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一早就流传这样一个段子：一对新婚夫妇去欧洲度蜜月，妻子开心地走进试衣间里试衣服，却再也没有出来过。丈夫尽了各种努力，妻子却好似从人间蒸发了一般。几年后，丈夫去东南亚某国旅游，意外撞见了一个“人体怪物”展览。好奇之下交钱走了进去，看到一个手脚不全不成人形的女人被关在笼子里。他觉得女人有点眼熟，仔细一看，那竟是失踪多年的妻子。

这个故事非常绝望，令人毛骨悚然，虽然无凭无据，很可能只是个博人眼球的段子，但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醒着人们出门在意外一定要加倍小心，毕竟坏人的底线是无法用良知来试探的。相对比较现实的是，我们有时可能会在街边看到乞丐带着残疾的孩子乞讨。有说法称，这些小孩的残疾大多是“人为”的，他们是职业乞丐用来博取路人同情的工具。事实上，这个残酷的猜测不但有可能是真的，我们甚至还能追根溯源，从历史上找到其由来。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曾经历了一段比封建社会还要压抑的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社会层级无比分明，而最底层的奴隶处境恐怕跟牛羊都没少区别，每当有王公贵族离世，奴隶就会被活祭。在那个年代，这几乎就跟结婚要买房一样稀松平常，反而抵触者会被视为异端。有观点称，历史上争议极大的商纣王帝辛之所以被黑得那么惨，以至于学者研究中的真实的他呈现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便是纣王不信鬼神，反对活祭——毫无疑问，这在他的年代里根本就是无法被理解的。

虽然从秦汉以后，帝王贵族们不再热衷于用奴隶充当殉葬品，活祭现象大大减少，但这份“传统”却被延续了下来。尤其是在民间，它得到了“进化”，发展成为一种听起来更讲究、目的性更强却也更残酷的仪式，被称为“采生折割”。

顾名思义，所谓“采生折割”，“采”即采集，指挑选、搜取；“生”是指“生胚”，特指将被用来充当祭品的受害者。“折割”可通俗理解为对受害者的处理，不仅仅是简单地杀死，这我们过会儿详细讲。总的来说，古时恶人怀着各种目的，将无辜的受害者绑架、拐卖并折磨甚至杀害，最终围绕这道程序形成了一条罪恶的“产业链”。不少典籍里都有相关记录，《南村辍耕录》里就讲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故事。

元惠宗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有个叫王万里的算卦先生懂得一些歪门邪道，受雇采生为人谋财。一日，他在丰州城为一户周姓人家看风水，意外发现周家小女儿月惜聪明伶俐，非常符合采生魂的条件，于是便趁夜作法将其诱拐并控制，脱掉其上衣，用一把尖刀从额头开始剖开，扯掉头盖骨取下双眼；又用刀割下手指脚趾，直到在胸口下刀时，可怜的月惜这才咽气。接着，王万里又把五脏六腑各取下一小块，晒干磨成粉后掺在一起装进小葫芦里。书中讲到，采生者有办法驾驭受害者的鬼魂，令其跑到别人家中生事，因此广得财物。当然了，这一部分就带着一些迷信色彩了。事发后，算卦先生王万里因手段残忍，被官府判凌迟处死；其妻因知而不告，被判包庇罪流放至海南，恶人终得恶报。

从各类文献的记载来看，这类事情的受害者大多为妇女幼儿，他们是社会弱势群体，一来比较单纯容易受蛊惑，二来也比较好控制。至于采生折割这一陋习从何而来，史家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这种残忍的做法由北方或西方外族带入中原；然而从相关记录较多的宋元两朝来看，这类事情多发于江淮两湖地区，因此也有观点认为，采生折割很可能是由东南沿海地区某种封建习俗演化而来，后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到了元朝，《元典章》明文规定禁止采生“祭鬼”；而明法又严厉查处活祭行为，一旦发现便凌迟处死，即便家人毫不知情，也要流放两千里。至此，怀着各种目的、以残忍手段杀人的做法才渐渐从文字记载中消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真正地被消灭，而是掩藏得更好了。

清道光年间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王氏带孩子给娘家人送食物，两家人并不远，本与丈夫说好傍晚便返回，不料王氏却彻夜未回。次日，丈夫心急火燎地跑向娘家，这才发现妻儿原来是失踪了。一家人苦苦找了一天都没有结果，丈夫正在为如何寻妻感到发愁时，恰好看到两个小乞丐正在乞讨，而他们手中的篮子正是妻子的。追问之下，小乞丐将他们师父昨日骗来一名带着小孩的妇女的事情告诉了丈夫，后者听罢立马回去搬救兵。他们按照小乞丐所说，在一间废弃的破屋中找到了两名老乞丐，逼问之下，两人只好乖乖坦白。

原来，这伙乞丐有着十分严密的组织，共有数十人。他们分工明确，孩童负责上街乞讨，而成年乞丐则在街上观察路人，寻找合适的“猎物”。他们会卖可怜骗取对方的同情心，将其骗到僻静处然后强行控制；甚至他们还曾深夜里潜入人家屋内绑架闺女，将受害者运到乞丐的大本营，也就是这间破屋中来。首先，乞丐们会玷污妇女，令对方彻底崩溃并放弃抵抗；其次，乞丐们会选取面容姣好者卖个好价钱，那些没人买的，要么被折磨致残“改造”成乞讨工具，要么干脆杀人灭口以防节外生枝；他们对拐来孩童的做法也差不多。按照老乞丐所说，丈夫等人在破屋附近找到几个隐蔽的大水缸，里面堆放着受害者遗体，有些已腐败不堪，其中自然包括他的妻儿。

由此可见，到了明清年间，采生折割已从某种迷信仪式渐渐转型为一种罪恶而功利的“商业行为”，《聊斋志异》中讲过类似的故事，而同治年间令人心惶惶的“人面蛇”（即将拐来孩童除掉四肢弄哑，周身粘上蛇皮取悦观众）更是这类悲剧的典型代表。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种人性扭曲的牟利做法，甚至延续到了当下。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良知，而采生折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明明歹徒知道人生的美好，知道人会感到痛楚，却仍将受害者活生生地做成奇形怪状的“怪物”。而这样做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谋财，甚至他们靠糟蹋别人一生挣来的钱，通过正常工作也完全能挣到——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踏踏实实依靠工作养家糊口、为国家与社会做着贡献的劳动者，虽平凡却也无比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