”。 沈充这边话音一落，那边吴儒手起刀落。 沈充和钱凤都是重犯，不在赦免之列，后来朝廷下诏夷灭沈充和钱凤三族。沈充有个儿子叫沈劲，当时还是个几岁的孩子，因为被一个叫钱举的同乡提前藏匿起来，得以幸存。沈劲长大后很有血性，找了个机会灭了吴儒满门，为父亲报了仇。 沈劲后来的经历相当励志。因为沈充的原因，吴兴沈氏成为邢家，家族迅速衰败，沈劲也无法像普通士人那样走入仕途。但沈劲不愿家族从此蒙羞，发誓要以一己之力洗刷耻辱，摆脱邢家身份。 沈劲的办法是从军，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沈劲一门心思要上阵杀敌，以军功为家族赎罪，恢复家族声誉。后来，沈劲在对阵前燕时不畏生死，独守孤城洛阳，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被俘，最终被前燕慕容恪杀害，而这却正是沈劲极力追求的。这些以后会详细说到。 沈劲最终如愿以偿，为吴兴沈氏恢复荣誉。 沈充执意追随王敦致使吴兴沈氏遭受灭顶之灾，沈氏家族本来完全可能像义兴周氏那样就此衰落。但是因为沈充有一个好儿子，这个儿子有一股永不服输的劲，结果仅仅只隔了一代，吴兴沈氏又重新崛起，在江南、在湖州千年不衰。 一千多年后的大明王朝，那位富可敌国、权可通天的湖州人沈万三就是沈劲的后人。 3、司马绍壮志未酬身先死 东晋朝百废待兴迎幼帝 王敦死了，王含、王应、钱凤、沈充这些死党也死了，周抚、邓岳这些心腹还在狼狈逃亡，王敦集团这个昔日东晋最庞大的势力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轰然坍塌，速度之快令人诧舌。 王敦之乱被彻底平息。 司马绍派人前往姑孰，把埋在议事厅地下的王敦尸体挖了出来，然后“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传》）。 跽（音jì）而刑之，就是把尸体摆成跪姿后斩首。王敦连同沈充、钱凤、王含等人的首级一起被悬挂在朱雀桥头示众。王敦的尸体则被弃置闹市，无人敢收。 尚书令郗鉴为此上书司马绍，说前朝处死杨俊等人后，都允许家人收敛下葬。王敦既已伏法，希望朝廷宽大为怀，允许家人将尸体收殓安葬。司马绍同意后，王敦家人这才将尸体草草收殓。 王敦，大户人家出身，能力超群却又个性极强，为人冷酷，喜怒不形于色。从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驸马开始，到渡江南下倾心辅佐司马睿称帝，成为东晋建国的最大功臣。王敦独揽大权，是东晋初期最为叱诧风云的人物，没有之一，却难逃最终身败名裂、凄惨落寞。 不过，这也可以说是司马绍的命好，或者说是王敦的命不好。如果王敦没有病逝，如果王应能像王敦一样独当一面，那结局如何还真不好说，起码司马绍不会这么快就扭转乾坤。这就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王敦王含沈充钱凤这些罪魁祸首虽然死了，但是别忘了，王敦设在建康的留府，也就是丞相府，还有设在姑孰身边的大将军府，这两个庞大的权力机构里还有一大批王敦的参佐属官，是这些人支撑起了王敦的权力大厦。另外还有荆州刺史王舒、江州刺史王彬这些由王敦亲自任命，用于控制东晋各区域的地方官员。 如何处理这些人又将考验司马绍的智慧与心胸。 有一部分大臣上书建议：“王彬、王舒等人都是王敦生前倚仗的亲族兄弟，这些人应当全部革职，永不录用”。还有一部分大臣建议把王敦两大府中的参佐也同样全部革职，禁锢不用。 对于琅琊王氏族人，因王导这次大义灭亲，积极平叛，王舒父子都有立功表现，王彬虽然没有积极平叛，但也没有追随王敦举兵，而且王彬一直反对王敦，王氏族人中仅有王含执迷不悟。所以，为稳定朝局，司马绍最终下诏，琅琊王氏一概免罪，不做任何追究。 因为琅琊王氏在朝中影响较大，加上王导这次表现特别好，保全了王氏声誉，所以在对琅琊王氏的处理上，朝野上下并没有太多争议。但是，随后在处理王敦的属官时却出现了较大争议。 司马绍原本也认为正是这些佐官的辅助，王敦才得以两攻建康，于是下诏将这些人全部革职，永世不用。 温峤却并不赞同，于是上书建议：“王敦为人刚愎自负，无视朝廷法度，连亲朋好友都无法劝止，这些人又哪里能劝得住。这些官员长期处于高压和恐惧状态，平时在路上遇见，互相也不敢开口说话，都是匆匆而过。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贤臣君子也只能委曲求全，静待王敦自取灭亡。郭璞、陆玩、刘胤、羊曼这些人我都很熟悉，他们常常私下跟我说过很多心里话。这些人里如果有顽固不化、助纣为虐者，自当依据刑典严惩不贷，但是如果这些人只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被迫沦为奸党，我认为应该加以宽恕。