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长勺之战齐军惨败之后，齐桓公也算是明白了，齐鲁在军事上其实相差并不大，特别是当对方不讲规矩的时候你尤其拿他没办法。看来，有时候，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途径呢？管仲告诉齐桓公：可以用经济手段。也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贸易战。
然而打贸易战，首要一个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资金，否则必败无疑。但管仲改革一向提倡低税制，比如在重要的农业税上，齐国两年才征一次税，税率丰年15%，平常10%，歉收之年5%，如遇饥荒，则免税！而在商业税上，其关市税率只有1%到2%。管仲认为，多收税对国家的财政未必是件好事。首先税越多，国家要养的基层税吏就越多，行政成本投入就越大，这不利于政府实行轻资产运作；其次古代的税收大多是“直接税”，它是有形的，是直接从老百姓兜里掏钱，有点像明抢，容易让人民心生不满，小者转移财产，偷税漏税，大者甚至会造反。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偷之于无形，哦不是，是取之于无形，办法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官山海”。管仲让政府来垄断盐铁专卖，由此便可“寓税于价”，把税收隐藏在生活必需品盐铁之中，使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这种税就叫做“间接税”。“间接税”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节省收税成本（可以少养很多税吏），并降低纳税人的税负痛苦，他们既不知情，自然毫无怨言，最终政府的支持率也一点儿都不会下降。
而且，“官山海”的收入，可一点儿不比直接收税少。
据现代考古发现，春秋是青铜向铁器过渡的时代，按照《管子》书中记载，当时礼器、兵器、木工用具普遍用青铜（美金），针织用具农具工具则多为熟铁（恶金）锻打而成。铁作为一切工作之工具，是重要生产物资。齐国经济发达，冶铁业极为兴盛（注1），只要把齐国官营的各种铁器的价格增加一丁点儿卖往天下，积累起来就是天文数字。
其次，天下每人每日都要吃盐，盐是重要生活物资，而当时中原地区除了晋国的河东盐池，只有齐国临海专门出产海盐，其他国家都没有。
管仲于是给齐桓公算了一笔账：
当时齐国约有50万户200多万人，中原地区则大约2000万人口。最保守的估计，至少1000万人口消费齐国的海盐。平均每人每月食盐大概3升（注2），每升只要加价2钱，齐国每月可获利竟多达6000万钱，是当时齐国每月税收收入的两倍！
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等于“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给齐国交税了么（今日之美国深明此道）！？所以管仲自豪的称之为“煮沸水以籍天下”，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收取无穷无尽的税赋，简直酷毙了。
更妙的是，由于盐是微量消费品，“全世界”人民并没有感觉到齐国对他们的经济剥削，仍然孜孜不倦无怨无悔的为齐国输送财富。至于在齐国国内，齐桓公因为外贸利润丰厚完全不用担心财政赤字，这样就可以大量减免农业税与商业税，实现管仲的低税制。也就是说，盐铁价格的上升，不仅不会加重齐国百姓负担，反而让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管仲的“富治思想”，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手里有余钱，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才会从官商那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又促进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老百姓的钱都被高赋税搜刮走了，拿不出钱买东西，市场就会萧条，就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管仲在齐国搞的是盐铁专卖，而不是盐铁专营。