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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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巴彦诺尔壁画墓出土金币研究（上）
徐 弛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巴彦诺尔壁画墓（Shoroon Bumbagar）中出土了大量金币，尤其是拜占庭金币。陈志强发现，像巴彦诺尔墓这样一地便发现数十枚拜占庭金币的情况，在整个东亚地区尚无第二例，即便在传统公认的丝绸之路主要通道东段，即从我国古代西域地区直到西安、洛阳沿途的古墓发掘中，也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发现。这些拜占庭金币除两枚真币外全部为仿币，其中有些金币的印模和铭文在我国从未被发现过。据发掘简报，巴彦诺尔墓中发现的金银钱币位于棺内的木箱和供台上，共41枚，其中37枚为金币，4枚为银币。但通过考古报告及后续出版的图录来看，未见银币，出土的钱币均为金币。出土钱币后，引起了拜占庭研究领域的学者和相关领域的考古、历史学者的高度关注，诸位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批金币进行了分析。蒙古国考古学家敖其尔等人撰写的巴彦诺尔墓发掘简报提供了每枚钱币的基础信息及钱币形制特征的详细描述，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但该报告是用蒙古语撰写而成，导致各国学者很难使用原始材料进行研究。郭云艳逐枚解读了墓中发现的金币，对巴彦诺尔墓的金币及钱币型金片做了分类讨论，她将墓中发现的钱币大致分为三类：（一）萨珊波斯钱币背面图案的仿制品；（二）拜占庭金币索里得（Solidus）以及拜占庭式钱币仿制品；（三）磨损以及破损严重，无法辨识。关于这些钱币中的仿制拜占庭金币的大部分问题，在郭云艳的文章中已得到很好的解决。她所做的工作为巴彦诺尔墓中金币的研究打下基础。
纽约大学的考古学家史书仁（Sören Stark）深入研究了在仿制基础上引入了多种元素的金币 ，他发现其中一枚双面金币在模仿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或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金币的基础上，精心地重制了钱币的细节。在钱币背面添加了十字架、星星和一圈讹写铭文（puseudo inscription）；在正面的人物戴着与众不同的头饰，由一个带有五个尖瓣的珍珠王冠和两对浮动丝带组成。他发现，这个人物的头冠与片治肯特壁画中的王冠十分相似。另有两枚亦在拜占庭金币原型的基础上改动了多处细节，还有五种钱币型金片和一枚仿币几乎完全独立于拜占庭原型，它们似乎均与来自粟特或巴克特里亚的元素有关。史书仁的研究提示了笔者，此前认为的仿制拜占庭钱币的原型可能不止是拜占庭钱币，还添加了来自中亚和巴克特里亚的元素。
根据笔者的整理，发现墓中出土图案较为清晰的金币共31枚，另有无法辨识的钱币型金片共11枚。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墓中共发现了42枚金币及钱币型金片，未见银币。接下来文章将分为（一）拜占庭式钱币及仿制品、（二）萨珊波斯钱币背面图案的仿制品、（三）添加中亚元素的金币及钱币型金片、（四）磨损严重，无法辨识这四类，对钱币进行逐枚分析。
一、拜占庭式钱币及仿制品
内马克（Aleksandr Naymark）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期间的博士论文《粟特的基督教和拜占庭元素：对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艺术和文化联系的研究》(Sogdiana, its Christians and Byzantium: A study of artist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Middle Ages )的第三章，深入探讨了中亚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将其分为（一）中亚发现的有明确来源的罗马晚期钱币及拜占庭钱币；（二）中亚发现的仿制拜占庭金币和中亚发现的金片型金币仿制品。他将中亚发现的仿制拜占庭金币定义为：形制与原品相仿双面皆有图案的仿制品。中亚发现的金片仿制品又分为两类：1. 使用模具印制出图案的金片；2. 使用钱币或其仿制品锤鍱印出（foil）图案的钱币型金片。笔者非常赞同内马克博士的分类方式，但是在参考他的研究基础上，也要基于巴彦诺尔墓的实际情况。如有些钱币保存状况较差，仅凭图像难以分辨钱币型金片为打制或模印；又如郭云艳所述，巴彦诺尔墓中有少数一些金币较厚，双面图案不同，清晰可辨，有些可辨明为按照拜占庭金币索里得仿制而成的双面币，有些尚无证据证明其为仿制品，是故统称为拜占庭的“索里得或类索里得金币”。结合巴彦诺尔墓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巴彦诺尔墓中的拜占庭钱币及仿制品按照制作方式的不同，将单面纹饰的称为钱币型金片（braceate），双面纹饰称为金币（coin），进行重新分类。此外，这两者在重量上也有明显不同。我们将其分为：（1）拜占庭金币或使用模具打制的仿制拜占庭金币；（2）使用模具打制或使用钱币或仿制品锤鍱的仿制钱币型金片。接下来笔者将进行分类探讨。
（一）拜占庭金币或使用模具打制的仿拜占庭金币
标准的拜占庭金币为双面，图案不同，因此需要用更厚的金片制作，所以重量会比单面的金片要重很多，因此，金币的重量是我们分类的重要标准。经过统计，该类型的金币共3枚，分别为No.276、No.259和No.272。
1、“骡子”拜占庭金币仿制品
