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争霸战争促使军队构成和兵种不断变化。

军队构成

春秋军队构成，大体沿袭西周制度，但原来由周天子直接掌握的王室军队已经严重削弱，在军事活动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活跃于春秋三百年战争舞台的主要是诸侯国军队，包括公室军队、地方军队和私属武装三个部分。

一、公室军队

公室军队是由各诸侯国国君直接掌握的军队，多建立于西周诸侯受封立国之时。名义上是东周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各诸侯国进行争霸战争的常备骨干力量。因此，自春秋初年开始各国竞相发展，扩大编制，增大数额。

郑国本为“小国一军”，于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率先建立“三军”，伐小国，与王室抗衡。楚国效法，于周桓王十四年以前也建立“三军”。齐桓公以管仲为相，改革军制，至迟在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前建立“三军”，并赖以首创春秋霸业。晋国在周僖王四年（公元前678年）“曲沃并晋”时才有一军，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即“作三军”，以后又新作“三行”，复为“三军”，又改为“四军”，又扩为“五军”、“六军”，以实力夺得大国地位。秦国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前的穆公时代，建立了“三军”。鲁国原守旧制，但到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也正式建立了“三军”。其他如吴国，在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前建立了“二军”，25年以后又扩展为“四军”。越国也在此前后建立了“三军”，兵力约有5万人左右。

凡建三军者，或称上军、中军、下军，或称左军、中军、右军，通常以中军为上，中军帅节制诸军，为最高统帅。

春秋后期，各国卿大夫地位日益显赫，把持军政要职，分割国君军权，瓜分公室军队，致使“公乘无人，卒列无长”，而列国军权下移到卿大夫手中的公室军队，又向军权更加集中的统一的国家军队转化了。

二、地方军队

列国设置于各地的武装组织，是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中称之曰“都邑兵”、“邑兵”、“县兵”，有的直接称“师”。最早建立地方军队的是郑国，于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和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先后在较大的都邑“制”、“栎”等建立了由国君控制的地方武装。春秋中期以后，各国开始普遍建立地方军。诸如楚国有“申、息之师”，“陈、蔡、不羹、许、叶之师”。晋国有“东阳之师”，“九州之戎”和“焦、瑕、温、原之师”。齐国有东阳、高塘、渠丘等地的武装。后起的吴、越也建立了卑梁（今安徽天长西北）县“邑兵”和御儿（今浙江桐乡西南）地方兵等等。这些由各国中央直接管辖的地方军，是各国公室军队的辅助力量，主要职责是防守地方,抵抗强邻入侵,必要时也奉调远征。

三、私属军队

私属军队，即各国卿、大夫掌握的私属家兵，包括族兵和采邑兵。族兵，是以血缘团体为基础，以族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是卿大夫的亲兵，与卿大夫聚族而居。晋称“公族”，楚称“王族”、“王卒”，越称“私卒君子”等。采邑兵，通常称“私属”、“私卒”、“家众”。春秋初期，郑国的共叔段、晋国的庄伯，楚国的斗缗等，已分别在自己的采邑京、曲沃、权建立私属武装，并借以向公室发动叛乱。中期以后，各国以采邑为中心的卿大夫武装纷纷建立。到春秋年，私武装的数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乃至“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曾这些私属军队，当国君势力强大到足以制约其行为时，即听命公室，成为国家军队的辅助力量，担负保卫边境的任务；反之，则成为国君的直接威胁，卿、大夫往往借以逐君、弑君，以致瓜分公室。

此外，在春秋军队中，还有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公室的禁卫军。文献中所载的周王室禁卫军，通称“御士”，已经为数不多。诸侯国禁卫军，宋国称“门官”；楚国称“宫甲”，置“环列之尹”统率；晋文公回国继位时，有秦穆公赠与的“纪纲之仆”3000人。禁卫军选拔勇土充当，平时宿卫王室或公室，战时扈从周王或国君左右，充当亲征精锐武装。

兵种变化

春秋时期，兵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主要表现是，在车兵走向鼎盛的同时，独立步兵复兴，舟师出现，骑兵萌芽。

一、车兵的鼎盛

春秋是中国古代车战的极盛时期，车兵发展成为军队的主体。春秋前期，诸侯大国一般拥有千乘左右，强卿约在百乘上下。中期以后，数量大增，晋、楚多时达5000乘~8000乘，齐、秦各有2000乘~3000乘，小国也拥有600乘上下，卿大夫强者已在干乘以上。经济的发展，战争的需要，已经把车兵的发展推到了历史的顶峰。但至春秋晚期，随着作战方式的改变和战争规模、作战地域的扩大，特别是独立步战的复兴，车战的作用和车兵的地位发生动摇，开始了由盛而衰的演变历程。