齐国并不专搞国营工厂，因为管仲认为这样生产效率不高，而且有伤民生，因为你要是“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管子·轻重乙》）。所以不如实行包商政策，也就是将山海资源承包给民间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其具体办法是“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管仲不愧是商人出身，非常懂得如何与百姓互惠互利。一百多年前的周厉王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专山泽之利，结果弄得诸侯与国人皆起而叛乱，将这位失败的改革家踢下了王位。
事实证明，管仲的包商政策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后世汉武帝为了最高限度的提高财政收入，实行了盐铁专营的制度，与民争利，结果导致国民分裂的恶劣情况，差点让大汉提前灭亡。而管仲之策，置十抽三，统购统销，既能让国家和百姓都能赚取巨额利润，还能控制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盐价，这是相当高明的举措，也是后世封建王朝最常使用的盐铁制度。没想到吧，“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在两千六百多年前，就由管仲首创了。
总之，通过“官山海”政策，齐国在不压迫百姓的情况下，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有了这些财富，管仲就可以施展其手段，控制它国经济，进而控制对方的政治，则敌国尽在我彀中，这岂不比辛辛苦苦舍生忘死去打仗轻松得多，有趣得多么？
齐桓公对管仲的提议很感兴趣，既可称霸天下，又不用战争流血，简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样好的事儿哪里找去！可是亲爱的仲父干爹啊，咱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管仲告诉齐桓公：鲁国丝织业发达（注3），跟我们齐国有的一拼。现在，我们就要帮他们一把。君王您可以带头让齐国贵族们改穿鲁国生产的绨料衣服（绨是一种较厚的丝织品，质地较粗而表面光泽平滑），还要带动鼓励全国的百姓都去买，让鲁国人大赚一笔！
齐桓公大为不解：仲父你没搞错吧，寡人是要制伏鲁国，不是要他们富。而且这样搞的话，我们齐国的丝织业可以大受打击了。
管仲笑：君王不闻“预先取之必先予之”乎？我们就是要让鲁国人先占便宜，再来对付他们！至于我国的丝织业，可以由国家收购，绝对不会受影响，而且到时候会有大用处！现在，咱们就先让国内的丝织品完全依赖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国的农民就会放弃种田，全去种桑养蚕，或者进城去当织厂农民工……
齐桓公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叫道：好，就这么办！
管仲与齐桓公双手紧握，齐声发出了阴险的大笑。
很快，齐国成了鲁国绨衣的海洋，世人还以为这是一场时尚风潮，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竟然是管仲的阴谋。
于是，“made in 鲁”的服装在齐国成为了紧俏商品，价格大涨。
然而，管仲不但没有提出反倾销政策，限制鲁国丝织品进口，反而派人去跟鲁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金；贩来万匹，给三千金。反正越多越好。
鲁国的商人怀疑地问：太宰为何要如此？
管仲笑：没办法，谁叫齐国百姓喜欢你们的产品呢？反正我们齐国人有的是钱，花都花不完，而且这样你们的政府财政有盈余，就不必向人民征收农业税了，我们这是双赢啊！
为了迷惑这些商人，管仲还收受了他们提成，假公济私大赚了一笔。
商人们大喜，便开始大量养蚕种桑，并招工开织厂，源源不断的向齐国输送绨匹，以赚取巨额利润。而鲁庄公发现纺织品给鲁国带来的贸易顺差后，也大喜起来。
——纺织业繁荣，政府的税收就多，税收多，寡人就可以大幅减免农业税，让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此国富民强，何乐而不为？
于是鲁庄公发布了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全国百姓加入到丝织业大军中来。