所谓“骡子”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是指金币正反面用两种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拜占庭金币拼接而成的仿制金币。墓内发现了一枚正面按照福卡斯（Phocas，602-610）金币仿制，背面模仿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在位）金币的“骡子”仿制品，为No.276（XXM2012.5.143A）。该币直径2厘米，重3.9克，保存状况良好，圆形，正面有凸起的边框，中间绘制着一个戴着扁圆十字架头冠的人向上看着的半身像，该人长发及颈，胡须浓密，是个椭圆脸型的欧洲人。眼睛、眉毛、鼻子、嘴刻画清晰，右手拿着十字架。右侧上部有12个字母的拉丁语铭文。背面为三级台阶上树立的粗端十字架，外围有一圈拉丁语铭文（图九）。由于考古报告中出现配图的错误，考古报告中误将仿萨珊银币背面制成的钱币型金片的图片放在此处，导致郭云艳对XXM2012.5.143包括的AB两枚金币介绍及分类有误。尽管考古报告中配图错误，但没有影响郭云艳对这枚金币的判断。如她所述，其正面铭文是CAS – PЄAPΛVCΤ，背面底部铭文读作 COHO，两侧铭文的字符读作 B9V?-NΛΙPO>ΤΗC，她认为正面按照福卡斯金币仿制，背面模仿希拉克略金币。笔者赞同这一结论。这种仿制方法在草原上并非孤例，例如在匈牙利的Tác-Gorsium遗址，发现了分别模仿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578-582）和莫里斯一世（Maurice I，582-602）正反面，并铸造在一起的仿制品索里得。
图一 No.276
关于这枚仿币正反面的铭文，正面较容易还原，即（FO）CAS – PЄRPΛVC，说明该币的正面是按照福卡斯金币仿制。但根据郭云艳的释读，背面的字母读起来相当混乱。这些看起来杂乱无章的铭文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其实从背面底部的铭文可看出，由于刻模人对金币的不熟悉或者失误，将模具内部直接按照金币的式样刻字。由于金币为凸印，印出来金币上的字母正好变成了镜像的反面。底部的字母实际上应为CONOB，代表君士坦丁堡造币厂，但其他的字母，还有待进一步识别。
2、希拉克略一世金币
墓内还发现了两枚希拉克略一世金币，很难判断其为真品或仿品。郭云艳对编号No.259（XXM2012.5.240）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图二）：双面，币面上有些污渍。直径2.2厘米，重3.42克；正面为一大一小两皇帝正面胸像，左侧人物偏大，蓄有短须，右侧人物较小；头戴王冠，两侧有垂饰，冠顶有十字架，两人头部之间似乎也有一枚十字架。其余部分难以辨识。背面为三级台阶上树立的粗端十字架，十字架右下侧有希腊字母Γ，底部铭文为CONOB。从质量和形制上来看，如果这枚金币不是仿制品，则可能是拜占庭用于对外贸易的减重版金币。这类货币可能被用于一次性地支付某些部落首领，也许与拜占庭-阿瓦尔（Avar）的邦交关系有关。
图二 No.259
编号No.272（XXM2012.5.142），双面，郭云艳同样对该币进行过准确的描述（图三）：顶部镶环；直径2.1厘米，重4.6克。正面为一大一小两皇帝正面胸像，左侧人物偏大，蓄有短须，右侧人物较小；头戴王冠，两侧有垂饰，冠顶有十字架，两人头部之间似乎也有一枚十字架。两侧铭文较多，字符小难以辨识。背面为三级台阶上树立的粗端十字架，底部铭文CONOB，铭文可大致判断出VICTORIA- AVGYZ。该币从大小、重量以及形制来看，比较符合希拉克略一世统治早期金币索里得的特征，尚未有证据证明其为仿制品。笔者完全赞同郭云艳的看法。
图三 No.272
（二）使用模具打制及使用钱币或仿制品锤鍱的仿制钱币型金片
1、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ius I）仿制品
墓中有5枚钱币型金片，其基本特征为肖像居中，脸部正面略微向右倾斜，肖像的脖子后面有长矛，在拜占庭帝国，从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ius I，491-518）至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均制造过有这种特征的金币，墓中的仿制品制作较为粗糙，因此很难判别其具体仿制对象，因此暂时将墓中发现的拥有这类特征的钱币型金片统称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仿制品钱币型金片，共5枚。
图四 拜占庭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索里得
图五 No.277号钱币型金片
No.277直径1.9厘米，重0.32克，肖像脖子后面的长矛这一明显特征被工匠打造出来，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索里得的仿制品（图五）。与之类似的No.241、No.242均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索里得仿制品，原币的特征均表现出来，但具体形状并不完全相同，可见这些钱币并非用同一个模具制作。
图六 No.241号钱币型金片
No.241，直径1.7厘米，重0.09克，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索里得的仿制品，是墓中发现最轻的金片（图六）。
图七 No.242号钱币型金片
No.242（XXM2012.5.121），直径1.9厘米，重0.12克，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索里得的仿制品（图七）。
图八 片治肯特发现的仿制金币
图九 Ahangaran发现的仿制金币
与上述三枚钱币型金片类似的仿制品在片治肯特和Ahangaran（塔什干南部）均有发现，片治肯特的金币（图八）出土于城墙下面，后来在这里发现了纳吾斯（Naus）和纳骨瓮的碎片，可见这枚金币可能是纳骨瓮中出土的遗物。腊丝波波娃认为片治肯特的发现可能是君士坦丁一世（457-474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二世（473-474年在位）的仿制品。而图九中Ahangaran发现的那枚与之相似，但背面是罗马的母狼哺乳传说，并且上方还有两个女神像。Mason认为，这反映了查士丁尼对古罗马的征服，他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可见，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或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二世的仿制币在中亚各地都较为常见。
