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内斗”是难以克服的顽疾。即便大伙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共同的敌人，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无法避免。“内斗”不知道毁了多少盛极一时的国家和政权，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初，就让一些与之相关的状况搞得束手无策。

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大会上，列宁很无奈地坦白：“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先让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替劳动群众实施管理。”这话说得很委婉，其实是在撂摊子；言外之意：“劳资也实在没辙了，他们爱咋地就咋地，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列宁同志都如此无奈呢？咱们不妨从一件小事讲起。

史料中讲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圣彼得堡的一家工厂里，一伙布尔什维克正凑在小房间里开会。与会者痛骂沙皇制度腐朽不堪，讲话者更是义愤填膺，恨不得把沙皇本人抽筋剥皮。正在此时，他们收到电报称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会场中非但没有人欢呼，反而陷入了沉寂；刚刚还咬牙切齿咒骂沙皇的讲话者居然还掩面哭了起来。

从这个小插曲里，咱们便足以看出一个事实：虽然推翻腐朽制度、建立一个新政权是革命群体共同的奋斗目标，但尚有相当一部分革命者其实完全没有做好迎接变革的准备；中坚群体尚且如此，更别提那些不明就里、只想着怎么填饱肚子的劳苦大众了。事实上，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当局就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百姓的不信任、阶层之间的相互猜忌、地方势力与权力中心的斗法，每一条都让“十月革命”的成果摇摇欲坠。

最令列宁想象不到的是，倘若苏维埃政权想要从百姓手中索取，受到抵触还能理解；然而，新政权对大众的“给予”，竟然也遭到了怀疑。

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是负责干部管理和分配的卡冈诺维奇，当被质疑一些国家政策无法迅速得到落实时，卡冈诺维奇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他发觉，当时莫斯科面临着“圣旨不出京城”的困境，当上头的命令推行到州、市两级时，执行力就已经非常差了，再往下，大部分地区压根都没人搭理。这种情况的重灾区无疑是农村，引用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原话：“去登记分配部一查，有关谁在管理农村的资料是一点儿都没有，甚至连相关的调查都从未发生过！”

起初，列宁觉得这也没啥大不了的，毕竟刚从沙俄手里接管国家嘛，人手不够太正常了。苏俄毕竟是亿万人口的大国，况且百姓苦强权压迫久矣，给他们一个机会当官，群众不得挤破脑袋报名？咱苏俄是个民主国家，干部肯定要考虑从基层选取。估摸着这个过程不会太艰难，列宁还给相关部门定了个“小目标”：咱不但要挑够干部，还要从中选出一批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步子也别太大，先定个5000人吧。

当局的构想很好，做法也完全没错，但站在俄国基层百姓的视角上，整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彼时，封建残余势力对基层群众的荼毒仍在，不少人甚至还对沙皇制度心存好感。眼看这新政权一来，就把沙皇全家给革了命，谁知道他们以后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不仅如此，以前做官叫“做官”，现在做官叫“当干部”，鬼知道里面又有啥套路？况且莫斯科还有一伙穿着深色制服神出鬼没的家伙，自称什么“契卡”。好不容易当个官想捞点油水，说不定他们就找上门了。想来想去，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种自个那一亩三分地实在呢。

苏维埃政权最初选取干部的手段是普选，每人手里都有一张选票。然而，当投票开始后，持票人要么压根就不当回事，要么积极得有点反常。当局调查后发现，其中不少人根本就是被收买了：投机者略施小恩小惠就从老实巴交的农民那儿骗到了选票，得票最多的那部分人里，相当一部分都不是啥好货色。事实上，当时基层也不乏年轻上进、踏实肯干且能力出众的好苗子，但街坊邻里就看不惯隔壁家小孩比自家的强，偏偏要把票投给路人甲。结果，第一次选举表面上热热闹闹，结局却惨不忍睹。

这场闹剧令列宁哭笑不得，他算是理解了相关部门的苦衷，对眼下群众的整体政治素养失去了期望。于是在俄共（布）第八次大会，他宣布要转变思路，试图以强硬的行政手段获得突破。

既然基层百姓不信任新政权，不愿配合，那么当局就主动出手，从群众中挑选好胚子进行培养。由“海选”变成了“推荐”，这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来了。当时，苏俄地方的小山头不少，谁都不想看到别人把更多的血液输给莫斯科。况且这事儿就像刮彩票，自己买的“彩票”越多，刮出头奖的概率就越大。于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当局就凑出了一大批“好苗子”。

当然了，列宁们也不傻，不可能你送来的人，我们就无条件信任是不是？莫斯科方面给这些年轻人设置了一项考核，即先把他们下放到最偏远、最贫穷的的地区接受历练，不给他们任何权力，只让他们承担责任，为一方群众服务。结果就这一招，把妖魔鬼怪的原型全都照出来了。这批“好苗子”里，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忽悠来享受荣华的，结果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获得了公职，反而比之前还受罪，这谁受得了？结果，相当一部分人要么想尽办法拒绝历练，要么干脆直接跑路。1920年，列宁在《告俄共地方组织书》中指出：“按照计划，我们本应动员5000名基层干部，但到现在为止，响应者只有1000人。”他把苏维埃政权当下的处境称为“危急状态”。

这下列宁是真的没辙了，当然了，他也明白之所以莫斯科的工作这么难进展，地方的“歪心思”影响甚大。思来想去，他迈出了大胆的一步——放权。1920年以后，为刺激地方政府培养优秀干部的积极性，莫斯科决定对各州适当放权，允许他们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官僚机制。莫斯科不再直接插手，而是转而暗中观察，定期吸收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没过多久，这套办法也遭遇了困境。地方政府不傻，很快就发现了端倪：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好苗子，凭啥你们说调走就调走，还当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为防止被割韭菜，也为了巩固自身势力，地方政府故意把真正有能力的年轻人“藏起来”；那些被捧在显眼位置上的，多半是不上不下的庸才。

总而言之，群众对当局的不信任、地方和高层的斗智斗勇，都让苏维埃政权在最初几年里蒙受了巨大损失。每年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不少，真正可委以重任的却十分有限。面对人才紧缺的困境，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乱了方寸，不能做到专人专用。许多干部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不得不主动放弃自己的专长，临时“转型”以获得晋升；特长遭到废弃，不少本大有可为的才俊因此被埋没。1923年，卡冈诺维奇无奈坦白：“毫无疑问，当下政府在用人问题上正处于彻底的混乱中。”

事实上，直到列宁逝世，这个棘手的麻烦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处理，内耗等一系列问题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也是斯大林接过最高席位后，立马重新定义了革命群体与革命事业、整肃干部群体风气的原因所在。然而，当人的欲望被彻底激发，任何政策都可能沦为废纸一张。斯大林尝试过铁拳出击，也尝试过高薪养廉。各种尝试的不断变换中，苏联又被引上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