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生育了六个孩子，只有李敏长大，失去的五个孩子都是谁？
世人皆知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却不知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贺子珍曾为毛主席生育过六个孩子。1947年，当贺子珍与李敏从苏联返回祖国时，记者拍下了她们相依为命的照片。照片中，贺子珍眼神中透着欣慰，却又带着说不尽的哀伤。
这位伟人的妻子，曾在长征路上的担架上生产，曾在异国他乡独自埋葬襁褓中的婴儿。她的第一个女儿被迫寄养他乡，从此失散；她的两个男孩夭折在战乱中；还有一个孩子，甚至连姓名都未能留下...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位母亲经历了怎样的痛苦？那些失散的孩子们，最终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金花之谜：寻女三十载
1929年深秋，江西瑞金的一个小山村里，贺子珍生下了她和毛主席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女婴生得粉雕玉琢，毛主席欣喜地给她取名＂金花＂，寓意着她如金子般珍贵。
然而，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不得不随时准备转移。一天深夜，敌军的炮火突然打到了驻地附近。为了保护婴儿，贺子珍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年仅三个月的金花托付给当地一位姓黄的老农妇。
临别时，贺子珍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方手帕和一枚银戒指留给了金花，这是她唯一能留给女儿的信物。红军转移时，贺子珍曾反复叮嘱老农妇：＂等形势稳定了，我一定会回来接孩子。＂
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此时的金花已经五岁，但因为战事紧急，贺子珍始终未能重返瑞金寻找女儿。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派人多次前往瑞金寻找金花的下落。调查人员终于在1952年发现，当年那位黄姓老农妇因为害怕连累金花，将她转托给了邻村一位姓杨的妇女。这位杨姓妇女给金花取名＂杨月花＂，将她视如己出地抚养成人。
1956年，当调查人员找到已经长大成人的杨月花时，她已在当地成家。面对自己的真实身世，杨月花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她手中还保存着那方手帕和银戒指，这是与生母唯一的联系。
然而，此时的贺子珍因长期的战争生活，身体状况已经很差，无法亲自前往认亲。而杨月花也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对二十多年来抚养自己的养母充满感激。最终，在征得各方同意后，杨月花继续保持原有的身份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杨月花在龙岩市安家，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她低调地生活着，从未对外透露过自己的身世。即便是在退休后，她仍然热心参与社区工作，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
这段寻女三十载的故事，见证了一个特殊年代的离别与遗憾。而这，仅仅是贺子珍失去的六个孩子中的第一个故事...
二、战火中消逝的生命
失去金花后不久，1930年春天，贺子珍在江西于都又诞下了她和毛主席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婴。这个男婴出生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红军刚刚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当时的于都县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只有一名乡村医生照料产妇。这名男婴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经常发高烧。红军卫生队的同志们轮流照看，用尽了当时能用的一切药物，却始终无法降低婴儿的体温。
在出生后的第三天，这个男婴因为持续高烧和并发症，离开了人世。当时的战事紧张，甚至连一个简单的坟墓都无法为他修建。红军战士们在一棵古樟树下为这个未曾有机会长大的男婴立了一个简单的标记。
1934年，贺子珍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这一年，她和毛主席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毛岸红。这个男孩的出生给了贺子珍极大的安慰，然而好景不长，长征在即，形势危急。
为了孩子的安全，贺子珍将年幼的毛岸红托付给了毛主席的三弟毛泽覃照看。毛泽覃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他答应将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然而，战争的无情打破了这个计划。
1935年，在江西修水的一场战斗中，毛泽覃不幸牺牲。当时的混乱局势中，年仅一岁的毛岸红下落不明。有传言说他被当地农民收养，也有人说看到他被转移到了其他根据地，但最终都未能找到确切的线索。
1935年秋，贺子珍曾派人回到修水寻找毛岸红的踪迹。寻访人员找到了当年照顾毛泽覃的农户，那位老农妇回忆说，在那次战斗前，毛泽覃将孩子托付给了一位姓刘的同志。但在之后的战斗中，那位姓刘的同志也牺牲了。
战后，当地群众曾多次协助寻找毛岸红的下落。有位老红军回忆说，在撤退时，确实看到有一个与毛岸红年龄相仿的小孩被转移，但在当时的混乱中，已经无法确认那个孩子是否就是毛岸红。
这段历史，见证了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家庭所遭受的苦难。在枪林弹雨中，许多革命者不得不作出割舍亲情的选择。而这些消逝在战火中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转眼间到了1934年底，贺子珍即将迎来她的第四个孩子，而这时的红军，也即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三、红军长征中的生死离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在这段艰难的征程中，贺子珍迎来了她的第四个孩子的诞生。这个不期而至的生命，见证了长征路上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那是1935年初的一个寒冷的黎明，红军正在贵州某地艰难跋涉。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后方穷追不舍，枪炮声时远时近。贺子珍已经临近产期，但红军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
红军卫生队的同志们用担架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产房。在担架上，贺子珍生下了这个孩子。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分娩，产妇身下是摇晃的担架，头顶是呼啸的寒风，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枪炮声。
当时负责接生的是一位姓王的女卫生员，她后来回忆说：＂那天的情况太危急了，敌人的炮火随时可能追上来。我们甚至来不及给孩子洗澡，只能用干净的布简单包裹。＂
贺子珍产后虚弱，但形势不允许她有任何休息的时间。就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二天，敌军的炮火已经打到了不到十里的地方。红军必须立即转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贺子珍从怀中掏出四块银元，这是她仅有的一点积蓄。她将银元交给一位年轻的战士，请他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农家。那位战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志们都劝贺子珍带上孩子一起走，但她说：＇带着孩子，部队行军会更加困难。＇＂
这位年轻战士找到了一户农家，是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夫妻。当时只来得及将四块银元和襁褓中的婴儿交给他们，甚至连一个信物都没能留下。老夫妻答应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但因为事发突然，连孩子的名字都未能告知。
这一别，就是永远。后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贺子珍曾派人回到贵州寻找这个孩子的下落。然而，当地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找遍了方圆百里的村庄，都未能寻到当年那对收养孩子的老夫妻。
1955年，已经定居上海的贺子珍又一次组织人手前往贵州寻找。调查人员找到了几位当年的红军老战士，他们指认出了大致的地点，但二十年的沧海桑田，一切都已面目全非。这个在长征路上出生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永远的谜。
就在贺子珍失去第四个孩子后不久，她在陕北又迎来了新的转机。在志丹县，第五个孩子即将降生...