No.257（图十）直径1.8厘米，重0.43克，已经变黑，圆形的钱币型金片底下还粘连了一个月牙形状的钱币型金片，整体非常像日月冠的日月形象。钱币型金片上的形象单面打制，覆以黑色物质，边缘略有破损；阳面图案为皇帝正面胸像，头戴皇冠，位于币面中间偏右，左下处似乎有其它图案，但无法明确辨识。俄罗斯学者判定其为提比略二世金币索里得的仿制品，但郭云艳不赞同。笔者认为这应该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的仿制品，但亦经过了改动，添加了当地的特征。在钱币型金片和底下的月牙形粘连是否有特殊含义，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固原发现的唐仪凤三年（678年）史道德墓中曾经发现过一个金覆面（图十二），金覆面上就有一个日月造型的金片配件，由金片打压而成。而该墓中亦出土了仿制拜占庭金币（图十三），上有一大孔，双面，其具体仿制对象有争议，亦有可能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仿制品，但No.257号钱币型金片与史道德墓中的仿制原型均为东罗马早期金币，应无争议。二者之间的用途是否有一致性，仍需进一步考察。
图十 No.257号钱币型金片
图十一 史道德金覆面上的日月冠，徐弛摄
图十二 史道德墓出土金覆面
图十三 史道德墓出土仿制拜占庭金币，徐弛摄
No.253（XXM2012.5.154），直径1.6厘米，重0.18克，上似乎有一正面略微向左倾斜的肖像，难以辨认细节。笔者在哈拉和林博物馆拍的图片较为清晰，发现钱币正面的肖像似为正面略微向右倾斜，钱币上人物帽子与上述钱币中均非常相似，该币可能亦为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的仿品。
图十四 No.253
2. 希拉克略一世金币仿制品
希拉克略一世金币仿制品钱币型金片，共7枚。
No.261（XXM2012.5.153），直径1.9厘米，重0.3克，金片中间有一正面较大人像，钱币的边缘有四个规律的小孔。似610—613年间拜占庭希拉克略一世皇帝发行的单人像索里得仿制品。细观之，金片左边可能有一个较小的人像，亦可能是拜占庭希拉克略一世父子二人共治时期金币的仿制品。
图十五 No.261
图十六 No.258
No.258呈不规则圆形，长2.6厘米，宽1.8厘米，重1.01克，整个钱币发黑，还有一些铜青色，只剩一点地方还有金色。上有一正面人像，较左的地方似乎有一个小人像，与No.261相似，似拜占庭希拉克略一世时期父子二人共治时期金币的仿制品。
No.249，直径2厘米，重0.25克。为一小一大两皇帝正面并排胸像，右侧人物偏大，蓄有胡须；两人身着斗篷（chlamys），头戴王冠，冠顶有十字架，两人头部之间也有一枚大十字架。钱币的边缘有四个规律的小孔。
图十七 No.249
图十八 No.252
No.252，直径2.0厘米，重0.53克，为一小一大两皇帝正面并排胸像，右侧人物偏大，蓄有胡须；两人身着斗篷，外罩长袍；头戴王冠，冠顶有十架，两人头部之间也有一枚大十字架。
No.263（XXM2012.5.141），直径2.1厘米，重2.76克。左侧边缘有一大块黑色附着物。正面为一小一大两皇帝正面并排胸像，右侧人物偏大，蓄有胡须；两人身着铠甲，外罩长袍；头戴王冠，冠顶有十架，两人头部之间也有一枚大十字架。背面图片看起来似乎附着了另一枚锈迹严重的金属片，具体情况不清楚。有铭文，但铭文本身并不完整，左侧完全看不出，右侧大致是 CCC ?。
图十九 No.263
图二十 No.273
No.273（XXM2012.5.148），直径2厘米，重0.45克。为一小一大两皇帝正面并排胸像，右侧人物偏大，蓄有胡须；两人身着铠甲，外罩长袍；头戴王冠，冠顶有十架，两人头部之间也有一枚大十字架。钱币型金片正面左上方与下部均有黑色污渍。
图二十一 No.275
No.275（XXM2012.5.270），直径2厘米，重0.17克。为一小一大两皇帝正面并排胸像，右侧人物偏大，蓄有胡须；两人身着斗篷，外罩长袍；头戴王冠，冠顶有十架，两人头部之间也有一枚大十字架。
郭云艳认为，这几枚钱币型金片似拜占庭希拉克略一世时期父子共治时期金币仿制品，但根据拜占庭帝国发行的货币与徽章来看，当金币上出现两个人像时，地位较高者位于左侧，若出现三个人像时，则地位最高者位于中间。像这几枚钱币型金片上长者居右、幼者居左的情况从未出现。从正面形制看，这应是模仿拜占庭希拉克略一世时期金币索里得的仿制品。在仿制时制作者将两位人物的胸像按照左小右大的顺序排列，并按照这种形制大量制作金片，可能制作者有着某种特定目的。笔者完全赞同郭云艳的判断。
3．福卡斯金币仿制品
福卡斯金币仿制品钱币型金片，共1枚。
No.244（XXM2012.5.120.136），直径2.1厘米，重0.68克，中间一个隐约的正面戴着头冠的半身像，该人长发及颈，胡须浓密，眼睛、眉毛、鼻子、嘴刻画较为清晰，右手似拿着十字架。钱币左边似有许多希腊字母铭文较为清晰，其他铭文不可见，底部有一较大的孔。可能以福卡斯金币为原型打制。
图二十二 No.244
二、 萨珊银币背面图案仿制品
在巴彦诺尔墓中发现了许萨珊波斯钱币背面图案的仿制品，共7枚。关于这些萨珊金币的仿制品，郭云艳已经做了详细介绍。众所周知，萨珊波斯的钱币为银质，在传世文献中被称为“银钱”，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货币，而这些仿制品均为金制。按照制作方式来看，这些萨珊金币均为使用钱币或其仿制品锤鍱出图案的钱币型金片。由于萨珊银币在丝绸之路上作为流通货币广为人知，金子作为更受欢迎的贵金属，因此将萨珊银币用简单的方法锤鍱成金片，几乎不可能用于流通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巴彦诺尔墓中绝大部分金币和钱币型金片上表现的都是钱币中有头像的一面，但这几枚萨珊银币仿制品却表现了有火坛的背面，没有一枚模仿萨珊银币有国王头像的正面。
图二十三 No.245
图二十四 No.256
图二十五 No.260
图二十六 No.262
由于郭云艳已十分详尽的介绍了这些萨珊银币仿制品金片，下面，将这几枚金片的基本情况简要的列举如下：