一年后，管仲派人到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经济泡沫弥漫了。农村人口全都毁粮种桑，城市人口则全改行开织厂，资金不够怎么办，找地下钱庄借！以前钱庄借钱，庄主还考虑一下借款人有没还贷能力，有没有房产抵押之类的。现在，只要是说借钱搞丝织业的，统统放贷，丝织业现在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哪有还不起钱的！
这可真是全民大织鲁绨。鲁国大城小镇，几乎所有车辆马匹都被用来运输出口到齐国的丝织品了，街道上的灰土遮天蔽日，如同刮起了沙尘暴，十步之外都看不见人。
农业型大国鲁国已被管仲成功和平演变为纺织轻工业“发达国家”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超快，快的都有点难以置信了。
好，时机成熟，鲁国人也该为他们的见钱眼开付出代价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是泡沫，都是管仲的阴谋！
果然，齐使回来报告完情况，齐桓公于是立刻改穿齐国丝帛，并声称极其讨厌鲁绨，并放开国库，向老百姓与中原各国低价倾销之前囤积的齐帛，同时闭关，停止进口鲁国丝织品，停止向鲁国出口粮食。
两个月后，上行下效，齐国穿鲁绨的人已然绝迹，再过两个月，中原各国也很少穿鲁绨了。
十个月后，管仲再派人去鲁国考察，发现鲁国已经陷入了粮食极度紧缺的窘境之中，百姓饥贫，民不聊生，鲁绨堆积如山变成废物，丝织厂大批倒闭，鲁庄公什么税都收不上来了，政府财政赤字疯狂暴涨，庄公无奈，只得赶紧命令百姓改种粮食，但短时间内粮食根本无法收成，结果鲁国的粮价竟然暴涨到一千钱，是齐国粮价的一百倍。齐国的商人趁机到鲁国高价出售齐国粮食，将鲁国之前卖鲁绨赚到的钱，加倍赚了回去（注4）。
至此，鲁国农业完蛋，经济崩溃，百姓无法生存只得逃亡，两年后，鲁国民众有十分之六跑到了齐国。齐国人口大增，越发强盛，而鲁国国将不国矣！
齐桓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83年，鲁庄公被迫归顺齐国，桓公恩赐了他一些粮食，让鲁国勉强渡过难关。这就是鲁国退出春秋大国行列的一个转折点，十余年后鲁庄公去世，庆父作乱，鲁国进一步衰弱，就基本上沦为中小诸侯了。而齐国则进一步强大，此后还依样画葫芦，用类似的方法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和宋国（注5），这就叫杀敌不见血，灭国不用刀，事实证明，杀人破国成本大反噬也大，而利用贸易战控制敌国的经济命脉，也能将其安排的明明白白。
我的另一本新书《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中，讲了三国时的一场贸易战，这场贸易战，诸葛亮利用直百钱与蜀锦收割了东吴与曹魏的财富，非常成功，相当高明。但很显然，如果曹魏和东吴能够好好地学习《管子》，联手抵制蜀锦，诸葛亮的日子肯定会相当难过。当然，前提是曹魏和东吴的织锦业也必须足够发达才行，而曹魏和东吴没这水平，所以估计也还是很难办。归根结底，蜀汉织锦发达，号称“魏晋以来蜀锦兴，锦缕专为蜀有”（朱启钤《丝绣笔记》）。齐国则“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注6）。此二者的丝织产业对敌都是碾压性的优势。由此可见，贸易战最终还是国家意志、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的综合比拼，这才是蜀汉与齐国成为赢家的原因。
最后说一下，读史鉴今，研究诸葛亮和管仲的贸易战，对我们现在中国还是相当有借鉴意义的：
第一，国家重要物资与经济命脉一定要掌握在我国自己手中。
第二，绝对不能过分依赖进口。
第三，保护民族工业，保护国家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不被国外资本家变相掠夺。所谓“得物为胜，得币为亏。”然也！中国地大物博，资源雄厚，自己不善加利用，反而贱价卖给别国，岂不谬哉？
齐鲁贸易战之后，鲁国归服了齐国。而这时候，齐桓公突然放软姿态，向鲁庄公提出了一项请求，请他帮自己说一门亲事儿。
说到底，鲁庄公的母亲是齐桓公的姐姐，大家亲戚一场，不用把关系搞得那么僵。再说了，当年鲁国的先祖周公旦与齐国的先祖太公尚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认为他们劳苦功高，故特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双方几百年的传统友谊，怎么能说忘就忘。只要鲁庄公乖乖听话，齐国也不会为难他的。