我今天冒着同流合污的风险，站出来为郭璞、陆玩这些人说话，如果我默不作声，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惩罚，我将愧对我的内心”。 温峤曾被迫做过王敦的左司马，在王敦幕府里待过，很了解幕府的实际情况，所以主张宽宥处理，但是郗鉴却认为必须严惩。 郗鉴随后也上书司马绍：“圣人定下君臣之教，就是要让人知道，作为臣子，贵在严守节操，哪怕为忠义而死。这些将佐属吏虽然大多都是被迫担任，但是身为王敦近臣，既不能阻止王敦谋逆，又不愿脱身离开，始终留在王敦身边，事实上就是在助纣为虐。所以按照以往惯例，这些人必须得到惩罚”。 温峤和郗鉴的话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就看最后司马绍如何定夺了。不过最终司马绍还是采纳了温峤的建议，重新又下了封诏书，对王敦的所有属官一概不追究任何责任。 也就是说，对于王敦之乱这种极为严重的叛乱事件，在事件平息后，除了王敦、王含、钱凤、沈充这些匪首之外，司马绍并没有展开血腥杀戮，甚至连清洗都没有，没有惩罚任何人，这种气度让人难以置信。 惩罚可以没有，但奖励还必须有。 王导被赐爵为始兴郡公，赐绢九千匹，封邑三千户。另外，司马绍还特意赐给王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大特权，不过王导向来低调，不在乎这些表面虚荣，最终婉言谢绝。 温峤被赐爵建宁县公，卞壸为建兴县公，庾亮为永昌县公，刘遐为泉陵县公，苏峻为邵陵县公。每人均赐绢五千四百匹，封邑一千八百户。 尚书令郗鉴为高平县侯，护军将军应詹为观阳县侯，每人赐绢四千八百匹，封邑一千六百户。 建威将军赵胤为湘南县侯，右将军卞敦为益阳县侯，每人赐绢三千二百匹，封邑一千六百户。 其余文武大臣按功劳大小各行封赏。 接着，公元324年的十月，司马绍又下诏重新任命了中央和地方官员。 司徒王导被拜为太保，兼领司徒；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兼领太尉； 应詹被任命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诸军事；原江州刺史王彬调入朝中任光禄勋；刘遐为徐州刺史、都督淮北诸军事，代替王遂镇守淮阴。至于王遂下落，史书没有记载；苏峻升任历阳内史，中书监庾亮兼任护军将军。 尤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公元325年五月，司马绍又下诏，升任广州刺史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兼领南蛮校尉。改任原荆州刺史王舒为安南将军、都督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调刘顗为平越中郎将、都督广州诸军事，代替陶侃为广州刺史； 自从公元315年起就被王敦打发到广州，至今已经搬了整整十年砖的陶侃，终于又回到了东晋的权力中枢，重新坐镇荆州，成为东晋最有实力的地方大员。 说到这里，需要更正一下。此前提到陶侃担任广州刺史的时间，一直都说是七年，说陶侃在广州搬了七年砖。这是错误的，实际应为十年，陶侃整整做了十年的广州刺史。此前误记为七年是因为在公元322年王敦第一次攻打建康时，司马睿曾下诏改任陶侃为江州刺史，并让陶侃派兵勤王。但实际上因为王敦很快就拿下建康，这个任命最终并没有执行，陶侃仍留在广州，后来王敦为了稳住陶侃，又让陶侃做了征南大将军，兼任交州刺史。特此更正。 史书在记载司马绍重用陶侃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事前有任何人提过相关建议，所以这应该是司马绍自己的想法。陶侃从未在京城任职，去广州时司马绍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两人没有任何交集，但司马绍却慧眼独具，毅然把东晋最重要的荆州放心地交给了陶侃。 司马绍没有选错人。 任命陶侃的诏书一下，“楚郢士女莫不相庆”（《晋书.列传第三十六.陶侃传》）。荆楚百姓听说陶侃将重返荆州后，无不弹冠相庆，因为这些人都知道，只要陶侃一回来他们就有好日子过了。陶侃和他的伯乐刘弘一样，在地方治理上无人能比。不仅如此，在不久的将来，东晋再一次陷入大乱时，有陶侃稳坐荆州，东晋虽然又一次历经风雨，但却始终屹立不倒，陶侃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晋定海神针。 司马绍原本想让王舒担任广州刺史，直接去把陶侃替换回来，但是王舒嫌岭南路途遥远，气候炎热，不愿意去，便以身体不佳为由推辞。毕竟王舒还有杀王含父子的功劳，又有王导的面子在，司马绍也就没有为难王舒，就让王舒去了湘州，改让湘州刺史刘顗接替陶侃。 