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特别重视史书的编撰，尤其是对于官方史书的修订，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一般都是由宰相或副宰相级别的官员作为总裁官。尽管如此，不少史书依然存在争议，被后世学者所诟病。明朝中期的《明孝宗实录》就是其中的一部典型，被后世的明清学者称之为“秽史”，给予了极低的评价。而负责编撰这部史书的大学士焦芳也因此背上骂名，甚至很多学者要求否定《明孝宗实录》的史学价值。让人疑惑的是，与焦芳同为总裁官的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等人却是听之任之，甚至后来还反对重新修订这部史书。

从历史上的舆论来看，焦芳所编撰的《明孝宗实录》评价是非常低的，数百年来遭到明清两朝学者的反对和抵制，甚至要求重修这部史书。他们认为焦芳在这部史书中，没有完整正确的记录明孝宗朱祐樘时期的明朝历史，而是采取了“曲笔”的方式篡改历史，是对那个时代的亵渎和抹黑。有的人认为，焦芳在编撰这部史书时，正好是明朝四大权宦之一的刘瑾掌权之时。焦芳成为内阁大学士是刘瑾所推荐的，所以两人在朝廷中狼狈为奸。焦芳在史书上的操作，都是得到刘瑾授意，这并不能反映明朝弘治年间的真实历史。

也有人认为，焦芳不学无术，性格乖张孤僻，和刘瑾狼狈为奸。他们篡改历史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焦芳在编撰这部史书中采用“曲笔”的手段，是报复和抹黑他在弘治年间的政敌，他在史书中对当时官员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甚至是颠倒黑白。所以焦芳编撰的《明孝宗实录》遭到明清学者的广泛抨击，成为明朝史书的污点。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孝宗实录》评价如此之低，遭到了明清学者的抵制，为何能够顺利的编撰发行？而与焦芳同列的李东阳、杨廷和等人明知焦芳在写史书时有“曲笔”的现象，为什么不加以阻止，事后又反对重修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从明武宗朱厚照初年的明朝政治格局中说起。明孝宗朱祐樘时代是明朝士大夫最为骄傲的时代，被誉为弘治中兴。在这个时代，朱祐樘大肆启用东宫、翰林院、国子监出身的清流官执掌内阁，士大夫对国家的话语权大增，让明朝国力有了明显的复苏，也出现了社会繁荣。士大夫官僚集团认为这是他们的功劳，所以对于这段历史非常看重。而编撰史书《明孝宗实录》，正是弘扬这段政绩，给士大夫官僚们记功的最好的证明。按照封建王朝的惯例，前一位皇帝驾崩后，他的继任者就会安排人记录这段历史。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儿子，他继承皇位后，便安排了内阁大臣李东阳、焦芳和杨廷和作为总裁官，负责编撰《明孝宗实录》。这三位大臣其实代表了三方势力，也代表了不同政治派系对明孝宗弘治年间政治变革的态度。李东阳是贯穿了整个弘治年间的内阁大臣，在徐溥、刘健出任内阁首辅时已经入阁，而且还是当朝的内阁首辅，是三人之中资历最老的。从这个资历看，李东阳理应是编撰史书的总负责人。但事实上李东阳不太管事，对内阁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事情就丢到了焦芳和杨廷和的头上。

如果说李东阳是旧内阁的代表，那么杨廷和就是新内阁的代表。杨廷和是明武宗朱厚照的老师，东宫出身的官员。按照朱祐樘定下的规矩，内阁大臣从东宫选拔，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新皇帝的执政方略。对于新入阁的杨廷和来说，编撰老皇帝时期的史书，既是荣耀，也是的罪人的事。编撰史书难免就要对当时的史实进行评价，说轻了说重了都容易的罪人。而且他不是旧内阁的人，对弘治年间的很多事情不是了解得那么细，所以在编撰史书的事情上也不太发言，于是这个大事就被身为内阁次辅的焦芳一手包办了。

焦芳的来历很有意思，他既不是就旧内阁成员，也不是东宫出身，而是翰林院出身。早期的时候他和李东阳一起在翰林院坐冷板凳，算是关系不错。后来因为在东宫客串讲课，被皇太子时期的明孝宗朱祐樘看中，所以在弘治初年被调回北京任六部官。他先后在礼部、吏部等部门任职，是六部中说得上话的重臣之一。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因为财政亏空问题，与户部尚书韩文发生了冲突。焦芳站在朱厚照一边，揭了韩文的短，让对方的阴谋破产，所以被提拔为吏部尚书，成为朱厚照最倚重的六部大臣之一。

不久之后明武宗朱厚照与内阁首辅刘健发生冲突，刘健坚持要拿下朱厚照宠信的太监刘瑾，而刘瑾则在朱厚照面前哭诉。双方角力的之时，又是焦芳站在朱厚照和刘瑾一方，帮助他们推翻了刘健内阁，逆转了朝廷的大局。于是刘健内阁集体请辞罢官，朱厚照顺势重组了新的朝廷内阁。在新的内阁中，只有李东阳是旧内阁留用的，其他都是重新调入内阁的大臣。焦芳因为在掀翻刘健内阁的事情上有功，再加上和刘瑾的政治联合，所以被任命为内阁次辅，地位仅在李东阳之下。但因李东阳来自旧内阁，为避免与刘瑾冲突，所以很多事都交给焦芳。