所以，齐桓公对鲁庄公一直都还是很客气的，因为鲁庄公说的这门亲事儿可不得了，对方是周天子庄王的女儿王姬，地位尊贵无比，这对齐而言无疑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政治联姻。齐桓公做了周天子的女婿，就可以上借天子之势，称霸诸侯，号令天下！
齐桓公与王姬的这门亲事，为什么一定要鲁庄公来主持才行呢？原来这是一个政治传统。按照周礼，天子将女儿嫁给诸侯，必使同姓诸侯出面主婚，如果天子亲自主婚，则会混淆了天子与诸侯的尊卑界限。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又是周礼的开创者，鲁周关系远超其他诸侯，所以历代齐侯娶王女，一般都由鲁君来说媒主婚。
于是，在这一年冬（公元前683年），齐桓公亲自来到鲁国，迎娶周王女。
同时，蔡、卫两个姬姓诸侯也各自送来女儿，作为周王女的陪嫁之滕妾。于是，齐桓公满载而归，身后一片莺莺燕燕，好不得意，好不幸福。
什么是滕妾呢？原来，在周代，诸侯国君迎娶夫人时，女方往往会把新娘的一个侄女和一个妹妹打包嫁过去做小老婆。与此同时，女方的两个同姓诸侯国，也各会出一名宗室女子陪嫁，并且每位宗室女子也都有一个侄女和一个妹妹相从（注7）。这样算下来，诸侯国君迎娶一位夫人，就同时会收纳九名女子，这也是滕制婚姻的标准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齐桓公这次所娶的九位贵族女子皆是姬姓，这又与周人同姓不婚的习俗有关。
而周人作为远古时期思想最先进也最开放的民族之一，他们与殷人与希腊人皆不同。殷商之族，擅长做买卖，好周游世界，为了保证本族的利益与团结，他们同姓而婚（也就是族内婚），禁止外婚（注8）；希腊人则崇尚城邦政治，为了保证城邦公民的利益，他们也禁止外婚，一旦发现，子孙几代都有被开除公民籍的危险。而周族之人则擅长稼穑，喜欢搞武装殖民（即分封），故有同姓不婚的禁忌——这也是周人总结殷人经验教训所致。
在古代，婚姻从来就不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事，而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它使两个家庭或家族紧密地共同追求荣誉与利益。可是，殷人只在同姓中缔结婚姻，那如何才能团结、融通异姓异族之人呢？所以每一代的殷王都是好战之人，这不是他们天生喜欢打仗，而是他们不搞联姻，就只能单单通过武力来镇压异族叛乱。结果最后殷纣王众叛亲离，被周人联合天下诸侯一起给灭了。西方也是如此，如雅典、斯巴达等古希腊城邦抱残守缺，不予外邦结婚，结果逐渐衰弱，而鼓励外婚的马其顿人与罗马人则迅速崛起。总之，积极联姻，海纳百川，这是一个成功民族的基本素质。事实上，周人的姓“姬”字，甲骨文的字形就是一位盛装的女性与一把密齿的长梳子之状，远古时这种密齿长梳子的材料往往是贵重的象牙或美玉，足见此字的原意就是贵妇之意（注9）。由此推知，周人的民族特点，一开始就是喜欢将其族的贵妇人嫁予他族，以达到融通血缘、减少争战，团结盟友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周人在翦商成功上位之后，便立刻采取柔性之措施，通过大量与异姓贵族乃至异族蛮夷缔结婚姻关系，将各族群的贵族编成一张巨大的联姻之网，日积月累，族群间的血缘壁垒也就被慢慢打破了。于是远古时的万国林立，渐变成了通融和谐的华夏族。在西周很多贵族的青铜器铭文之中，都会用大量篇幅提及自己母亲、妻子母家之国氏以及女儿所嫁之国，可见这不仅是习俗，也是他们在强调自己盟族（国）之多，盟族（国）之贵。所以齐桓公坚持同姓不婚与滕制婚姻制度不动摇，正是为了多多与周室及重要姬姓国家缔结姻盟，对日后称霸那可是大大有利！《诗经》因而有诗《召南·何彼秾矣》赞曰：
何彼秾矣？棠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
何彼秾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意思是：
怎么那样秾丽绚烂？如同棠棣花般庄重美丽。怎么这么肃穆呢？王姬出嫁车驾真壮观。
怎么那样秾丽绚烂？如同桃李花般娇艳欲滴。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永结同心。