任命陶侃两个月后，公元325年七月，司马绍又任命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兖州刺史，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镇守广陵。 此外，在公元325年年初，二月时，司马绍还下诏为原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原梁州刺史甘卓、还有戴渊、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或被王敦杀害，或死于王敦之乱中的人追赠官职和谥号。但是逃到后赵的刘隗不在列，最后关头和刘隗一起逃出建康的刁协不在列，开城投降的周札也不在列。 周札旧部上书为周札申冤，郗鉴和卞壸认为周札开城投降就是不忠不义，不应该得到褒扬，而王导却认为当时形势特殊，主张宽容对待。最终，司马绍再一次展示出仁厚之心，下诏追赠周札为卫蔚。刁协则是在十年之后被晋成帝司马衍追赠。 以上就是司马绍在平定王敦之乱后的几个月里，在重要人事安排上所做的调整，这些调整的细微之处就是琅琊王氏的权力逐渐被分散，陶侃、郗鉴、温峤、庾亮得到重用，权力重新分配。 这些人事调整放在历朝历代再平常不过，但对于立国不久就经历磨难的东晋来说却极不寻常。这是东晋皇帝第一次彻底独立地行使大权，完全由自己意愿任免朝廷要员。这标志着东晋彻底摆脱了建国以来“王与马共天下”的尴尬局面，晋明帝司马绍再也不是傀儡了。 人事调整之外，司马绍在治国理政上也耗尽心思。 东晋立国以来战乱不断，前有杜弢、杜曾起义，后有王敦之乱，连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司马绍面临着土地荒疏，民生凋敝，府库空虚等一系列严峻的内政问题。为此，司马绍多次下诏，鼓励官员积极献策。 这其中温峤又一次发挥了巨大作用。 温峤对各地实际状况进行详细了解后，上书司马绍，提出了涉及军事、经济、农业、官员选拔、刑法等诸多方面的七大措施，简单概括如下： 1、针对石勒不断南侵、晋军不断南撤的局面（比如祖约退守寿春），温峤建议增加北方守军，建立寿春、淮泗防线，稳定北方边境； 2、温峤认为“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晋书.列传第三十七.温峤传》）。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不耕种，就必然有人因此挨饿。温峤提出了劝课农桑的种种措施，鼓励耕种，解决粮食问题； 3、统筹规划各地驻军数量，在确保地方稳定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抽出兵力开荒屯田； 4、裁减军队和政府冗员。裁撤大量无兵可带的冗将，合并百姓数量较少的郡县，精简地方冗员，提高剩下的将领和官员待遇； 5、恢复藉田和廪牺制度。藉田就是公田，直接由政府管理的田地。每年春耕时由各地最高官员在公田举行盛大的春耕仪式。廪牺就是负责饲养和管理祭祀用牲畜的机构，由官府保证祭祀牲畜的供应，减少民间牲畜征用； 6、宣扬朝廷政策，面向社会选拔人才，以品德为选才第一要务； 7、放宽执法尺度，废除灭三族这种连坐制度。 温峤的建议非常细致，不但有宏观的指导思想，还有微观的具体措施。比如温峤建议选派得力干将率五千兵马，再选偏将率两千兵马，增加寿春等地守军；在司徒府设置“田曹掾”多名，每人负责一州，专门监督该州的农业工作，考察该州官员农业工作业绩；驻扎各地的四军五校，分出两军专门在长江沿线各防守要塞周边屯田种粮，保证平时能产粮，战时能打仗。 司马绍把温峤的建议专门拿到朝堂上同文武百官逐项商定，最后基本都采纳施行。 不管是平衡权力还是颁布各项改革措施，晋明帝司马绍执掌大权的几个月里所做的这一切虽然无法立竿见影，马上就让东晋天翻地覆，但这些无疑都是影响深远的战略长策。按《晋书》说法就是“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晋书.帝纪第六.明帝传》）。司马绍虽然在位时间非常短，但所采取的措施却影响深远。这实际上就是《晋书》编纂者房玄龄对司马绍的高度评价。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以司马绍的宽厚仁义和精明强干，未来的东晋必然会崛起成为新的帝国，收复北方旧土也不是幻想。 毕竟，战乱平息，四海安宁，朝中又有王导、陶侃、温峤、郗鉴、应詹、卞壸、庾亮、刘遐等一班文韬武略的治世能臣，而皇帝司马绍英明果断，文治武功，加上年仅二十五岁的大好年华……这样的东晋，本可以让人如何憧憬都不为过。 但是，实在可惜，我们很清楚，未来的东晋并没有崛起，收复北方只是个梦。这是因为司马绍的命其实并不比王敦好到哪去。 王敦之乱平息仅仅只过去一年，公元325年闰八月，戊子日，司马绍驾崩于皇宫太极殿东堂。 