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自媒体号经常散播一种谬论，即胡适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对国家和民族没有任何贡献”，云云。这是站在极端的意识形态看待人和物，而不是符合历史事实。

把胡适说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且对国家和民族没有贡献，这种说法是不准确且片面的。

胡适先生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文学作品更贴近普通民众，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他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自然，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教育方面，胡适尤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他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校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胡适在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他主张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而不仅仅是死记硬背知识。他在担任北大教授期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讨论和研究，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他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界，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现代思维的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也有显著成就。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他的学术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胡适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关注社会问题，倡导民主、科学等现代理念，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胡适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提倡新道德、新文学、新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呼吁人们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和进步。

此外，胡适在对待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也表现出了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他积极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胡适在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化和思想到中国，同时也努力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努力，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也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搭建了桥梁。

胡适还在抗战中发挥了他应有的贡献，为中国拉来了美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宣传了中国军民的抗战，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

在胡适的一生中，他的许多思想和行动都体现了他对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关注与贡献。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胡适，尊重历史事实，避免片面或过于简单地给他贴上某种标签。

我可以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出来。

1.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是倡导文学革命的先锋人物。

当时的社会，文言文占据主导地位，保守势力的力量很大！而胡适深刻认识到文言文的晦涩难懂严重阻碍了新思想的传播和民众的教育普及。他不顾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和传统观念的巨大压力，坚定地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详细阐述白话文的优势和推行的必要性。为了让更多人接受白话文，他亲自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作品，以实际行动引领文学新风潮。他的这一举措并非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打破旧文化的束缚，推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接触和理解新思想、新文化。

这还远远不是胡适勇气批判权威的高峰！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批评“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在该文中关于思想自由，胡适提到：“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 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编了一部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

（注：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

在胡适的一些文章里面，直接好几次点名批评了孙先生在文化政策上的保守。孙先生在当时的权威地位已经相当于“孔圣人”，一言一行都是国民党政府奉为真理的，当时国内所有的中小学师生每天都要朗诵“遗训”。而胡适竟然敢多次指名道姓的批评孙先生，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这种胆量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能有的吗？

2. 抗战期间，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胡适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和人脉，不辞辛劳地奔走呼号。

他频繁与各国政要、学者和社会名流交流，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的艰难处境和坚定决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例如，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民众关注中国的抗战事业，并积极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国提供援助。他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阻碍，包括一些外国人对中国抗战的误解和偏见，但他始终坚持不懈，为中国的抗战事业筹集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支持，为国家的抗战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取得了以下一些外交成果：

他在美国积极奔走，为中国争取到了多笔援助贷款。例如在金融家陈光甫的帮助下，促成了“桐油借款”，数额高达2500万美元。在1939至1940年期间，又先后促成了4500万美元贷款。这些援助贷款对当时国内的初期抗战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胡适通过发表大量演讲，让美国官方和平民了解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的罪行，争取到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他还不遗余力地在华人圈内宣传，唤起海外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持。

胡适积极与罗斯福保持联系，并多次同美国官员进行会晤和游说，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态度和政策。让美国方面意识到了日军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威胁，这为美国后来的决策转变奠定了一定基础。

虽然美国最终参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胡适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产生了影响，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到了更多的国际支持和资源。

3.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胡适多次挺身而出，发表犀利的言论进行批评和呼吁改革。

在国民党推行专制统治、打压异见声音的时期，胡适毫不畏惧，公开指责其违背民主原则的行为。他通过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强调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应当尊重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尽管他深知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报复，但他依然坚定地为了社会公正和民主发声，希望推动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民主的社会秩序。

4. 在学术研究方面，胡适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的态度。

他在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例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时，他精心梳理了大量的古籍文献，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分析和解读。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见解，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不仅自己在学术上精益求精，还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经验分享给同行和学生。他经常组织学术讨论活动，鼓励年轻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他们的研究给予悉心指导和支持，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术人才，为中国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5. 胡适对待朋友真诚友善，在朋友遇到困难时总是竭尽全力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是却隐瞒自己是资助人的身份。

例如，林语堂在留学期间经济困难，胡适得知后，主动寄钱给他，并在学业和生活上给予关心和鼓励。

林语堂于 1919 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后因资金不足，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之后他接到了胡适的邀请，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

然而，在德国期间，林语堂的经济状况再度陷入困境。胡适得知后，以北大的名义寄给他1000美元，帮助他解决了经济上的难题，使他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胡适的这一善举没有经过太多繁文缛节，纯粹是出于对林语堂才华的欣赏和对学术的尊重，这种真诚的帮助让林语堂深受感动。