No.245（XXM2012.5.120），直径2厘米，重0.17克；No.256（XXM2012.5.135），直径2厘米，重0.4克；No.260（XXM2012.5.134），直径2厘米，重0.14克；No.262（XXM2012.5.147），直径1.7厘米，重0.27克；No.264 （XXM2012.5.119），直径2.1厘米，重0.17克；No.265 （XXM2012.5.128），直径2.1厘米，重0.22克；No.279（XXM2012.5.121），直径1.9厘米，重0.11克；
图二十七 No.264
图二十八 No.265
图二十九 No.279
图三十 库思老二世第21年钱币背面
从这几枚仿制萨珊钱币型金片的形制来看，这几枚打制钱币型金片的共同特征是币面上的图案中间为圣火祭坛，两侧祭司持杖而立。与萨珊波斯银币通用的背面形制相比，这些仿制品仅保留中间主体图案，联珠纹最外侧即为金片边缘，没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新月抱星纹。 这些仿制钱币型金片之间也有一些不同，根据郭云艳的观察，编号 XXM2012.5.120（No.245），单面打压，外围两圈线纹；编号 XXM2012.5.121（No.279），外围两圈线纹，似乎有联珠纹的特征，但不明显；编号 XXM2012.5.119（No.264），单面打压，外围两圈半联珠纹。从这些不同来看，这些金币似乎经历过剪边，没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新月抱星纹可能是因为此原因。但考古报告中的图片不甚清晰，因此我们用2017年出版的图录中的编号为例，其中，No.245、No.260、No.262、No.264、No.265、No.279明显为萨珊银币仿制品，图像非常清晰，No.256几乎通体黑色，可能亦为萨珊银币仿制品，因此我们又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新的细节。
我们将图像方向全部转为正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金币之间都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不同就是钱币外围的语言写法。首先，我们看到No.245、No.260、No.264、No.265、No.279左下角有一个疑似巴列维字母，有五个牙，牙的方向向左，但 No.262钱币的类似位置多了一个小孔，却没有五个牙的字母，仅隐约可见三个。No.262的右边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向左的三牙字母，其他几枚硬币上相同位置的字母和No.262的不甚相同。在与原版库思老二世钱币及其他萨珊银币对比之后发现，前文中提到的五个牙的巴列维字母在萨珊银币中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枚币的造型与上述拜占庭金币一样，也是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节上的改动。
综上所述，这批仿制萨珊钱币型金片的原型至少有两种，且原型可能并非真品萨珊货币，而是萨珊银币仿制品。换而言之，这批金币应该是利用萨珊银币的仿制品单面打压而成。
三、添加中亚元素的金币及钱币型金片
这种金币似乎基于或代表了来自粟特或巴克特里亚的要素，共8枚。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是在拜占庭金币的基础上创造的，因此这使得它们成为需要研究的金币中最有趣的案例。
（一）娜娜女神金币及钱币型金片
这类金币及钱币型金片有两枚，分别为No. 278、No. 271。
No.278（XXM2012.5.143B），直径2.3厘米，重2.92克。凭此，笔者认为考古报告中介绍的XXM2012.5.143B即为此币。该币正面有边框，中间是一副胸像，头微微偏向左侧，头上戴有王冠。人的耳朵、眉眼、鼻子、嘴刻画清晰，耳朵上带着耳环。帽子后面两边有四条带子。人像左右两边有文字，但已严重损毁。背面圆形的边框中有从下往上逐渐变窄的四条横线呈金字塔状，上面有十字架。周围有拉丁语铭文。
图三十一 No.278号双面仿制金币
但考古报告对此金币的解读是十分不充分的。笔者下面重新解读这枚金币。No.278号金币正面为四分之三侧面胸像，头戴冠盔，冠盔由一个带有五个尖瓣的王冠和两对浮动丝带组成。脑后冠带露出，带头朝下；人物的双耳带着耳饰，像是珍珠耳环，脖子上戴着项饰。人物身着铠甲；两侧有铭文，难以辨识；背面为三级台阶上的大十字架，台阶左右两个各有一颗八芒星，在十字架与台阶中间刻画了一个月亮。虽然骷髅地十字架两旁有八芒星的情况非常罕见，但并不是第一次发现，但在中间还有一个月亮则是第一次。铭文可见，但难以释读。
郭云艳将下侧铭文释读为CONOB，但比较模糊。她认为，这种正背面形制属于比较常见的拜占庭帝国早期金币索里得的形制。正面的四分之三正面胸像，为五世纪中期到六世纪初的常用形制，七世纪中后期的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年在位）统治时期曾发行过正面图案为这种形制的金币索里得，此后再未出现。而背面图案的三级台阶上的粗端十字架样式最早现于6世纪后期提比略皇帝（Tiberius II Constantine，578-582年在位）的货币，此时正面形制早已经改为正面胸像。而君士坦丁四世的索里得的背面形制为三级台阶上有大十字架，大十字架两侧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的正面立像。所以这枚金币的形制特征不属于拜占庭官方制作厂制作，属于“骡子”仿制品。史书仁深入研究了在仿制基础上引入了多种元素的金币 ，他发现这枚金币在模仿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或早期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金币的基础上精心地重制了钱币的细节，在背面添加了十字架、星星和一圈伪造铭文。在正面的人物戴着与众不同的头饰，由一个带有五个尖瓣的珍珠王冠和两对浮动丝带组成。关于钱币上的铭文，笔者咨询了辛威廉（Nicolas Sims-Willams）教授，他认为这些铭文很像粟特文，但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可能是很熟悉粟特人的工匠模仿的拉丁语铭文。虽然学者们对这枚金币的原型还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两枚金币是以拜占庭金币为原型制作的仿制品这一观点没有争议。
