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在建立初期经历过一段非常尴尬的往事。那会儿，踌躇满志的领袖列宁希望能够一鼓作气，将无产阶级革命向全世界输出，帮助那些出于资本家剥削下的百姓实现独立自由。倘若情况理想，建立“苏维埃世界共和国”的伟大愿景或许能提前到来。那会儿，苏俄高层的办法很简单，俩字概括便是“富养”。列宁还专门在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千万不要吝啬，“花它个几百几千万吧！”

为此，苏俄士兵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搬运”工作，他们从沙皇的宝库中不断搬出珠宝，委托各路人马想方设法运出苏俄。仅1921年6月，就有一批总价值在6200万卢布左右的财富被秘密运到了德国。德国的同志们对领导的指示了解得很到位，他们的确没有畏手畏脚：当年10月，这笔巨款就基本消耗完了，然而，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展却几乎没有任何推进。德国的同志们觉得这并不算啥大不了的事儿，转而继续向莫斯科伸手讨钱。

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完全成功的，但列宁同志输出意识形态的办法十分不现实。于是在斯大林接过头号交椅后，他立马中断了对兄弟国家的无条件输血，转而用这些钱来壮大苏联自身国力。甚至在1943年5月，他还亲自下令解散了共产国际。表面上看，老大哥掏心窝子的慷慨做法养了一群“白眼狼”，现实的确令人寒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斯大林在这个时间点作出这个举动，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用意——他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只不过比起苏联此前的尝试，这条路走了另一个极端。

高明的决策者总能走一步看三步，斯大林正是如此。莫斯科战役的胜利使得苏联从悬崖边上收回了一只脚，但当时的局势远不够明朗，斯大林就已经把目光放到了二战结束以后。当年，苏联高层秘密委托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都大体摸个底。不久，莫洛托夫作出了一份名为《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这份报告越过了领导集体和高层会议，直接由斯大林批示。1943年9月，苏联高层接连新组建了两个部门，它们名义上负责规划战后苏联的发展战略，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绝对承载着苏联高层更特殊的期待。

首先，这两个部门的领导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和李维诺夫。前者无需赘述，那可是斯大林同志创业初期的合伙人，甚至都能称为领袖的“命中贵人”；后者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三位外交人民委员，拥有顶级的政治头脑和外交才华，能在失宠后再次获得领袖重用，能力可见一斑。这两位领导者和两个部门究竟有着怎样的使命呢？用《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中的话来概括：想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保障安全并维持和平是必不可少的；苏联必须保持同西方的伙伴关系，尤其是保证同美、英的关系。我们猜也能猜到：莫洛托夫何等精明？他一定懂得要顺着领导的意思来；或者干脆说，这番“和平论调”，根本就是斯大林本人的判断。

站在苏联的角度来看，美英是怎样的角色？那可是硬邦邦的“死敌”；即便是在二战最生死攸关的时期，作为同生共死的战友，彼此间尚且互相防备，动不动就玩点小心思，换了战后的和平年代那还了得？然而，斯大林却力排众议地反复提及“和平”与“合作”，要下这样的决心难，想让苏联人民接受这样的未来不易，而想要落实则更难。

事实上，苏联方面一早就拿出了充足的诚意。例如我们刚刚所说，1943年5月，斯大林下令解散共产国际；次年3月15日，《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国际歌》成为苏联的新国歌，潜台词将苏维埃的光辉由“全世界”缩小到“全联盟”。二战末期，在谈论建立联合国的相关事宜中，苏联方面曾主动提出将总部设置在美国。甚至在谈到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苏联方面还同意了西方国家提出的“赋予人民更多权利”等要求。苏联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都不忍感叹：“……斯大林企图以此示好美国。”种种让步足以表明斯大林的决心：他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世界，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打破国际社会对苏联阵营的孤立，从而最大程度上满足苏联的国家利益。

倘若这种设想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大概率就看不到冷战了，如今庞大的“红色巨人”也有可能仍横亘在亚欧大陆北方。然而玩味的是，从来被宣称为“邪恶”的苏联在这一阶段表现得足够诚恳，反倒是总自诩“高尚正义”的西方国家做了许多不是人的事儿。