历史上的胡适，他不但经常慷慨解囊资助朋友，并且很多时候刻意隐瞒自己是资助人的身份。

例如，林语堂留学期间经济困难，胡适以北大的名义寄钱帮助他，而林语堂起初并不知道是胡适在背后帮忙。

又如，罗尔纲在上海求学时经济拮据，胡适主动给他资助，却不让罗尔纲知道是自己所赠。

胡适的这些善举体现了他为人的善良和大度，他帮助朋友并非为了求名或回报，而是出于真心的关爱和对朋友处境的体谅。

还有徐志摩，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感情生活遇到困惑时，胡适都耐心倾听并给出中肯的建议。甚至在一些朋友遭受政治迫害或社会舆论压力时，胡适也毫不避嫌，为他们仗义执言，维护他们的声誉和权益。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的一位朋友李先生因发表了一系列倡导民主改革的言论，遭到了当权者的迫害。李先生被污蔑为“反动分子”，面临着监禁和舆论的攻击。

胡适得知好友的遭遇后，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言辞激烈地指责这种迫害是对民主和正义的践踏。

胡适说：“他是一位心怀国家、追求真理的志士。如今对他的迫害，是对良知的亵渎，是对民主的侮辱！”

在胡适的努力下，最终迫于压力，当权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李先生的处置，李先生的处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6. 胡适曾多次拒绝了一些高薪的职务和商业机会。

例如，有企业邀请他担任高薪顾问，但他认为这样会分散自己从事学术和教育工作的精力，毅然拒绝。他坚信学术和教育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始终坚守在教育岗位上，致力于为社会培养人才和传播知识。他在北大任教期间，精心备课，认真授课，对学生的提问和困惑都耐心解答。他还积极参与教育改革的讨论和实践，为提高教育质量、改进教育方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7，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加快民主建设，胡适冒着彻底得罪蒋介石军政府的风险，参加了总统选举。

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假惺惺的支持胡适，但是内心是痛恨的。因为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担当，胡适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国家面临困境时挺身而出，试图通过参与政治来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此外，胡适一直倡导民主、自由和现代化，他认为竞选总统是一个推动政治改革、实现自己政治理念的机会。

关键的是，胡适是为了主动改变军人政府的统治现状，为了国家尽快迈进民主社会，为此冒着得罪蒋介石军政府的风险，不顾友人的反对，明知道几乎不可能当选，毅然做出参加竞选的抉择。

总之，胡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毅然决定参加竞选与蒋介石对着干，其勇气和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8，胡适当众反驳蒋介石，让蒋介石尴尬的下不来台。

1958 年 4 月 10 日，胡适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日，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赞扬胡适的“个人高尚品德”，并号召中研院能“发扬‘明礼仪、知廉耻’之道德力量”。

然而，蒋介石讲完后，胡适竟上台当着众多学人的面，将蒋介石的话全部否定。胡适表示：“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最后胡适还说：“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可以想象，面对胡适的态度，个性极其强悍的蒋介石内心颇为难堪和懊恼。尽管蒋介石没有当场表现出不满，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宣泄了自己的情绪，称此为【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并且当晚【夜不能寐】。

胡适是自由派学人，其中心价值始终是提倡科学、维护学术，他将学术和政治分得较为清楚。而蒋介石是政治强人，其中心价值是权力和政治。这也是胡适等自由派学人所不能接受的底线。

9，胡适在台湾期间，曾经公开要求蒋介石退出“总统”选举，再次得罪蒋介石这个政治强人。

据《台湾七十年》记载，胡适在台湾工作期间，曾经要求蒋介石退出“总统”选举，气得蒋介石再次在私人日记中对他破口大骂！

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他试图争取第二次连任。而胡适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

按照当时的宪法制度，蒋介石的连任在一些细节上有违宪的嫌疑，于是胡适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继续竞选“总统”。胡适一直秉持着“独立自由”和“科学民主”的中心价值，他希望蒋介石辞掉“总统”职务，限制其权利，并且提倡言论自由。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的意见和行为更多是基于他的理念和价值观，而非出于党派立场。

胡适重视独立和自由，他提倡社会改良，主张通过一点一滴、渐进式的社会改良来推动社会进步。他的这些观点和建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与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和权力追求存在较大冲突。

胡适以无畏的姿态，勇敢地面对军人政府统治的现实，怀揣着改变这一现状的坚定信念。他明知此举可能会得罪蒋介石军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他却毫不退缩。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并非寻常人所能拥有。