四、母女相依：李敏与贺子珍
1936年的陕北，对贺子珍来说是个转折点。在失去了四个孩子后，她在志丹县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五个孩子——李敏。这一次，命运似乎终于对这位饱经磨难的母亲露出了笑脸。
李敏的出生与之前几个孩子不同。这时的红军已经胜利完成长征，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当地一位姓张的老大夫全程照料了贺子珍的产期。据这位老大夫后来回忆，李敏出生时身体十分健康，啼哭声响亮。
在志丹县的窑洞里，贺子珍第一次有机会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当地群众得知这个喜讯后，纷纷送来了自家种的小米和土豆。一位老乡还特意织了一件小棉袄送给李敏。
1937年初，母女俩迁居延安。在延安的几个月里，李敏度过了短暂但温馨的童年时光。每天清晨，贺子珍都会带着李敏在延河边散步。当地群众经常能看到这对母女的身影：母亲教女儿认识延河边的野花，给她讲延安的故事。
然而，长期的战争生活让贺子珍的身体每况愈下。1937年秋，组织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疗。为了不让年幼的李敏受苦，贺子珍原本打算将女儿留在延安。但毛主席考虑到贺子珍已经失去了太多孩子，特意安排李敏随母亲同行。
在莫斯科，母女俩住进了一所疗养院。这里的医生们为贺子珍制定了详细的治疗计划。李敏则被安排在疗养院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学习。每到周末，贺子珍都会去幼儿园接李敏，带她在莫斯科的街头散步。
1940年，李敏开始在莫斯科上小学。一位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回忆说：＂李敏很懂事，每天放学后都会先去疗养院看望母亲，然后才回宿舍做作业。她说俄语说得很好，经常给母亲翻译医生的嘱咐。＂
就这样，母女俩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1947年，她们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回国后，她们先是在哈尔滨暂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敏回到了父亲身边，而贺子珍则因健康原因定居上海。
尽管从此分居两地，但这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母女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每逢节假日，李敏都会从北京赶到上海，陪伴母亲。而此时的贺子珍，还要经历人生中最后一个孩子的离别...
五、异国他乡的最后别离
1937年秋天，贺子珍在莫斯科再次迎来了新生命的到来。这是她的第六个孩子，一个男婴，取名廖瓦。这个名字带有浓厚的俄罗斯色彩，是为了感谢在苏联期间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照顾的医护人员。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有一位名叫娜塔莎的护士长特别照顾贺子珍母子。据娜塔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的贺子珍身体很虚弱，但她坚持每天亲自照顾婴儿。我经常看到她一边打针输液，一边给孩子唱中国的童谣。＂
廖瓦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一切正常，是个健康活泼的男孩。然而好景不长，入冬后莫斯科的气温骤降，廖瓦开始频繁发烧。起初医生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但病情却日益加重。
当时的莫斯科儿童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儿科专家会诊。这些专家发现，廖瓦的肺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在那个抗生素还不普及的年代，医生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依然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
1938年春天，只有十个月大的廖瓦因肺炎并发症永远离开了人世。按照当地的规定，因为是传染病，孩子的遗体必须火化。贺子珍坚持要亲自处理后事，她独自一人去办理了火化手续。
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有一块不起眼的墓碑，上面用俄文和中文刻着廖瓦的名字。这是贺子珍唯一能够确切知道安息地的孩子。每年清明节，都会有人在这块墓碑前摆上一束白色的雏菊，那是廖瓦最后时光里经常看到的花朵。
失去廖瓦后，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更加糟糕。幸运的是，她还有李敏陪伴在身边。1947年，当母女俩踏上归国的轮船时，贺子珍特意绕道莫斯科，在廖瓦的墓前驻足良久。
回国后，贺子珍长期居住在上海。每到深夜，她常常独自一人坐在窗前，翻看一个旧皮箱。箱子里装着她六个孩子仅存的一些物件：金花留下的手帕和银戒指，毛岸红的一张襁褓照，长征时那四块银元的收据，李敏小时候的画作，还有廖瓦的一缕胎发。
1984年，年迈的贺子珍在上海逝世。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深沉的爱与痛。在她身后，只有李敏一人平安长大，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