图三十二 片治肯特二号神殿壁画
史书仁发现，这枚金币上人物的金冠与图三十二中片治肯特壁画中的王冠十分相似。笔者发现，该钱币上的人像除头冠是粟特地区风格外，其所戴的耳环与图三十三中撒马尔罕阿弗罗西亚卜（Афрасиаба）大使厅壁画上粟特人所戴的耳饰极为相似。虽然钱币中人像脖子上是否有项链很难判断，但脖子中间的椭圆形挂件，也与图中大使厅壁画上人物的项链非常相似。如果我们将钱币上人像的头冠上及身上的大圆点视作联珠纹，那就可以完全与壁画中人物形象对应。由此可见，钱币上的人物与粟特人应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图三十三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人物的耳饰
图三十四 大英博物馆藏萨珊-贵霜时期印章
但关于钱币上特殊的头冠，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Vondrovec认为，这一时期中亚制造的钱币可能借鉴了萨珊和粟特印章的凹雕图案。这几枚金币除了有拜占庭金币的影子，还可能结合了萨珊和粟特印章中的形象。在大英博物馆藏的萨珊-贵霜时期（300-350年）的印章里也发现了与之相似的形象，印章左边的皇后像头戴五角珍珠冠，耳朵上带着珍珠耳环，颈上围一圈项链，在脑后垂着飘带。
但笔者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这个钱币上的女神形象与祆教的娜娜女神形象极为类似。1970年，在塔吉克斯坦西北部沙赫里斯坦崩治卡特（Bundjikat）的Kalai-Kakhkakha II 遗址出土了一幅壁画，经过学者研究，表现的是骑狮的娜娜女神（Goddess Nana）的形象（图三十九）。另外，在片治肯特遗址的壁画上同样有娜娜女神的身影（图四十一、四十二）。
图三十九、四十 娜娜女神，崩治卡特Kalai-Kakhkakha II神庙出土，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王勰摄
图四十一 骑狮娜娜女神，片治肯特（Pendjikent）带谷仓的大厅壁画北墙上部，马尔沙克复原
图四十二 骑狮娜娜女神，片治肯特，马尔沙克复原
娜娜女神是古代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这位女神具有了苏美尔神话中的性爱、丰产和战争之女神伊南娜（Inanna）的特征。伊南娜有许多苏美尔语的名字，娜娜是其中之一。伊南娜在阿卡德语种的对应神是伊什塔尔（Ishtar），因此娜娜可以和伊南娜、伊什塔尔相联系，伊南娜—伊什塔尔的狮子也就成了娜娜的标志。Kalai-Kakhkakha II神庙中的娜娜女神壁画为7-8世纪的作品，片治肯特带谷仓的大厅中的娜娜女神壁画为700-725年的作品，二者绘制时间相仿，但片治肯特娜娜女神的损毁过于严重，线图均为马尔沙克复原，因此，Kalai-Kakhkakha II遗址出土的娜娜女神更具参考价值。我们从图四十一中看到，娜娜女神头戴锯齿状冠，佩戴耳饰、项链（或为璎珞），头后有光圈（Halo），身穿希腊-印度式长裙、有袖的束腰外衣和披肩，正面坐在卧狮背上，上方右手持圆盘（Phiale，可能意为太阳）左手持半弯的新月，下方右手持权杖，左手端碗。而巴彦诺尔墓发现的这枚金币表现的，可能正是头戴锯齿状冠，佩戴耳饰、项链，头后有光圈的娜娜女神头部。
No.271（ХХМ2012.5.279）直径0.17厘米，重1.9克，上面的人物肖像与No.278相似，头戴锯齿状冠，佩戴耳饰、项链。根据这些特征，笔者认为，这枚钱币型金片上亦为娜娜女神的形象，但在女神头部肖像左边，则又添加了一个十字架。因此，这枚钱币型金片是结合了拜占庭索里得的元素与中亚本土元素的一个混合品（图四十三）。
图四十三 No.271（ХХМ2012.5.279）号钱币型金片
（二）野兽图案的金币及钱币型金片
在巴彦诺尔墓还发现了上面刻有野兽的钱币型金片（图四十四）。分别爲 No. 267、No. 268。
No.268（XXM2012.5.130）直径1.9厘米，重0.42克，上方刻有一只野兽，不知是狮子还是狼，左下方似有一朝左的侧面肖像，下方的肖像有很挺拔的鼻子，野兽上方似乎有一个铭文，其他的细节难以分辨。
图四十四 No.268号钱币型金片
图四十五 都密钱币
No.268上野兽的形态，与月氏钱币上的狮子极爲相似。图4-54这枚银币是月氏统治之下的五翕侯之一都密（Toumi，Sapadbizes）发行的钱币。其实，类似的货币当时的五翕侯Arseiles、Pulages、Sapadbizes均有铸造，上面用希腊字母刻有娜娜女神（NANAIA）的铭文。钱币型金片上的形象很可能是仿制了这几种银币上狮子的形象。左下方的人像却与Ahangaran发现的母狼哺乳钱币上方的女神侧面像有一定相似之处，可能是借鉴了多个钱币上的特征。我们通过分析如此多种的仿币，发现了粟特地区仿币的一些规律，即结合多政权的货币与本土文化符号，创造出全新的样式。这也与粟特地区发现的壁画与造像类似，从中能看到各种文化的影子。而这枚仿制钱币的主要原型为娜娜女神的狮子，可能也与粟特地区娜娜女神的信仰有关。
No.267（XXM2012.5.144），直径1.9厘米，重1.95克，中有一较大的孔，背面以拜占庭金币为原型仿制，背面有一圈疑似粟特语铭文，但底下的CONOB清晰可见。正面周围亦有一圈疑似粟特语铭文。以No.244为参照，类似的孔是打在钱币型金片正面的底部。我们以此方向检视金币，会发现金币左边（即No.267正面左下方）有动物的两条后腿和向下垂的尾巴。这枚金币的制作风格与No.278类似，正面为原创图像，背面为仿制拜占庭金币，铭文刻画规则相似，两面均有疑似粟特语铭文，但背面拜占庭金币的制作地点CONOB都按照原样仿制，与No.278极为相似，可能是同一地点制造。
图四十六 No.267
（三）人物图案的钱币型金片
这类钱币型金片有四枚，No.270、No.269、No.248、No.266。其中，No.270为正面人像，No.269、No.248、No.266这三枚钱币型金片图案一致，为侧面人像。
