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陈昌浩，谁说话都不管用！＂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了一支特殊游击队对老长官的忠诚。1937年，当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成立，各地红军游击队纷纷接受改编时，巴山游击队却坚持留在川陕边界的深山中。即便是延安多次派人来接应，他们依然不为所动。游击队总指挥赵明恩只说：＂没有陈昌浩的命令，谁来说都不管用！＂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纽带，让这支游击队如此执着？他们与陈昌浩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35年的初春，川陕边界的寒意还未完全退去。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灯光却彻夜不熄，总政委陈昌浩正在与几位军事主官紧急商议。

连日来的战报显示，根据地内的粮食产量已经难以维持八万大军的消耗。陈昌浩和战友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带领全部主力撤离川陕根据地另寻发展，还是继续坚守这片用鲜血换来的土地？

2月10日，在一场秘密会议上，陈昌浩和川陕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达成了一项特殊决定：在主力撤离之前，从红军精锐部队中抽调骨干，组建一支精干的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的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队员们个个身手矫健，擅长特种作战。他们成为了第一大队的主力。

红31军92师的277团3营9连，曾在反＂六路围攻＂中创下战功，他们被整编为第二大队。这支连队的特点是对当地地形极为熟悉，曾多次在夜间穿越敌人封锁线为部队输送物资。

第三大队则由红4军12师36团1营2连为骨干组建。这个连队的战士大多是本地农民出身，与当地百姓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群众工作方面极有经验。

2月15日，在一个雨雾弥漫的清晨，三支部队在巴山脚下集结。陈昌浩亲自来到现场，宣布了游击队的正式成立。为了迷惑敌人，这支总兵力300余人的部队对外称为＂游击独立师＂。

原红36团1营教导员刘子才临危受命，担任师长。这位年仅23岁的年轻指挥员，此前曾多次带领小分队穿插敌后，打游击的本领极为出众。赵明恩则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他是一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能手。

就在游击队成立的当天下午，陈昌浩单独召见了刘子才和赵明恩。在一间简陋的土房里，陈昌浩给两位年轻的指挥员下达了最后的指示：＂坚持川陕边游击战，争取革命最终胜利。＂

这句简单的话，却包含了深远的战略意义。保持川陕边区的革命火种，就意味着要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意味着要面对可能的断粮断水，更意味着要承受与主力失去联系后的孤独。

2月底的一个深夜，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悄然撤离川陕根据地。当天夜里，巴山游击队的三个大队分别向不同方向出发，开始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的第三天，川陕根据地就迎来了一场巨变。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组建＂还乡团＂，这些曾经逃离的地主们重返故里，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动。

在南江县的一个山村里，＂还乡团＂团长周德胜召集村民开会，扬言要＂石头过刀，茅草过火＂。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支持过红军的人，都要被清算。当天晚上，就有十几户红军家属被抓走。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巴山游击队第二大队的耳中。3月初的一天深夜，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悄然潜入南江县城。他们轻车熟路地找到了周德胜的住处，将这个作恶多端的＂还乡团＂团长就地正法。

这次行动震慑了其他＂还乡团＂的气焰。但巴山游击队并没有因此而松懈。刘子才根据三个大队的特点，制定了一套特殊的战术。

第一大队专门负责夜间突袭和伏击战，他们经常在敌人的补给线上设伏，打一枪就转移。第二大队则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专门负责在敌人据点之间穿插，切断敌人的联络。第三大队主要深入群众中开展工作，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1935年的春耕季节到来时，第三大队在赵明恩的带领下，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耕运动。他们白天帮助老百姓耕种，晚上则轮流站岗放哨。在一些缺少劳动力的红军家属家中，游击队员们还主动帮助犁地播种。

这种做法很快在当地传开。不少百姓看到游击队员们既能打仗又能种地，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部队里来。到了夏收季节，游击队的人数已经从最初的300多人发展到了500多人。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数增加了，给养却跟不上。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游击队采取了＂游击农场＂的办法。他们在深山中开垦荒地，种植红薯和土豆。

