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随着《军官服役条例》的通过，军衔制也得以在同年实施。

同年9月，新中国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了第一次大授衔仪式。授衔中共授予了包括十大元帅、十大大将、五十五位上将在内的一千多位开国将帅。

这些人的军衔授予大都是严格按照评选标准确定的，但其中却也难免有着“高授”或者“低授”的情况。一如关于萧克将军的授衔便颇有争议。

而在这些“争议”的将军中（尤其是“高授”将军中），可以说有3位是极为特殊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授衔是其中最特殊的也不为过，他们就是苏鲁将军、萧新槐将军和阎红彦将军。

而他们之所以能享受特别关照被越级高授，还要从他们各自特别的人生经历说起。

首先是苏鲁将军，他在1955年大授衔中被授予了少将军衔。看上去这授衔“也不过”就是少将而已，对吧？但你要是这么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按照规定，彼时也只有师级及以上的干部才能被授予少将军衔，大授衔中最终有798人获得了少将军衔，他们其中大多数是师级干部，甚至还有少数是军级干部。

但苏鲁将军作为一个团级干部却获授少将，这也让他成为少将中唯一的团级干部。

至于原因，当然离不开他的革命战斗经历。

苏鲁将军生于1902年，老家是湖南浏阳。25岁参加革命，从普通的红军战士起步，土地革命时期便当上了红军的营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参加过百团大战，曾经带领战士们在关家垴和日军精锐冈崎大队激战。

解放战争打响后，他升为184师副师长，带领部队在山西作战。在进攻太原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不幸被地雷炸伤，失去了一条右臂。

由于他的伤情比较严重，组织上安排他长期养伤，等到伤好后，国内战场大局已定，再加上考虑到他的残疾情况，因此组织上也没有再安排他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建国后他担任了长治军分区司令员，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了1955年。

但因为常年作战，导致旧伤复发，组织上曾让他提前离职休养，但他却舍不得离开部队，于是上级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安排他去495仓库当库长。不过因为该仓库只是一个团级单位，他自然也就被划为了团级干部。

到了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他的授衔也就成为了难题。最终组织上考虑到他多次在重要战斗中立功和负伤，为他破了规矩，授予他少将军衔。

相较于苏鲁将军的传奇履历，萧新槐中将的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出生于1907年，湖南宜章人。早年便参加了革命，并在湘南起义后加入红军，随即靠着英勇善战，一路成长为红军主力团的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他又陆续担任了八路军辖下的支队司令、冀中纵队第二旅旅长等职务，期间也多次率部与日寇激战，屡立战功。

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出任了66军军长，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太原战役、平津战役等。

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又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不过也正是这一时期，背井离乡、战争惨烈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胆管炎，不得不选择提前回国手术。

因为病情严重，事实上在1955年期间他已经被免去了所有职务，成为了一名“平头百姓”。可是要参与授衔，又需要有军队任职，这可怎么办？当然是破例，最终他得以授予中将军衔。

相较于苏、萧两位将军的破例授衔，阎红彦将军的破例同样不遑多让。

1909年，阎红彦生于陕西安定的一户贫寒之家。生逢乱世，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15岁时他便参加了红军。

红军时期便已经担任了30军军长，政委等职务；抗日战争期间，他留守后方担任了第三团团长、第一旅政委。

解放战争期间，他参与指挥了豫北攻势中的汤阴之战，孙殿英便为其所俘虏，而后的鲁西南战役、进军大别山、郑州战役、渡江战役、大西南战役等他都率部参加。

这一期间，他的职务也不断擢升，担任了二野3兵团副政委等职务。

不过建国之处地方缺少干部，他也将精力更多的转移到地方之中，担任了川东区委副书记、四川政府副主席等一系列地方职务。

按道理大授衔时已经不在军中任职的同志不会参与授衔，一如周保中、程子华等也都是因此失之交臂。

可为何阎红彦不仅参与了授衔，还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呢？当然是中央考虑到了陕北红军的贡献和地位。

而作为陕北红军出身，又军功赫赫的阎红彦也就顺利的成为其中的代表，被授予上将军衔。

即便是几十年后，关于第一次大授衔的“争议”也仍旧是颇为引人。关于“高低”在每个人心中也自有衡量，但毫无争议的一点是这些开国将军们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赫赫功勋，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