二、步兵的复兴

步兵，或称徒、徒卒、徒兵，是古老的兵种。殷商中期以前，无论是中原地区或是周边山区方国，步兵都是战场上两军厮杀的基本力量。恩格斯曾说：“步兵——军队中徒步的士兵。除了游牧部落以外，一切民族的军队，如果不是全部，那么大部分总是由徒步士兵组成的。”我中国自中商以降，车战渐盛、中原地区步兵地位下降，独立的建制步兵逐渐瓦解，成为附属于战车的徒兵，车徒合编，随车作战、进入春秋，由于社会变革和战争地域的扩大，车兵已不能满足战争及于山林泽薮的需要，徒兵在许多场合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地处中原的各国又开始了独立步兵的重新创建。

在中原诸侯国中，最早试用步兵单独作战的是郑国。周桓王元年（公元前719年），郑以徒兵抗击宋、陈、蔡、卫四国联军，这是中原诸侯国重新用步兵单独作战的最早记录。5年以后，郑的毗邻西北戎狄以步兵来袭，“彼徒我车”，郑庄公见而生畏，深感难于抵御，过了80余年，拥有大片山区的晋国，开始学习与之毗邻的戎狄，建立和使用步兵，“作三行以御狄”。“三行”，即右行、中行、左行，被认为是中原地区重新出现的建制步兵的编制单位，标志着独立步兵已经复兴起来。

春秋中期以后，独立建制步兵日渐发展，作战的次数也逐渐频繁。周简王十四年（公元前572年），郑国再次用徒兵迎击晋与宋、卫、滕、薛等诸侯国联军。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晋同无终及群狄在太原大战，晋大夫魏舒所率车兵与无终、戎狄步兵在山岭险地遭遇，他说：“彼徒我车，所遇又厄（险要）……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魏舒临时撤销车兵建制，把每5乘车上的15名甲士编成3个伍的战斗小组，全军共编成5个方阵，分别命名为两、伍、专、参、偏，以步兵阵法与无终、戎狄作战。结果以胜利而归，被誉为“崇卒”，即推崇此次改车兵为步兵作战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到春秋末期中原地区各国基本完成了独立步兵建制和作战的再创造过程。

至于北方山区的国家和南方的楚、吴、越等国，步兵则一直是主要兵种，单独编制，独立作战。例如，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役，吴“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多力”、“利趾”即是吴之步兵。24年后的黄池会盟，吴与晋抗衡，摆下了一个“百个百人行”的步兵方阵，足见其步兵之多，战阵运用亦已成熟。然而，吴对车战却相对陌生,不敢轻用，将俘获来的齐国3000名甲士全部斩首，800乘战车也全部移交给了助吴作战的鲁国。

三、舟师的出现

舟师，或称水师、水军、习流，正式出现于春秋后期，但源头可以上溯到三代以前。传说黄帝时期已开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夏、商、西周已在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舟船。但是，这只是用于运送军队和战具涉水渡河，并未在水上作战，更无专门从事水战的军队——舟师。到春秋后期，随着争霸战争的扩大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沿海及南方江湖水网各国才开始了新兵种舟师的创建。

最早建立舟师的是楚国。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关，不为军政，无功而还”。这是迄今所见关于舟师作战的最早记录。此后，文献中屡有楚国用舟师侵伐邻国的记载。如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吴王余昧所乘战船“余皇”被楚缴获。

与此同时，吴、越等国也相继建立舟师。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战，吴国以舟师大败楚军，使楚舟师锐气大丧。从此，吴国取得舟师强国地位，并首开舟师渡海作战的纪录。周敬王三十五年（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为惩罚齐国陈氏杀悼公之罪，命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3年以后（公元前482年），吴与越发生水战，越王勾践“发习流二千人”伐吴，并派范蠡和舌庸率舟师从海上驶入淮河袭吴，断其退路，使吴师遭重创。后经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的笠泽之战，吴舟师再败，国力耗尽，不久即被后起的越国灭亡。

总之，舟师作为一个兵种，出现于春秋晚期。最初，楚国最盛，并有陵师（专指陆上军队）与舟师（专指在水上作战军队）的明确划分。柏举之战后，楚舟师惨败，吴舟师崛起，一时成为舟师强国。春秋时期的舟师活动，多在内湖江河范围，以舟船运送部队，在陆上遂行战斗，很少在水上两军直接交锋。这些情况表明，春秋时期的舟师，作为一个兵种，还处在创制阶段。

四、骑兵的萌芽

据田野考古，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过一人、一马、一枪的墓坑，这表明，商代已有武装骑手即单骑的存在，但不曾发现骑马活动的群体。春秋时期，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族国家，已经建立了骑兵部队，并经常用以袭扰中原各国边境，被称之为“骑寇”。但中原列国，不见有关于骑马从事军事活动的记载。这表明早在商代就出现了骑兵的萌芽，但却长期被压抑在战车的轮子底下，一直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