说造物弄人也好，说天妒英才也罢，现实往往就是这样令人扼腕叹息。任你敌得过千军万马，任你躲得了阴谋诡计，但你却逃不过生老病死。古往今来每个人都是如此，王敦如此，司马绍也是如此，管你是帝王权臣还是普通百姓。 和王敦持续长达一年多的病情不一样，司马绍的病情史书没有任何提前交代，病逝前的司马绍一直忙于公务。 五月时，司马绍改任陶侃。六月，因王舒不愿去广州，司马绍又改任王舒为湘州刺史，改湘州刺史刘顗为广州刺史。七月，司马绍任命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镇守广陵。八月，司马绍连续下诏，要求做好南郊祭祀和北郊祭祀这些国家大典，要求各地政府多选用南方士人，以此平衡南北士族之争…… 一切都极为自然，没有任何异样。可是到了闰八月，司马绍的身体突然就不行了，没有交待任何前因后果。 闰八月壬午日，史书上毫无征兆地出现“帝不豫”（《晋书.帝纪第六.明帝传》）三个字。就是司马绍感到自己不行了，于是开始下遗诏。 “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阳王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晋书.帝纪第六.明帝传》）。 司马羕、王导、卞壸、郗鉴、庾亮、陆晔、温峤，一共七位在京大臣进宫接受司马绍遗诏，成为托孤大臣。 其他六人都熟悉，只有陆晔没露过脸，简单介绍下。 陆晔，出身江南大族吴郡陆氏，祖父是陆逊的弟弟，也就是说，陆晔是陆机、陆云兄弟的堂弟。司马睿刚下扬州时就慕名将陆晔招至麾下担任祭酒，东晋建立后，陆晔又先后担任太子詹事、侍中、尚书等职。司马绍继位后，相继改任陆晔为光禄勋、太常、太子少傅、领军将军等职。第二次建康之战中，陆晔因率军抵抗过钱凤，战后被赐爵为江陵伯。 陆晔是七位托孤大臣里唯一一位南方人。 司马绍遗诏的内容就是安排这七位大臣为托孤大臣，也是辅政大臣，共同辅佐太子司马衍。可问题是，此时的司马衍仅仅只有四岁。 对一个刚刚有些好兆头的东晋来说，皇帝四岁意味着什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真是让人无语，只能无奈地说，这就是东晋的命！司马家的命！ 托孤后第五天，也就是丁亥日这天，司马绍下达了生前最后一份诏书： “自古无论圣贤，谁也逃不了一死，这没什么好可惜的，我生病已经很久了，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但祖宗基业尚在胡虏手中，有生之年未能一雪前耻，以致北方百姓还活在涂炭之中，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死之后，丧事一切从简，千万不可劳民伤财。太子司马衍尚且年幼，不能担当大任，希望诸位辅政大臣像周公辅佐成王、霍光辅佐汉昭帝那样辅佐太子。镇守四方的地方大员要同心戮力，抵御外辱……如果最后能共度艰难，令天下太平，让祖宗在天之灵得到安宁，我在地下也就安心了”。 从诏书里我们知道，原来司马绍已经病了很久。“朕枕疾已久，常虑忽然”（《晋书.帝纪第六.明帝传》）。不知为何史书一直未做交待，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司马绍是暴亡。 另外，司马绍把未能收复北方领土视为最大遗憾，可想而知，如果司马绍不死，北伐一定是其今后最重要的任务。 发布诏书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托孤后的第六天，戊子日，司马绍驾崩于东堂。 公元322年继位，随后当了两年傀儡，公元324年七月才真正掌权，结果只隔了一年，公元325年闰八月即病逝。司马绍人生的最后阶段，从托孤到驾崩，只隔了六天。 司马绍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死得最令人遗憾的皇帝之一，后世还有周世宗柴荣与之可比。 司马绍执政时间很短，只有三年，期间还有两年是傀儡，可即便如此昙花一现，司马绍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有才能、有魄力、有胆识、有谋略的明君风采。 创业难，守成更难。后王敦时代，如何削弱琅琊王氏家族势力，如何平衡司马宗族和世家大族的权力，如何平衡南北方士族的利益，每一件事需要大智慧，如果处理不好，今后一定还会出现张敦、李敦。 司马绍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可惜再没机会了。这其中，驭人，也就是平衡各方势力是最难的，也是司马绍在短期内无法完成的，这无疑会影响到东晋的未来。 仔细看看最后那七位辅政大臣的名单，你就知道司马绍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