他的目光聚焦于国家的未来，一心渴望推动国家尽快迈进民主社会。在明知建议被批准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公开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这种纯粹的为了国家进步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他的行动展现了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怀，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置于个人得失之上。

10，胡适担任公职期间，一直廉洁奉公 从来没有以权谋私

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时，月薪在当时的美国收入不高。他廉洁奉公，从不乱花钱，总是住最便宜的旅馆。他曾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

胡适幼年丧父，母亲勤俭持家，对他影响很深。胡适任教于北京大学时，也始终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衣着简朴，饮食简单。

胡适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学校计划兴建一座新的教学楼。建筑商为了获得这个项目，试图贿赂胡适，暗示会给他一笔巨额的回扣。然而，胡适严词拒绝，他说：“教育的净土不容许有这样的污点，我要为学生们树立一个正直的榜样。”

还有一次，胡适受邀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给他安排了豪华的住宿和丰盛的餐饮。但胡适主动要求降低住宿标准，选择了普通的房间，并拒绝了那些过于奢华的餐食。他对主办方说：“把这些花费节省下来，用于学术研究或者资助贫困学生，会更有意义。”

在学校的一次经费分配讨论会上，有人提议给胡适增加特殊津贴，以表彰他的工作成绩。胡适却表示：“学校的经费应该优先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我个人不需要特殊照顾。”他的坚持使得更多的资金能够投入到教学一线，提升了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

11，鲁迅曾经在言语上对胡适有反对的意见，但是胡适宽容的对待和评价鲁迅，一辈子没有对鲁迅置一恶词。

鲁迅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由于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产生了分歧。

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多是基于对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看法差异。例如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某些具体事件的处理方式等方面。

而胡适对待鲁迅的态度则相对宽容。这一方面体现了胡适的个人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胡适对不同观点和批评持有相对包容的态度。

胡适对鲁迅有过很多积极的评价。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称赞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健将”。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同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对“周氏兄弟”评价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岂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这里的“豫才”即鲁迅。

对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等杂文，胡适也大加赞赏，如他在信中说看了《随感录·四十一》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胡适还曾将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与林纾、严复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诣，又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

鲁迅去世后，胡适曾公正地为鲁迅辩护，他表示：“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尽管胡适和鲁迅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但胡适能够客观地评价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他肯定了鲁迅早年的文学作品以及其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果。这种评价体现了胡适的大度和对鲁迅才华的认可。

胡适与鲁迅曾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在文学革命等方面有过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尽管后来两人在一些问题上观点有所不同，但胡适仍能客观地评价鲁迅的文学成就。

胡适认为鲁迅是一位有才华、有深度的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他能够客观地评价鲁迅的文学成就，而不被个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所左右。这也证明胡适从来不是一个维护自己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鲁迅攻击过自己的观点，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就采取恶语相向或者贬低对方的方式回击。

上述这些事例充分展示了胡适在推动社会进步、追求民主公正、促进学术发展、挑战军政府权威、廉洁奉公、关爱朋友、以德报怨，以及坚守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无私奉献和积极作为，有力地反驳了他是“一心为自己谋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的说法。

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贷款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艰难时期，急需外部的援助和支持。胡适在美国积极奔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外交手段，努力争取到了美国的贷款援助，尤其是“桐油贷款”。

他发表了上百场英文演讲，向美国官方和平民介绍日军在侵华期间犯下的罪行，让国际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艰难处境，以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让身在异国他乡的海外侨胞同情国内同胞并积极支持抗战，胡适还多次以“中国能战胜吗？”为题，在华人圈内慷慨陈词，激发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抗战的支持。

胡适虽然一生坚持“自由主义”思想，但在抗战爆发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认为在特殊时期应放弃个人偏见，联合起来共同对外。他倡导的文化改革，在当时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胡适在美国期间，致力于与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沟通交流，努力说服他们认识到援助中国对抗日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努力为中国争取到了一定的桐油贷款等援助，这些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抗战的物资压力，为中国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胡适在争取美国对华援助贷款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展现了他在国家危难时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些极端意识形态自媒体造谣硕，胡适是“亲日投降派”，它们的理由是，在全面抗战前，胡适是“低调俱乐部”的，提倡现在不宜与日本开战，还出卖中国利益给日本。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且有失偏颇的。

在全面抗战前，胡适对中日局势的看法和态度较为复杂，但不能错误地将其定义为“亲日投降派”。

当时的中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20世纪30年代，在军事工业方面，日本的铁产量是中国的约30倍，钢产量更是达到中国的800倍。这意味着日本在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上远远超过中国，能够大量制造坦克、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日本的兵员总数也远超中国。当时中国的兵力不仅不足，还缺乏训练和现代化装备。例如，在炮兵力量上，中国处于绝对劣势，炮弹严重缺乏，无法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而日本拥有更先进的火炮和充足的弹药供应。

