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三次拜谒这座神圣的石库门了。石库门、亭子间，曾经在现代文学作家的笔下，屡屡看到，却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

零九年吧，第一次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不仅看到了正宗的上海石库门，还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虽然早就了解中国共产党史，可比起实地观看开会旧址场景、体会到那时候的高压氛围，才明白了“创业艰难”的真正含义。

大概距离第一次三四年后，又一次去了会址。这次不但好好将每件文物看了又看，还在销售纪念品的柜台，买了一块纪念手表。圆圆的表面，里面是红色的镰刀斧头。当时可谓是一见钟情地喜欢上了那块表。交了钱就兴冲冲地收进包里，连试戴一下的念头都没有想到。

遗憾的是，回家取出手表戴到手腕后，虽然很好看，却不会走。看着一动不动的秒针，不由苦笑一下。随机的一块表质量如此，能想象出所有纪念手表的质量。这是天大的遗憾，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买手表的地方。

手表被仍在一个角落，连同本来挺漂亮的外形，都被厌恶上了。偶尔想到那块表，会冒出再去上海时，试试能不能换的念头。又想到发票没开，以上海人的精明，怎么会换给我？不知道在哪一次打扫卫生时，被我扔进了垃圾桶。不要了就不想了，扔了是最好的处理。

第二次的参观，因为这块表，忘掉了其它。在那很多人心目中圣地的地方，有多少人有过像我一样的经历？想来不会是绝无仅有。被忘掉的参观经历，于我很可惜，对远途来的人，如果像我一样买了个坏物件纪念品，更加可惜了。我还可以再去，远距离的人就未必了。

真的，我第三次来到这座石库门建筑前。建筑的外表是不会变的。外面却有了不少变化。更完备的安全措施，说明这个“圣地”在国家和人民心中的分量。最大的变化，是在会议旧址对面，建设了一座远超旧址几十倍的纪念馆。

旧址，保持着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原貌。那是经过董必武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妻子共同回忆后复原的状态。一张简单的长方形餐桌，周边几把椅子，几张方凳。桌上有一个茶盘一个茶壶，还有十几个茶杯。室内再没有什么特别布置。简单的陈设却气氛庄重。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三个代表，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在这座石库门里，召开了划时代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分别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两位重要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皆有公务在身没能出席会议。

会议进行到七月三十日，只要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出中央机构，这次会议就将圆满结束。可是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代表们各自离开。不过十几分钟，法租界警察便包围了这里，好在没找到想要的东西。

经过商讨，他们接受了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改道去浙江嘉兴南湖。在细雨蒙蒙的湖面上，大家在一艘小船上完成了三十号的议题。

几十年过去了。参会的十三名代表，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有的脱党、有的叛逃、有的牺牲、有的当了著名的汉奸。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与毛泽东主席一起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参与一大开会的代表，只有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同志两人。假如当年与会者能想到共产党最终会取得全国胜利，大概不止他俩吧。

好多年前看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那种压抑的、沉闷且不断变化的黄梅天气，是抗战时期典型的政治氛围。一九二一年的第一次党代会，比之“上海屋檐下”更加严峻。尤其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共产党人被疯狂地血腥镇压。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部，不止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

广州同样是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重灾区。周文雍的《题狱诗》，表现的正是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前赴后继，不忘初心。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来到一大会址这个精神家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我不是党员。我愿意接受灵魂的洗礼。只要有机会，还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