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

--《明实录》

在通常印象中，一个王朝往往只会在后期遭遇严重农民起义。此前的小打小闹往往可控，不会有横跨数省的窘状浮现。

然而，上述规律并不适用于明朝。毕竟，其在立国后的首个百年就内外交困，被数次起义搅的千疮百孔。当时间的指针转向中期，又发生过震慑两京的刘六、刘七起义。

明朝京师的巨大消耗 让直隶省不堪重负

公元15-16世纪之交，明朝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哪怕挨着京畿的直隶地区，也要在遭受残酷剥削之外，遭遇皇庄和马政的叠加之苦。武宗朱厚照从即位起就修建7座皇庄，将本地农民都成直属佃户，委任无赖之徒进行高压管理。所以民怨颇深，宛如高压锅般一触即炸。

此外，明朝还要求直隶农民养马，或是索性将官府马匹寄养到民户家中。等到有需要就直接征用，丝毫不给对方任何盈利空间。随着皇亲国戚的田庄日益扩大，可供牧马的草场大幅减少，民众负担也跟着水涨船高。倘若马匹受伤、病死，负责给养的人家还要赔偿，只能倾家荡产来补窟窿。如若胆大者有所反抗，就会遭官府无情屠杀。因此，不仅普通人生无可恋，负责监视、弹压的基层吏员亦压力山大。

许多冀州百姓被要求寄养官府马匹

公元1511年初，以刘六、刘七兄弟为代表的义军悄然兴起。两人曾是弓马娴熟的村级土豪，还为官府充当过义务捕快。因利益问题遭污蔑，只能抛弃家产流亡在外。后来聚集一群有类似遭遇的同乡起事，立刻获得附近州县民众相应。不仅瞬间坐拥数千部众，还把大量马匹据为己有，成为一支活跃在皇帝眼皮子低下的反抗力量。因为活动范围极广，只用3-5个月就横扫直隶、山东两省，攻破过20多座州县。甚至进一步延伸至河南、山西，达成“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的惊世壮举。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窘状，主要得益于明朝当局的低效治理水准。一方面是民众生活困苦，完全看不到未来有任何希望可言。故而对义军抱有同情，或是干脆举家投身其中。每逢骑马主力呼啸而过，便蜂拥打劫府衙、皇庄等特定目标，彻底破坏朝廷的基层财政。另一方面，明朝的内地防务向来空虚，有限主力皆驻扎于边境或大型城市。所以在任何局部都没多少兵力可用，经常阵亡百来人就彻底崩盘。而且凑不出足够资金招募团练，只能眼睁睁看着农民倒向捏贼那边。

许多参加起义的骨干 原本就熟悉骑马射箭

依靠马匹机动优势 义军经常对官军实施游击战

公元1511年夏季，本已分散劫掠的义军重新聚首，到靠近白洋淀的文安召开大会。鉴于部队规模扩张至数万，而眼前的京师全面戒严，便将所有人分成两路。其中，扬虎为首的部队南下，准备沿大运河攻打南京。另一支继续以刘六、刘七兄弟为统帅，继续在山西到河南之间活动，伺机牵制北京的武宗主力。

与此同时，屡屡吃亏的明朝官府也在总结经验教训，认为镇压不利的根本原因是赏罚太轻。为使官吏和士兵愿意卖命，寄出十分严格赏罚制度:

1 凡府、州、县、卫所被义军所破，杀掠焚毁数多者，掌印及职专守备捕盗者皆斩。

2 地方发生农民起义，则不及时报告的要罢官，情节严重的直接处斩。

3 各级官吏不能镇压已经的罢官，士兵不听命令的斩首。

4 战场上有能擒斩1名起义领袖或3名义军士兵的升1级、世袭，不愿升级的赏银30两

5 擒斩刘六、刘七、杨虎等领袖，百姓和士兵授以世袭正千户+赏银1000两、文武官员升3级+赏银1000两、有武职的世袭，文职的免官后子孙世袭百户。

明朝官方为弹压起义 推出过不少赏罚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明廷决定给起义军到过的地区免征税粮。针对那些参加义军的个人，若选择脱离就既往不咎，并量加抚恤。如果参加起义的人能擒斩其他义军，不仅免除本人的罪过，还要给予升赏。如能擒斩刘六等匪首，不仅免罪，还照例要授予正千户+赏银千两。义军领袖能自相擒斩，也可免罪”并奏请给予升赏。

显然，这些政策意在分化人心，要从内部瓦解义军的凝聚力。但要政策发挥作用，还必须给予适当压力。于是从北部的九边前沿抽调精锐，将数千人的机动部队由宣府、延绥二镇派遣到京师周围。即便如此，南面的霸州还是遭义军围攻。幸亏有边军救场，逼迫对方暂时退往山东休整，才使北京能短暂解除戒严。