这些农场的位置经过精心选择，都在易守难攻的地方。每个农场都派驻一个战斗小组，平时负责耕种，遇到敌人来犯就立即转入战斗状态。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口粮问题，还为附近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到了1935年年底，巴山游击队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人数已经突破1200人。他们控制的区域也从最初的几个山头，扩大到了方圆百里的范围。

在这片区域内，游击队建立起了简单的根据地政权。他们帮助群众建立了多个合作社，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同时还设立了几所简易小学，让当地的孩子能够读书识字。

游击队的这些做法，让他们很快获得了群众的拥护。许多老百姓主动为游击队放哨，传递情报。一些年轻人更是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为游击队运送物资。

就在巴山游击队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悄然而至。1936年初，国民党胡宗南部收到密报，得知了游击队的具体位置。一场更为残酷的较量即将开始。

193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2月初，胡宗南就调集了数个团的兵力，对巴山游击队发起了猛烈进攻。这次围剿与以往不同，敌人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妄图一举歼灭这支让他们头疼的游击队。

面对这种情况，刘子才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判断。他认为敌人的主力在南面，于是命令游击队向北转移。然而这个判断完全错误，北面恰恰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2月15日清晨，游击队刚刚走出林子，就遭到了敌人的重机枪火力封锁。由于准备不足，加上指挥失误，游击队在短短半天的激战中就损失了近200人。第二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幸存的战士也都散落在各处。

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失利让游击队失去了多处＂游击农场＂，部队的给养线一下子就断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刘子才不得不下令部队分散转移。

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游击队的人数从1200多人锐减到了65人。赵明恩带着剩余的战士退守到了桃园一带的深山中。此时，上级对这场失利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责任在于刘子才的指挥失误。最终，刘子才被撤销了师长的职务，改任炊事员。

这个处分看似严厉，实则是一种保护。因为当时有人提出要给刘子才更重的处分，但赵明恩力保刘子才，认为他虽有指挥失误，但对革命是忠诚的。

赵明恩接任师长后，立即着手重整旗鼓。他改变了以往的战术，不再以建立固定根据地为主，而是采取更为灵活的＂游击散兵＂战术。部队被分成若干个5人小组，白天分散潜伏，晚上则联合行动。

这种打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于分散活动，敌人很难发现游击队的行踪。而到了夜间，这些小组又能迅速集中起来，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

同时，赵明恩还在桃园一带发展了一批地下交通员。这些交通员大多是当地的农民，他们装扮成普通的农户，为游击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正是依靠这张地下网络，游击队才得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

到了1936年底，巴山游击队又重新发展到了600多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桃园为中心，建立起了一个纵横300里的游击区。这个游击区不同于以往的固定根据地，它是一个流动的、没有固定边界的区域。

在这片区域内，赵明恩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游击战术体系。白天，游击队就化整为零，藏在老百姓家中或山洞里。一旦发现敌人的踪迹，立即通过预先设定的联络方式召集队伍，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

这时的刘子才也没有消沉。作为炊事员，他不仅要负责全队的伙食，还要想办法解决给养问题。他带领几个战士在深山中开辟了多个秘密菜园，种植各种耐储存的蔬菜。这些菜园后来成为了游击队的重要粮食来源。

就在巴山游击队重新焕发生机的时候，延安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全国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要统一改编，共同抗日。这个消息让这支始终坚守在川陕边界的游击队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1937年春，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巴山游击区。此人自称何孝林，说是延安派来联络巴山游击队的。他找到了游击队的交通员，要求见赵明恩，说有重要的指示要传达。

这个突如其来的＂客人＂引起了赵明恩的警惕。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敌人经常派特务打探游击队的消息。赵明恩让交通员带着何孝林在桃园镇住下，自己则派出了得力的情报员对他进行秘密观察。

三天后，情报员带回消息：何孝林确实来自延安，身上还带着相关的文件。但赵明恩仍然没有露面，而是让交通员转告何孝林：＂没有陈昌浩同志的命令，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何孝林在桃园等了整整一个月，始终未能见到赵明恩。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任务失败的消息返回延安。这次接触的失败，让延安意识到要争取巴山游击队，必须派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人来。

1937年深秋，第二位联络人来到了巴山。这次来的是王正坤，他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团长，是陈昌浩的老部下。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王正坤化装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商贩。