咱们来举几个典型：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相关协定，为了从根本上粉碎法西斯政权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二战结束后，所有德国军队务必要彻底解除武装。然而，美英法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接踵而来，他们想方设法保留了近百万昔日的纳粹武装，计划在战争爆发后将这些官兵推上战场，代替自家士兵同苏联人拼命。当然了，100万人可不是个小数字，然而，当朱可夫元帅拿着相关报告向盟军高层讨说法时，后者装傻充愣，让人生气又没辙。

总而言之，苏联的步步退让非但没有换来西方国家的诚意，反而令对方得寸进尺。放眼当下，这段往事也颇有启示意义：软弱和退让换不来真心，唯有建立在自身强大实力上的强硬，才能分清哪些是真正的朋友，哪些是伪装成“朋友”的敌人。

事情搞到这一步，斯大林终于明白，敌人只会变着法子折腾你；将构建和平世界的期望放在同美英携手上，这压根就不现实。真想要和平也不是没招，那也只能自己争取。无奈之下，苏联人不得不重操“输出革命”的老本行。然而三十年河东，比起十几二十年前，此时苏维埃高层手握“两王四个二”，处境比十几二十年前要好太多了。

原来，一场世界大战极大提升了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二战结束后的快速恢复再一次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此时的苏联国力强盛，政坛星光熠熠，军队将星如云，在世界范围内拢获了大批粉丝，就连几个老牌欧洲强国也有时刻被“染红”的危险。其中最明显的当属法国，彼时法共总人数超过100万人，号称麾下有超过25万人的游击队。虽然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人数不多，但胜在发展迅速，人数翻了一番，在二战结束时达到了5万人。就连希腊这种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革命者数量也突破了7万大关。总而言之，倘若此时的莫斯科想效仿当年，号召全世界的同志们一块搞事，那局面就甭提多热闹了。然而握着这样一手好牌，斯大林却告诉同志们千万要淡定。

1944年底，在会见法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莫里斯·多列士时，斯大林尤其强调“要把武器藏起来”，必须尽量避免同法国合法政府产生冲突。多列士深谙领导用意，回到法国后就发动群众高呼“法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共和国军队”的口号，甚至主动带人接受了法国政府的“诏安”。结果，法共游击队被编入法军，而他们在法国政府中也获得了包括若干部长在内的要害职位。

表面上看，法国政府来了招“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这就是斯大林原本的用意——他希望将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悄悄影响并掌控西方国家政府，从而潜移默化地将这些国家“染红”。不是说“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嘛，咱就来实践实践。为了实现这样的布局，莫斯科甚至不惜在一些国家放弃了到手的绝对优势。举个例子：彼时的比利时，比共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当局，而其武装部队的规模更是达到了比利时政府警察的10倍。眼看比利时局势岌岌可危，苏联方面竟然直接出兵劝说双方都不要冲动，硬是促成了联合政府。结果，比共仅在新内阁中获得了2个席位。

这事儿要搁老一届苏维埃领导者眼里，这事儿不得亏得肉疼？斯大林却觉得这很值。很快，苏联在全世界的布局就宣告完成，只等开花结果了。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这不还没跟敌人交手呢，自己人先吵上了。

1947年3月，法国政府就针对北越军事行动的拨款问题进行投票时出现了奇葩一幕：法共的部长们一致举手赞成，而法共议员们却集体弃权——后者想要按照计划给法国政府制造压力，当上领导的法共部长更倾向于巩固自己的权力。这场闹剧使得法国政府处理问题变得十分低效，这也给了对手可乘之机。2个月后，法国总理保罗·拉马迪埃借机光明正大地清理门户，政府中掌握权力的法共成员全部被扫地出门。

另外一些国家的情况倒是没有法国这么奇葩，然而同志们太过团结默契，总之一句话：无论对手做什么，他们一定要唱反调。各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保加利亚政府都忍不住抱怨：“他们简直就像发了疯！”最后，这些“被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要么加入了敌人，要么就像打扫卫生一样，被一股脑地扫地出门。短短几年内，斯大林的和平构想便彻底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