为镇压义军 明朝只能不断调边军南下

明朝时期的漕运场景

公元1511年8月，义军方面看清形势，不再对达成妥协抱任何期望。随即按先前拟定计划，尝试向两京发起强攻。首先是北路军领袖杨虎就率2000多人围攻沧州。他们从运河沿线夺取船只，搭成浮桥将城池彻底困死，却被守军纵火焚烧。三天后，刘六、刘七兄弟的南路军抵达支援，建造攻城塔对沧州发起第二轮强袭。奈何守军储备的弓弩、药矢甚多，将义军的器械大量摧毁，迫使后者撤退南下。

然而，官军在沧州的胜利成果相当有限，真正的危机又紧随其后。刘氏兄弟率部重回山东，开始对漕运重镇济宁下手。先后焚烧1200艘运粮船，活捉工部主事王宠，让远在紫禁城的皇室面临断粮危险。杨虎则索性挺进胶莱半岛，在广袤乡间为所欲为。眼看维系百官的财政系统即将崩溃，大明朝廷只能将协防都城的边军派遣南下，另从河南、山西、辽东等地加派精锐驰援，并辅以太监节制的5000京营压阵。加之义军在围攻曹州时折损2000多人，才心有不甘的向南直隶转移。

联通南北两京的大运河

当年11月，南路义军由苏北转进淮西，准备渡涡河继续南下。岂料船只在渡河时被击覆，首领杨虎溺水而死。但部众们仍未放弃，推举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转向河南攻陷了沈丘。由于对普通人秋毫不犯，获得民众们热情相应，整个队伍发展至异常惊人的130000、分为5军28营。甚至竖起两面金旗，上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溷沌之天”！

另一方面，刘氏兄弟和老部下们仍在山东境内活跃。虽然没有扩大队伍，更没有打出响亮口号，但起到的作用相关关键。明朝官军不得不分成两股，而且为层层堵截势必持续增兵。除先前内调的勤王部队，还有边地蒙古骑兵和湖广土司武装，以及更多不得不离开都城的京营。总计200000多人、200000匹马，以及骇人听闻的900000饷银。

随着起义持续 明朝不得不加派精锐平叛

由于明朝开启近乎全国范围动员，分散行动的义军愈发艰难。尤其是以山东为基地，屡次北上直隶的刘氏兄弟，先后三次在白洋淀附近遭官军拦截。纵使能大败对手，转头又要面临新一批援军的车轮战。由于义军成员往往拖家带口，真正能参与行动的男丁占比不多，很快就架不住如此残酷的消耗作战。他们渐渐被压回齐鲁山区，继而又退往登州、莱州，近乎全军覆没。只剩下最后300骑手，冒死突围回北方游击。

同时，在中原活动的南路军也日子很不好过。由于打出直抵幽燕的口号，他们一直希望能北上与同僚会师。明朝官军抓住这个心理，不断在两路人马之间设防拦堵，还利用黄河水道充当天然防线。等到义军单次折损2000多主力，便头也不回的重新南下机动。此后犯下大错，盲目分兵往荆襄、湖广、淮西三个方向转移。此举正中朝廷下怀，就地动员兵马实施夹击，沿途削弱反贼的数量与锐气。直至逐个击破，保住整个长江中上游安全。

精锐的明朝边军 始终对内地义军有较大优势

最后的700义军 一路从直隶杀到汉口

公元1512年春季，本应消失的北路义军竟死灰复燃。他们利用马匹的机动优势，潜回直隶招募新手，让队伍规模恢复至700人。虽然获悉杨虎、刘惠的南路军团灭，仍旧冒险穿越破败的中原腹地，纵火焚烧汉口的水师舰船。期间，刘六中箭阵亡，指挥权被自动继承给弟弟刘七。

鉴于各路明军重新折返而来，这支最后的义军残部只能放弃陆上走马，用缴获来的13艘大船顺流而下。他们沿途经九江、安庆、太平和镇江，直至下游的南通狼山，还分兵占据对岸的常熟。虽然这些人多是北方出生，习惯骑马而没有驾船经验，依然在绝境中屡破官家水师。否则也不可能穿过留都南京，部分实现当初的威震南直隶梦想。稍后更是在长江口与芜湖之间进进出出，丝毫不害怕明军前来挑战。

南通狼山是义军的最后落脚点

直到7月，明朝官府调集苏州、常州等地的水军协助，才迫使刘七所部重新龟缩回狼山。他们在18日的飓风中损失掉大部分船只，全体上山做最后一搏。最后在21日饱受水陆夹攻，还有数十人冲下山欲夺船逃走。可惜双方数量过于悬殊，全都死于官军的乱箭射击。至此，这场历时一年半的农民大起义被彻底镇压下去。

相比于明朝的其他事变，刘六、刘七的起义实在是不太知名。究其原因，主要是类似的事件数量太多，很难引起记录者和读者的额外关注。需知，在他们聚众生变之时，四川、江西境内也有规模不小的义军活动，更不必提年代稍晚的倭寇风暴、庚戍之变等内外危机。

一个靠农民军建立的王朝，居然在自己立国的首个百年内就爆发多次起义，继而在第二个百年起始极端又轮番上演类似好戏。只能说是本身就存在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幸而那几个世纪的外部威胁相对较低，才咬牙坚持到自己的第三个百年周期。

最后还是逃不过历史规律，被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给彻底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