什么钓鱼最方便？撮合丝麻成红线。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永结同心。
这是一首爱情诗，也是一首政治诗，它代表了周人与齐人代代联姻的政治同盟关系牢不可破，齐桓公更是通过在床上奋战，以身践行了这一点。
根据各种史书的不完全统计，齐桓公的老婆和儿子数量应为春秋之最，不仅姬姓，他还与嬴姓的徐国与葛国，以及子姓的宋国联姻。比起专情且无子的齐襄公，齐桓公真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看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红颜祸水、好色亡国”这句话了，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出了名的好色，但这对他们的事业好像也没啥影响。依我愚见，比起好色来，专情似乎更危险，欧阳修说：“英雄多困于所溺。”爱好广泛不要紧，关键要自我克制，不能沉溺。读遍史书，多少昏君，都是痴情种。
注1：近年考古学家对齐故城阚家寨冶铁作坊遗址、张店铁山露天采矿现场、采矿老洞遗址及相关出土文物进行了多次研究论证，指出淄博（即齐都临淄）一带铁山是齐国最早的冶铁之地（其年代可早至西周晚期），也是中国的冶铁发源地。考古学家还对临淄故城内数量众多的冶铁遗迹（共19处）采集的铁渣样本所含木炭进行了测年，发现其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到东汉时期，证明临淄冶铁业作为齐国的重要支柱产业历经千年。参阅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44页。另外，春秋中叶齐灵公（齐桓公曾孙）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铁徒四千”的记载，更可见管仲改革之后，齐国有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采铁冶炼的官徒。当时很多国家的铁制农具，恐怕都要从齐国进口。
注2：春秋时一升只有现在的两百毫升左右，故三升实为600毫升，若为粗盐，则实重大约720克，平均每天每人用盐量达到24克。这似乎过高了，今我国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的摄入量只有10.5g，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建议一般人群平均每天摄盐量应当控制在6-8克以下。我国古代用盐量为何比现代要高这么多呢？一则古人劳动强度远比现代人高，流失汗水多，其需补充的盐分也要多。另外古代没有冰箱，很多食物的保存需要靠盐腌渍。事实上，居延汉简中戍卒“廪盐”定量亦是每月三升。参阅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6-184页。
注3：据《左传·成公二年》，鲁国后来曾一次性送给楚国善于丝织的能工巧匠数百人。
注4：春秋时期农业生产落后，各诸侯国家的规模也不大，其他国家都不会有多少余粮卖给鲁国，而且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的限制，运粮成本很大，所以也只有邻居大国齐国才有办法运一些余粮到鲁国卖。
注5：当然，《管子》中的这些故事虽不全然是空穴来风，但肯定也有所夸大。管仲及其后学们也许只是看到了贸易战的一些危险，所以夸大其词，以警告统治者：一切奢侈品都是浮云，只有粮食安全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注6：出自《汉书·地理志》。所谓冰纨，为精炼的素白平纹绸，滑爽细腻，光泽焕然，望之生寒，因而得名。“绮”是在平纹地起斜纹花的提花丝织物。“绣”则是彩色丝线刺出图样的纺织品。
注7：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及《左传·成公八年》：“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这大概是上古群婚制的遗留吧。
注8：所以殷商先妣皆称“妇某”，而不提其族姓，因为殷商后妃与商王一样皆为“子”姓。只有到了殷商末年，才有商纣王每每破坏传统，而娶异族女子为妃，比如鼎鼎大名的妲己，她来自“己”姓的苏国，而非“子”姓的商族，所以不能呼“妇妲”。
注9：参阅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