No.270（XXM2012.5.126），直径2.1厘米，重2.42克，是最重的一枚钱币型金片。上方铸有一个圆环，显然是用作挂件。中间有一正面人像，钱币型金片外围有疑似粟特文铭文，但难以释读。正面人像头顶围有装饰，饰品中间镶一宝石，大眼睛，鼻梁高耸，嘴巴较小，脖子上带一圈项链，似有游牧民风格（图四十七）。这种没有原型的本土类型的钱币型金片在粟特地区也有其他发现，例如图四十八中的钱币型金片，饰有珠状头饰，头稍向右偏，戴耳环。项链和手镯。双手举起，右手拿着一朵花，左手拿着一根树枝。铭文在钱币型金片上半部分十点到一点处刻写。乐仲迪（Judith Lerner）教授认为这是粟特本土的神祇，辛威廉教授释读后，认为这圈铭文毫无意义。Wilfried Pieper 综合上述两位教授的意见，认为这枚金币是受到游牧民和粟特本土两方面的影响制成。笔者认为，巴彦诺尔发现的这个钱币型金片与粟特地区发现的这枚钱币型金片情况一致，为粟特艺术家的创造。
图四十七 No.270
图四十八 钱币型金片，粟特地区
接下来，笔者首先要探讨的是编号为No.269（XXM2012.5.123）、No.248（XXM2012.5.124）、No.266（XXM2012.5.127）三枚仿制钱币型金片，这三枚钱币型金片为同一个模具制成。其中，No.269直径1.8厘米，重0.17克；No.248直径1.8厘米，重0.11克；No.266直径1.8厘米，重0.12克。
图四十九 No.269
图五十 No.248
图五十一 No.266
哈拉和林博物馆藏，徐弛摄
这几枚仿制金片的主要区别是保存状况及损坏程度不同。由于情况不明，不对这枚金币做进一步讨论。因此，笔者引用考古报告中关于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枚No.266（XXM2012.5.127）的描述，对这几枚用同一模具打造的仿制金片进行介绍。
该金币为圆形，正面有凸起的边框，边框中间有一侧面胡人形象，身后有两条飘带，一圈头发，戴圆顶帽子。人的眼睛、鼻子、嘴、耳朵刻画清晰，下颌有浓密络腮胡，颈部有围巾或袍子，露出了衣服的边。人像周围有文字，但已涣漫不清。背面上部有小圆钉，金片由打制而成。
关于这几枚硬币，郭云艳和史书仁进行过探讨。郭云艳认为，它们应是拜占庭金币塞米塞斯或崔米塞斯的仿制品。因为这几枚仿制品上的皇帝胸像在很多方面非常接近，同时根据头像的眉毛的长度与弧度，蓄有的短须，周遭难以辨识的铭文形状，特别是脑后飘带的弯曲角度和上扬位置几乎一样，推测这四枚金币仿制品应是根据同一枚金币真品制作而成。 史书仁则分析的更为深入，他认为这几枚钱币是通过整体模仿拜占庭金币的风格，加入了特定元素的使用来实现其目的。他分析认为，这几枚薄片金币留有胡须的侧脸男性半身像具有相当程度的古典风格。它可以与片治肯特二号圣殿中发现的两枚银质奖章（其中一枚镀金）进行比较研究。类似的头像出现在5—7世纪的吐火罗斯坦、粟特和印度—伊朗边境的金属器皿上。他认为，对于亚洲腹地的旁观者来说，所有这些幻想画像，以及它们的各种添加和组合，都可能被认为是罗马凯撒的形象，似乎在大草原上，这一意象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关于这几枚金币学者们没有提及的问题有两点：
其一是这几枚金币半身人像头顶戴着日月王冠。日月冠在这一时期的中亚地区，是西突厥可汗的头饰。小洪那海石人为西突厥泥利可汗的墓葬，作为第一突厥汗国唯一的可汗形象，其形象可以作为第一突厥汗国时期可汗形象的标准。其头上的王冠前方有日轮，下托以弯月，为日月冠形象。关于突厥可汗的金冠，陈凌和影山悦子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笔者亦在7-8世纪绘制的片治肯特2号神殿壁画上发现了类似的冠饰，说明类似冠饰在这一时期的粟特地区所用。但该金币上的王冠亦可能并非日月冠，而是新月和星星。西突厥硬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用新月和星星代替了出现在类似的拜占庭硬币上的十字架，这在古代突厥人和中亚其他民族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认为，这几枚金片可能不是西突厥用于流通的货币，但正如学者们所述，与拜占庭钱币有很重要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突厥的元素。正如Babayarov和Kubatin在文中举的例子一样，西突厥汗国的硬币不仅仅是复制了拜占庭钱币，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突厥元素。
四、无法辨识的钱币型金片
除上述金币及钱币型金片之外，还有约11枚钱币型金片磨损、破损严重，或不知何意，无法辨识。
No.240直径1.7厘米，重0.09克，似有打制痕迹，但图案已无法识别。
No.243直径1.8厘米，重0.24克，似有打制痕迹，但图案已无法识别。
No.246直径1.9厘米，粘连后最长直径2.5厘米，重0.91克，从图像及重量来看，似为3枚粘连在一起的钱币型金片，其中一枚较为完整，下有一小孔，三枚钱币型金片均有打制痕迹，但图案已无法识别。
No.247与No.274均压制出类似布面的效果，No.247长1.6厘米，宽2.0厘米，重0.42克，呈不规则的近似三角形；No.274直径1.7厘米，重0.22克，顶上有一小孔。这类钱币可能有特定意义，但意义不明。笔者根据小孔的大小推断，这三枚钱币型金片可能为缝制在衣服等处的饰片。
图五十二 No.247
图五十三 No.274
No.250直径1.6厘米，重0.12克，上压制一个大的十字，不知何意。上方有一小孔。No.251长1.8厘米，宽1.3厘米，重0.14克，下方有一矩形豁口，币面有一个规则的圆形孔洞和一些残破的小孔。
图五十四 No.250、251
No.254直径1.7厘米，重0.18克，外围有一圈边框，底部似被横向剪掉。No.255直径1.7厘米，重0.21克，外围有一圈边框，底部本对称钻有两孔，但小孔均已被破坏，币面有打制痕迹，但图案已无法识别。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1]陈志强：《蒙古国拜占庭金币考古断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18页。[2][蒙]阿•敖其尔等，萨仁毕力格译：《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的发掘》，《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第14-23页；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3-196.; 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Урлагийн Дурсга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 pp.220-232.