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中国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综合国力迅速攀升。对百姓来说，国内处处都是机会，即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蓬勃的活力也令人热血沸腾。
然而那段时期也有可怕的一面。
1995年6月8日16时许，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一名女工下班回家，正在自家门前摸钥匙开门时，突然被人从身后袭击。歹徒手法简单，用一把再常见不过的刨锛（一种类似于锤子的工具）猛击受害者头部。
虽说恰逢邻居出门，歹徒被迫仓促中断行凶，但被害者依旧重伤至一度危及生命。警方赶到后发现，歹徒抢走受害者金项链一条以及现金600多元。
仅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20时左右，南关区另一小区一年轻姑娘同样在家门口遇袭，身上所有的金银首饰和现金被洗劫一空。与上一位受害者类似，此案的受害者受伤严重。
7月24日10时许，南关区一名男子在自家附近遇袭，不但被榔头砸头，更是遭斧头劈砍，受伤严重，而他的所有随身物品也遭歹徒洗劫。
诸如此类事件在当时的长春市内频频发生，从1995年6月~8月，短短2个多月内竟接连发生40多起。凶手下手也不挑人，受害者中还有一位怀胎数月的孕妇。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孕妇受伤极重，却硬撑着一口气在地上爬行200余米，直到向路人求救后才昏死过去。最终孕妇不幸成为植物人，但她腹中的孩子却得以保全，母爱的力量实在令人惊叹。
一时间，坊间传闻社会上存在一个“刨锛帮”，民众人心惶惶，走在路上胆战心惊，生怕自己一不小心也被开瓢。
这便是笔者所强调的“可怕”之处。
那个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如野马脱缰，但为适应新的时代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备受争议的“下岗潮”等，使社会中充斥大量闲散人员。在国家鼓励“先富”的号召下，一部分人率先奔向小康。
但老祖宗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些人眼里，贫穷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看别人先于自己吃上饱饭。于是，不法分子们贪图享受而无所不用其极，一时间，我国社会基层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犯罪团伙。
中国司法部门对维护公正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我国法律总能有效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却在很多情况下无法避免犯罪的发生，而这些犯罪团伙主打的就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工具，对受害者和社会造成最大程度的杀伤。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80年代河北唐山横行一时的“菜刀队”：由下岗工人李连生创立，短短几年便发展出6个分队，仅正式成员便多达600余人。他们先后打服天津、秦皇岛和东北的大小帮派，成为华北道上一霸。由于膨胀过快，唐山与周边县市的菜刀几度脱销。
“胆大包天”都不足以形容该团伙的嚣张：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普通老百姓家“执法”，在军营门口重伤军人，甚至曾拦下京城领导专车，扬言“不给钱就不让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您再看这段往事便不难发现，创造如此之大的一个犯罪集团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只是利用了那个时代的混乱与人的惰性、内心的贪欲罢了。
“刨锛帮”也类似，从上述案情中我们不难看出，歹徒们就是冲着钱来的。据传古时一些土匪草莽尚有不杀妇孺老幼的规矩，而这些歹徒却无所不用其极，实在令人气愤。