因此在编撰《明孝宗实录》的事情上，朱厚照虽然任命了三个内阁大臣为总裁官，但实际上只有焦芳一个负责，其他两个都是混日子的。焦芳在朝廷的名声很不好，尤其是和南方大臣不和，双方政治斗争很多。早在明宪宗朱见深末年，焦芳就和来自江西的内阁大臣彭华明争暗斗，也间接逼迫彭华辞职。焦芳在明朝官场是毁誉参半的，士大夫官僚们看不起他，认为他不学无术。但是明孝宗朱祐樘很看重他，认为他讲课很到位，说的都是真正的道理，比起东宫其他老师都好。因为这种矛盾存在，所以在编撰史书问题上，焦芳难免带上个人情绪。

焦芳与南方大臣的矛盾，其实是明朝官场风气使然。从明初年开始，南北士大夫官僚就是水火不容的。在元朝末年，科举场上南重于北，所以南方大臣数量远远超过北方大臣，这是因为元朝南方教育远比北方发达的缘故。江苏、浙江、江西为首的科举大省出身的官员在朝廷占据半壁江山，所以他们结党形成了士大夫官僚集团，经常霸占朝廷的话语权，这让北方官员很不服气。朱元璋时代还分开搞科举南北榜，就是为了避免南北不平衡的情况。但实际上这种情况难以改变，北方官员的在朝廷中一直不占优势。

作为来自北方的官员，焦芳最招人恨的地方不是在《明孝宗实录》中贬低南方官员，而是在科举上动手脚。他和刘瑾搞了个科举改革，增加北方科举名额，削减南方科举名额，这让南方的士大夫官僚极其痛恨。而他在《明孝宗实录》中贬低南方官员，只是在评价的部分，对于史实其实没有什么歪曲。而《明孝宗实录》本身反应的既是明孝宗弘治年间的历史，也反应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政治态度，所以这不是焦芳一个人能决定的。南方士大夫官员对这部史书不满的地方，除了焦芳打压南方官员的成分，也有朱厚照刻意打压文官集团的味道。

总的来说，《明孝宗实录》不能说是“秽史”，但里面的确有不少夹带私货的地方。不论是与南方官员不和的焦芳，还是一向主张打压文官集团的朱厚照，都将自己的意志放在了里面。尤其是朱厚照的意志，焦芳肯定是不敢违背，所以在部分评价内容上打压文官集团，也就是情理之中了。焦芳作为总裁官，又是审核执笔的主要人选，在这部史书的评价上承担责任，是无可厚非的。但士大夫文官集团要的不只是评价这部史书，而是污蔑和推翻这部史书。因为这部史书中有不少内容，对文官士大夫集团的人来说是活生生的打脸。

因为这部史书不但记载了明孝宗弘治年间好的一面，也记载了文官士大夫集团利用权势为自己捞好处的一面。尤其是负面影响力的一面，焦芳将其毫无保留的呈现出来，是对士大夫们引以为傲的“弘治中兴”的活脱脱的揭露。平心而论，弘治中兴的确是明朝中期比较好的时期，但也存在着大量的虚假繁荣。当时的几任内阁为了让士大夫官僚们得利，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加剧了士大夫阶层对老百姓的盘剥，为明武宗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战争埋下了大患。对于这段历史的揭露，是明朝士大夫们最不愿意面对的。

但他们不接受也没办法，因为这部史书是明武宗朱厚照批准刊印下发的，不是一点点污蔑之词就能推翻的。别说区区一个焦芳，就是李东阳和杨廷和也阻止不了这部史书的刊印。而且李东阳和杨廷和也无法否定朱厚照的意志，他们只能选择明哲保身。对他们而言，这部史书其实是关系不大的。李东阳虽然是旧内阁成员，但不是首辅，而且经常坐冷板凳，所以该背锅的是刘健等人，他对此无所谓。杨廷和就更不会背锅了，因为他在弘治年间只是东宫的教书先生，那时的弊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何必蹚这趟浑水？

可以说士大夫官僚们表面上抨击焦芳，实际上矛头是指向明武宗朱厚照的。如果谁跳出来说重修《明孝宗实录》，这就是打了朱厚照的脸。以朱厚照在历史上的名声，谁敢干这个是事？所以他们把矛头指向焦芳，也不过是指桑骂槐而已。李东阳和杨廷和都是多年的老官油子，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所以一方面装糊涂，一方面不吱声，反正不会提重修史书的事。焦芳和刘瑾本身就是朱厚照打压文官集团的工具，背这种锅也不冤，反而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保证自己的官位。因此这部史书的争议越大，对焦芳就越有利。

正是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考虑，李东阳、杨廷和和焦芳在《明孝宗实录》的态度上出现了极大的差别。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理由就是，这是明武宗朱厚照定下的，所以谁也无权更改。尽管这个争议扯了上百年，但定论的史书被后世重修基本上没有成例的。即便是有部分删减或者修订，修订者都是要背上骂名的。所以在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后，大家为了自己的个人名声，也不会主动修订，最多就是骂两句出出气而已。清朝的文人不过是拾人牙慧，走明朝文人的路子，实际上是延续了南北方文人在科举矛盾上面的一些旧有恩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