蒙文考古报告中附图39张，实际介绍40枚金币。在2017年出版的图录中，亦介绍了40枚金币，没有提到银币。[3]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3-196.[4] 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5-123页。 [5]Sö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6]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5页。[7]Naymark, A. Sogdiana, its Christians and Byzantium: A Study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Connectio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Middle Ages, unpublished Ph. D. Diss.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2001, pp. 91-177.[8]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20页。[9]文中金币编号见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Урлагийн Дурсга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文中钱币编号以2017年图录为主，括号内为2013年考古报告中的编号。由于2013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中错误较多，笔者也很难将2017年图录中所有钱币的编号与2013年考古报告中的钱币编号一一对应，只能尽量准确的将两套编号加以对应。[10]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3-196.[11]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21页。[12]Gandila, A. “Money and Barbarians: Same Coin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Byzantium's Northern Frontier, c. AD 500–700: Coins, Artifacts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62.[13]Philip Grierson, Byzantine coi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100.;汉译本见[英]菲利普•格里尔森等，武宝成译：《拜占庭货币史（上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176页。[14]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20页。[15]Valentina Raspopova. “Gold coins and Bracteates from Pendjikent”,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1999, p.453.[16]Valentina Raspopova. “Gold coins and Bracteates from Pendjikent”,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1999, p.457.[17]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5-120页。[18]罗丰编：《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19]罗丰编：《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20]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9，121页。[21]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5-117页，由于考古报告的错误，导致郭云艳错误地将其中两枚拜占庭金币仿制品认定为萨珊银币仿制品。此外，还有两枚仿制萨珊银币的资料完全一致，可能为重复计数。依据2017年的图录，我们将墓中可识别的萨珊银币仿制品金片数量重新比定为7枚。[22]李锦绣：《从漠北到河东：萨珊银币与草原丝绸之路》，《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8页。[23]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5页。[24]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6页。[25]А.Очир,Л.Эрдэнэболд,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Урлагийн Дурсга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 pp.232.[26]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3-196.[27]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7-118页。[28]Sö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29]邮件询问，2020年3月12日。