可无奈的是，由于受害者非死即残，案发时几乎没有目击者，那个年代又没有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直接导致警方得不到有价值的线索。即便“刨锛党”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公安机关也只能干着急。
好在诸多受害者中的一位经过抢救醒了过来，据他所说，自己遇袭后尚有意识，记下了其中一名歹徒的样貌。此外，他还听到了这名歹徒与他人的谈话，这就意味着这一系列抢劫案系一个团伙所为。
在这珍贵的线索的帮助下，专家完成了对歹徒的画像，并推断出歹徒年龄不到30岁，身材高大，本地人。且从歹徒挑选的目标来看，警方又提出两种可能：
其一，遇害者都不是有钱人，倘若只冲着谋财的目的害人，那么凶犯未免也太“低效”一些，因此不排除凶手有反社会倾向；
其二，凶犯作案干净利落，让警方一度无迹可寻，显然对警方的调查流程非常熟悉，应该是看守所的“常客”。在留有案底，这一点意义重大，意味着警方可以对着名单筛选符合作案特征的嫌疑人。
1995年8月25日，长春警方又获得关键线索：在7月24日的作案中，凶犯劫获一部“大哥大”移动电话，一个月后，运营商发现这部电话又有人使用了。警方按照定位找到了大哥大的使用者，后者是一名店铺老板，声称是从一个名叫陈立武的人手里买下的。
在场的干警听到这个名字，心里立马明白了个七八——这陈立武可不算“外人”。
此人是长春市下辖县级榆树市人，家中兄弟五人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在十里八乡都坏得出名，被赠外号“榆树五虎”。
1995年9月7日，长春市区一家当铺值班经理遇袭，清醒后给警方提供线索，称行凶者名叫赵明哲。
后来警方找到了赵明哲其人，发现他不过是一名19岁青年，与当铺经理的描述出入很大。后经调查得知，赵明哲此前把自己的身份证借给了一位朋友，而后者又转借给他人，身份证最终的持有者正是陈立武。
1995年10月，警方得到线索称陈立武要去火车站接妻子，遂制定周密抓捕计划：安排三男三女6位干警，伪装成3对夫妇，暗中跟踪陈立武。六人悄无声息地对歹徒实现合围，等到时机合适，一拥而上将其抓获。
恐怕陈立武早就想到了自己的下场，被捕后竟慌乱地大喊自己的名字，央求警方千万别开枪；被捕后，他还颓然地念叨着“这回完了”。
审讯时，陈立武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顺带着把自己的多名同伙全供了出来。据交待，自1992年下岗以来，他生活非常拮据。由于有前科，他根本无法找到工作。陈立武一盘算，自己也不能活活饿死，便想出这么一招。
您看，宁可让他人去死，也不能自己挨饿，此人内心究竟有多黑暗。
报告称，该团伙共作案34起，造成3人死亡，20余人残疾。次年初，陈立武连同几名主要同伙被判处死刑，立马被押赴刑场枪决，剩余少数几人则被判无期徒刑。
陈立武团伙的下场无疑大快人心，然而，这只是数不清的“刨锛帮”中的一个。且不说这类作案手段最为严重的东北地区，就在同一年，千里之外的河南省民众也备受困扰。
在鹤壁市淇县，一个多月内发生类似案件11起。警方的调查一度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当地政府部门一度号召民众夜晚外出时结伴而行。
最离谱的是，警方从一起案件中抓获2名嫌疑人，而两人身上又各自背了一堆伤人案。其中一名被“误会” 嫌疑人名叫祁红佳，是个“妻管严”，妻子的强势令他记恨。仅出于对妻子的报复，祁红佳在一个月内连伤5人。据他所说，虽然事前紧张不已，事后又非常愧疚，但敲人那一下的快感实在令他无法抵抗。
而后来被抓获的真凶高某更是一名惯犯，曾在一次行凶时没把受害者敲晕。对方央求高某手下留情，身上财物尽管拿去，自己绝对不会报警，哪知高某一不做二不休，一下一下将受害人砸死。
最终，高某被依法判处死刑，祁红佳以故意伤人罪被判处十年监禁。
直到2007年后，这类状况才逐渐消失。
总之，正如我们先前所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不尽人意的一面。
人们固有的观念在时代的变革下轰然崩塌，新旧更换的过程中出现的真空，令人性中一些晦涩的部分无法被控制。古人说，不怕大家穷，就怕他穷你富。或许对少部分人来说，贪婪残暴也好，克己守心也罢，究竟选择站在哪一边，还得看口袋是饱是瘪。
极端者想要犯罪，只需随便找把锤头棍子就行了。低廉的犯罪成本，让逝去的生命显得毫无价值——相比于案件本身，这才是真正令人背后发凉的。
在如今大部分人物质生活无虞的今天，再看过去发生的一些事，简直如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