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邓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此人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赫赫有名的“笔杆子”，以提问犀利、文风强硬而著称，曾抨击过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诸多政要，在业界享有盛誉。此番前来中国，法拉奇非常兴奋、激动，她憋着一口气想要在中国“深挖”大新闻，揭露人民政权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采访邓公之前，法拉奇可谓做足了功课，她充分了解了人民政权的发展历程，尤其对十年动荡时期特别感兴趣，专门翻阅了有关“四人帮”的卷宗以及一些老同志所写的回忆录，全方位洞悉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的人生经历，甚至还为此写一篇读后感。

8月21日，法拉奇终于获准与邓公见面，两人先是礼貌性的寒暄了一番，随后法拉奇便迫不及待的进入正题，接连向邓公询问了好几个明显带有挑衅意味的问题。邓公是理论功底深厚的革命家、政治家，自然不会轻易被这些问题吓倒，他巧妙又不失礼节的回答了法拉奇，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应有的智慧。

但法拉奇还不死心，她随后又追问邓公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动荡的错误是否应该完全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史实吗？？邓公稍加思索，理性的回应称，动荡是历史的必然，而“四人帮”只是狐假虎威的小人物罢了！

纵观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动荡的祸患其实早在50年代后期就已经埋下了，当时党中央为了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的侵蚀，接连发起了“反右”、“反教条”、“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但这些运动后来无一例外全都走向了“扩大化”，进而引发了严重的“左倾”，党内由此慢慢滋生出浮躁、紧迫等现象。

彭老总敏锐的察觉到了危险，于是便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万言书”，毫不留情的揭露了“左倾”的危害，希望党中央能够引起重视，及时予以改正。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居心叵测者为了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居然歪曲事实，指责彭老总搞“右倾”，唱衰共产主义。彭老总为此是百口莫辩，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只得主动辞去一切职务，暂时远离国家领导层，以平息舆论风波、维护党内团结。

到了60年代初，国内又掀起了一阵“支左”风潮，这进一步加剧了路线错误，让人民政权一步步滑向了无底的深渊。1966年，社会长期积攒的矛盾迎来了总爆发，动荡突然降临在华夏大地上，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一度引发了经济倒退。而在此期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趁势“兴风作浪”，发起了数轮政治斗争，迫害了无数老同志。最终，在1976年，党中央及时出手，将“四人帮”一举粉碎，同时广泛开展“拨乱反正”活动，由此彻底纠正了“左倾”，让中国重新回归发展的正轨。

邓公的回答可谓滴水不漏、不卑不亢，法拉奇这种“挖坑式”的提问始终没有获得想要的效果，这让她倍感受挫，但同时她也由衷的敬佩邓公的政治智慧和魅力，她坚信中国在邓公的带领下，一定能摆脱贫困的局面，走向繁荣和富强！

而在访华之行结束后，法拉奇将自己的见闻撰写成新闻稿，发布在国际权威报刊上，并很快引起了多方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派遣代表到中国进行考察，这直接促进了中国在外交上的“破冰”，对日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大有裨益。再说法拉奇，她在80年代中旬被查出患上了癌症，这严重影响了她的身体状况，至80年代后期，她已然无法再从事新闻工作，只得被迫离职，转而返回意大利老家，过起了平静、安宁的疗养生活。

晚年的法拉奇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写作上，她先后撰写了十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详细论述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自由的追求，由此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一些年轻人甚至将她视作唯一的精神领袖。2001年，法拉奇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她被迫住院疗养，用顽强的意志和病魔做斗争。2006年，她耗尽了所有精力，于9月17日病逝，时年七十七岁，她的遗体被埋葬在佛罗伦萨一个秘密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