[30]Sö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31]Vondrovec K. “Coins from Gharwal (Afghani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003, 17: 159-175.[32]https://research.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367474&partId=1[33]Negmatov 1973, p.8; Voronina/Negmatov 1975, p.65; Negmatov/Sokolovsky 1973, p.3.[34]杨巨平:《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世界历史》 2010年第5期，第104页。关于娜娜女神的介绍及流变，见Azarpay G. “Nanâ, the sumero-akkadian goddess of Transoxia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 pp.536-542; Tanabe K. “Nana on Lion.” Orient, 1995, 30, pp.309-334; Potts D T. “Nana in Bactri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001, 7, pp.23-35; Ghose M. “Nana: the ‘original’ goddess on the lion.”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006, 1, pp. 97-112.[35]Azarpay G. “Nanâ, the sumero-akkadian goddess of Transoxia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 p.540.[36]马尔沙克、腊丝波波娃著，毛铭译：《片治肯特古城带谷仓的娜娜女神壁画（700-725年）》，《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桂林：漓江出版社，第21页。[37]Ghose M. “Nana: the ‘original’ goddess on the lion.”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006,Volume 1, p.98.[38]Hoover, O. D. "The Handbook of Greek Coinage Series.” Volume 12 - Handbook of Coins of Baktria and Ancient India, Including Sogdiana, Margiana, Areia, and the Indo-Greek, Indo-Skythian, and Native Indian States South of the Hindu Kush, Fifth Century Centuries BC to First Century AD, 2012, pp.194-195.[39]Wilfried Pieper. “Sogdian gold bracteates-document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2003, p.8.[40]根据考古报告，相同图案的钱币型金片有四枚，其中XXM2012.5.122和XXM2012.5.127保存情况最好，但XXM2012.5.122在考古报告中的配图却与XXM2012.5.124相同，关于金币的描述也与另外三枚有较大出入，根据图录和笔者在博物馆的现场观察，均未发现这枚金币的身影，因此暂定为三枚。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4-186.[41]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4-186.[42]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7-118页。[43]V. I. Raspopova. “Problema kontinuiteta sogdiiskogo goroda.” Kratkie soobshcheniia Instituta Arkheologii 199 (1990) 33–34; 转引自Sö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44]B. I. Marshak, Silberschätze des Orients: 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ontinuität (Leipzig, 1986) 75; Lerner and Sims-Williams.” Seals, Sealings and Tokens”, 40– 41; E. J. Laing, “Recent Finds of Western-Related Glassware, Textiles, and Metalwork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9 (1995) 5, 10. 转引自Sö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45]Sö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46]陈凌：《突厥王冠考——兼论突厥祆教崇拜的有关问题》，《欧亚学刊》新3辑，2006年；影山悦子：《中国新出ソグド人葬具に見られる鳥翼冠と三面三日月冠》，《オリエント》2007年第2期，第120-140页。[47]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52.[48]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49.
——丝绸之路考古 作者:徐弛
中国钱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