更加关键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还几乎没有任何一支现代化意义上的军队，德械师是1933年才开始组建，不但战斗力达不到欧洲德军的水平，数量也非常稀少！

经济方面，中国当时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相比之下，日本已经经历了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发展，拥有较为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其制造业、重工业等领域都比中国更为先进，能够生产出更多种类和数量的军事相关产品。

胡适主张过“现在不宜与日本开战”，更多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一种审慎考量。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尚不具备与日本全面开战并取得胜利的充分条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斡旋来争取时间，以增强自身实力和寻求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他的这种观点并非是出卖中国利益给日本，而是在当时艰难的局势下，试图为中国寻找一种相对稳妥的应对策略。胡适的出发点是为了减少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或者为战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会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改变的。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胡适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积极支持抗战，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在特定时期的观点和行动，需要将其置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的分析，不能仅仅依据某个阶段的某些言论或行为就简单地给他贴上“亲日投降派”这样极端的标签。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诸多内外部的困难和挑战，对于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建议，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在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前，胡适自始至终还是站在了支持抗战、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立场上。

总之，不能片面地、孤立地以全面抗战前胡适的部分言论就认定他是“亲日投降派”，而应该综合考虑他在整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和贡献。

比如，我们看胡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通过发表演讲等方式积极支持抗战。例如，他在1937年9月26日抵达旧金山后，午餐后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了题为《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的讲演，表明了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9月29日，他在联邦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

胡适是国际知名学者，在西方国家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欧美等地进行演讲和游说，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在“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胡适的心境有所改观，他看到了中国守军的抵抗精神，觉得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临行时，他对前来送别的人表示“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这些言论和行动都体现了胡适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持态度。尽管当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胡适努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抗战的决心和勇气，为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和支持做出了贡献。

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一步解释和澄清胡适被误解为“亲日投降派”的观点：

1. 时代背景的复杂性：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极度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政治混乱、经济落后、军事力量薄弱，而日本则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策略建议，胡适的一些观点是基于对这种复杂局势的分析和判断，而非亲日投降的意图。

2. 策略性的思考：胡适早期主张“现在不与日本开战”，更多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和战略角度出发。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仓促开战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损失，希望通过外交斡旋、争取国际支持以及国内的准备来增强对抗日本的能力。

3. 思想的转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侵略的加剧，胡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后来积极投身于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的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抗战。

4. 对国家利益的考量：胡适的一些言论和主张是基于他对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他认为在某些时候采取缓和的态度可以避免立即的冲突，为国家争取发展和准备的时间。

5. 个人的爱国情怀：胡适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革，他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深厚的关切。不能因为他在抗战前期的某些观点就否定他的爱国之心。

6. 言论的片面解读：一些对胡适的批评可能是对他的言论进行了片面的截取和解读，而没有综合考虑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完整表述和实际行动。

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适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付出了巨大努力。他频繁发表演讲，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抗战的艰难处境和顽强抵抗，以唤起美国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例如，他在多个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不辞辛劳地向各界人士阐述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为中国争取到了更多的舆论支持。

胡适积极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各界要人沟通交流，努力推动美国政府加大对华援助。他通过各种渠道向美方传递中国抗战的重要信息，为争取更多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获取“名誉博士”学位，这并不能说明他对实际外交工作投入不足。获得这些学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在美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反而有助于他更好地开展外交工作，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一些观点和行动是基于他对局势的深入思考和对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他曾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合作来解决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支持抗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胡适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积极为抗战奔走呼号，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在争取美国对华贷款和援助方面，胡适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通过与美国金融界和政界的接触，努力促成了一系列对华援助项目，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总之，不能简单地以片面的观点来评价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而应综合考虑当时的复杂背景和他所做出的实际贡献。

很多人喜欢拿蒋介石日记里面书写的内容，来证明被蒋介石骂过的人就是人品不好。但这是偏颇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不妨引用学者刘宅宅的文章，来说明真相。刘宅宅曾经撰文指出：

历来批胡适者，都喜欢拿“蒋公日记”骂他说事，殊不知这既是不懂胡适，也完全不懂“蒋公”，属于一窃不通型。为什么，因为但凡对“蒋公日记”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研究常识：蒋在日记里就是喜欢骂人，而且都很夸张，他也几乎骂遍了所有熟人，没啥事实根据也乱骂一通。在这样错乱的日记里，胡适被骂才是正常的，至于被骂了什么，实际也做不得数。