王正坤带着一担草帽，走遍了桃园周边的村庄。他装扮得很像，甚至连讨价还价的口吻都和真正的商贩一模一样。就这样走了整整三个月，他终于通过地下交通网找到了赵明恩。

在一个偏僻的山洞里，王正坤见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战友。他向赵明恩展示了延安的文件，详细说明了红军改编的重要性。但赵明恩的态度依然坚决：＂陈昌浩同志当年的命令是让我们坚持川陕边游击战。没有他的新指示，我们不能擅自改变。＂

王正坤苦口婆心地劝说，指出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全国抗日才是当务之急。但赵明恩只是一再重复陈昌浩当年的那句话：＂坚持川陕边游击战，争取革命最终胜利。＂

无功而返的王正坤在回延安的路上遭遇不测，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关进了监狱。这个消息传回延安后，上级决定再派第三位联络员。

这次来的是李德生，他是陈昌浩的警卫员，对陈昌浩的笔迹和印章都极为熟悉。1938年初，李德生带着一封据称是陈昌浩写的信来到巴山。但赵明恩仔细辨认后断定这封信是伪造的，当场拒绝了李德生的联络。

从此以后，延安与巴山游击队的联系就彻底中断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这支游击队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战斗。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川陕根据地早已面目全非，而他们当年敬爱的陈昌浩，也已经不在原来的岗位上了。

这支游击队对陈昌浩的这份执着，让很多人感到不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坚持反而让他们躲过了不少劫难。因为就在这期间，有多支接受改编的游击队在下山途中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1938年的秋天，国民党军队对巴山游击区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清剿＂行动。这次行动出动了7000多人的兵力，分成数个纵队，准备一举歼灭这支固守深山的游击队。

敌人这次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叫做＂空山清野、放水捉鱼、筑碉囤粮＂。所谓＂空山清野＂，就是强迫山区的老百姓全部搬到平原地区居住。＂放水捉鱼＂，是指切断游击队的给养来源。＂筑碉囤粮＂，则是在各个要道设立碉堡，控制物资运输。

在桃园镇，敌人下令所有居民必须在三天之内搬迁。那些拒绝搬迁的，一律按照＂通匪＂论处。一时间，整个桃园地区人心惶惶。游击队赖以生存的地下交通网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赵明恩面对这种情况，将剩余的600多名战士分成了几十个小组，分散隐藏在各个山头。但敌人的＂三光政策＂实在太狠毒，许多战士因为断粮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结果被敌人抓获。

就在这危急时刻，游击队内部出现了叛徒。管业元是第二大队的副营长，在一次行动中负伤被俘。敌人许诺给他高官厚禄，他就背叛了革命，带着敌人四处搜捕昔日的战友。

由于管业元熟悉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和联络方式，敌人的围剿行动突然变得格外准确。一个接一个的小组被打散，许多战士因为断粮断水而牺牲在深山中。

到了1940年3月，巴山游击队仅剩下了几十个人。他们退守到了碑坝山，这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地形。但管业元带着敌人找到了一条秘密小路，敌人突然从这条路杀了上来。

在这场血战中，大部分游击队员都英勇牺牲了。赵明恩带着通信班长杨芝芳等4人突出重围，来到猪槽沟准备休整。谁知杨芝芳也已经被敌人收买，他趁着赵明恩休息的时候，将这位坚持战斗了五年的游击队长暗杀了。

另一边，刘子才带着几名战士突围后，化名陈机匠，在当地以纺纱织布为掩护，暗中联络失散的战友。但很快，他的行踪就被叛徒杨芝芳供出。1940年5月，刘子才被捕，随后英勇就义，年仅28岁。

巴山游击队的覆灭，标志着这支坚持了五年之久的队伍最终陨落。但他们的事迹并未被遗忘。1959年，叛徒杨芝芳在南江县被判处死刑，这是对烈士们的一个迟来的交代。

在南江县的革命烈士陵园里，巴山游击队的事迹被详细记载。墓碑上镌刻着他们的名字，还有那句始终没有改变的誓言：＂坚持川陕边游击战，争取革命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