校长这个人很奇怪，总给人一种精神分裂感，即他的日常行事与日记吐露，几乎就是两套标准。比如他在日记里几乎无人不骂，据研究者统计，彼时国民政府有头有脸的人里头，没被臭骂的大抵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吴稚晖和他大儿子“建丰”。而且，蒋更为奇葩的是，他这个人表面情绪稳定，实则高度情绪化，经常是同一时期在日记里很浮夸地谩骂一个人，简直堪称民国“毒舌之王”，可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却又很优待或重用这个人，往往完全不对应，令读者很错愕。比如1953年11月28日，他在日记里骂陈诚到不堪入目，甚至说他是精神病，可实际上呢，陈在当时俨然是他最信任的“二号人物”了，他是在背后辱骂，现实中又极其器重与宠溺，不断给予加官进爵，平日毫无嫌弃表现，其言行可谓判若两人。所以有研究者说他是“双重人格”，比如浙大的史学特聘陈红民教授就持此观点。

说他“双重人格”，当然是严重了。这是学者迂阔，没有太懂现代心理学。这种表现，稍微细究就很好理解，那就是“高处不胜寒”，又压力太大，无处纾解，无人可谈，只好把日记当做发泄的唯一渠道，所以到处胡言乱语都是正常现象，而不是他真的精神上有何毛病。这部日记本身，也是真能反映出一个“真实无比”的“校长”：我的理解，以本性论，他是很小肚鸡肠的，也很自卑敏感，但他所学所信所处总时时刻刻提醒他要抑制住这种小家子气，要不断往“克己复礼为仁”的升华路子上自我锤炼，所以日记中无论多少负面评价多不影响在他现实中合理化地处理“公务”与人事，也才会出现日记\现实对立化的这种疑似“精神分裂”状态。可以说，他的个性和毛公完全不同。毛公是“绝对自信”的，1966年7月8日给妻子的“自我画像”也是说“我身上有些虎气”，可说天生就是霸王之才，年轻时身无分文也是自信“会当水击三千里”“粪土当年万户侯”，从不动摇。蒋反倒更像是一个“养成系”，是很多偶然的机遇不断激发出他的野心来，他本人起初就没想太多。

从这一点，“蒋校长”日记固然属于“实录”，可实际上很多不可信，尤其是那么骂人的话。这倒不是说他有意作伪，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写日记时，压根无意给人看，也想不到有一天会让后人公开，所以毫无必要修饰和耍手段，这部日记纯粹是他的“树洞”，是他业余解压的工具，是他“资政”的备忘录，大量的情绪化论断可说都没经过思考，甚至没有多少事实根据，反倒不少地方可信度很低。比如开头说他骂胡适，日记里是骂的很痛快了，可现实中他其实很看重和厚待胡适，人家滞留美国期间，都要时不时派人问候，咨询他对国事与人事安排的看法，每月都还固定给他额外的生活费，完全是以“国士”+“耆旧”之礼待之，这也是胡适的底气来源，以及他终身拥戴的重要理由。如此反差极大的情况，陈漱渝杨天石陶涵这些专家都曾研究得很充分的了。我当然不会断然说这个“蒋胡关系”问题就地解决了，只是很想说一个史学常识，即历史上的很多是是非非，一般瓜众经常都是一样的认知误区：如果不拿大量前后材料去语境化理解，单纯截住只言片语去断章取义，所得结论永远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如果以日记作为“终极答案”，拿去评判胡适，以及去评判现代史以来一众名流，包括顾维钧白崇禧阎锡山等等，往往都会谬以千里，甚至完全对不上号。

这篇文章的观点说明了真相。蒋介石的日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情绪的宣泄渠道，其中的谩骂之词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他对他人真实、全面和恒定的评价。总之，蒋介石日记的一些观点并不可信。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人的内心想法和外在表现往往存在差异。蒋介石在日记中的情绪化表达，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压力、焦虑和无处倾诉的内心状态，而不一定能直接等同于他在实际行动中的态度和决策。

就如文中所举的例子，他在日记中对陈诚的谩骂与在现实中对陈诚的重用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日记中的情绪宣泄不能等同于他在现实中的真实想法和行动。对于胡适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在日记中有对胡适的责骂，但在实际中对胡适的看重和厚待表明，日记不能被视为判断他对胡适真实态度的唯一依据。

总之，我们在研究和理解历史人物时，不能仅仅依据他们的私人日记中的某些片段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综合考虑更多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的记述以及实际发生的事件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更全面、客观和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