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的搜捕行动愈加猖狂。

陈康容在闽粤赣边区，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着抗日救亡的地下工作。她是岐岭人民的希望，是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8月，陈康容被特务包围并抓捕。

从岐岭到永定县抚市镇，她一路忍受着酷刑折磨，始终没有透露半点组织的秘密。特务用刺刀剥下她的皮，用火灼烧她的身体，甚至走“怀旧路线”劝降。

她却怒斥对方无耻，以凛然之姿回应敌人的每一次威逼利诱。国民党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选择将陈康容的皮剥了，然后将其活埋，年仅25岁。

抗战活动

1937年初，陈康容抵达厦门，与中共厦门工委成功接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厦门成为了她抗日活动的主战场。

她在街头教唱的歌曲多是抗日内容，如《东方红》和《保卫黄河。这些歌曲激昂、朴实，易于传唱，很快就在市民中传开。

她也撰写了不少文章，呼吁妇女解放，鼓励女性勇敢站出来，为国家的存亡尽一份力。

她的文章在《星光日报》的副刊上定期发表，内容涉及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和权益，呼吁社会重新评价女性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激发女青年的参与意识，陈康容还组织了一个诗歌读书会。在这个小组中，她带领女青年们研读现代诗歌，讨论诗歌中的主题和形象，诗歌大多是抗战主题，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等。

因为有了陈康容的积极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抗日战争的关注度，并且特别提升了女性在社会运动中的能见度和参与度。

同年11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陈康容被派往中共闽粤赣省委举办的第一期抗日救亡干部班。

这里汇集了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和党员，共同接受党的教育和革命斗争的培训。课程设置紧凑，内容包括抗日救亡理论、组织工作方法、地下斗争策略以及文艺宣传技巧。

陈康容的热情和行动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对抗日文艺宣传的课程极为感兴趣，随即她开始尝试将所学内容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文艺和宣传工具号召更多人参与到抗日救亡中。

她结识了黄会斋。黄会斋曾在苏联学习过，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国际视野。他在讨论中，会用简洁有力的分析让大家更好的思考。

他们的交流逐渐增多，陈康容从他的见解中获取了许多启发，而黄会斋也被陈康容的实践能力和对革命的执着精神所折服。

在干部班学习期间，陈康容收到了父亲从缅甸寄来的信，信中频频催促她回家团聚。父亲希望她远离国内动荡的局势，回到家里，过上安稳的生活。

这种选择虽然可以让她避开战乱，但也意味着她将脱离党组织和抗战的最前线。

她将这一情况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同时，她将自己的决定告知黄会斋，表明自己将坚持走革命的道路，继续抗日救亡的工作。

归乡教书作掩护，被同伴出卖坚守信念

1938年5月，陈康容与陈华接到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岐岭。

岐岭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民风淳朴，她们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陈康容在教学内容中融入了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和革命先烈的事迹，鼓励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树立抗战救亡的意识。

工作之余，她们走村串户，与当地百姓交流，通过讲解时局变化、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唤起了更多群众的觉悟。

岐岭的村民大多以务农为生，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日军的暴行早已心怀愤怒。陈康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村民抗战胜利的希望，同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抵抗侵略。

同年下半年，陈康容与黄会斋在组织的安排下结婚。婚礼十分简朴，但两人并未因此减少对革命工作的投入。

婚后，她调至闽西南特委机关工作，负责联络与组织相关事务。她协助党组织筹划各种抗战宣传活动，协调闽西南地区的地下工作，还负责一些机密文件的传递工作。

1940年初夏，黄会斋接到组织的调令，前往漳州担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开始新的工作岗位。夫妻二人因工作需要被迫分离。

此时，陈康容选择返回岐岭，继续以教书为掩护，坚持从事地下抗战工作。

岐岭的形势比以往更加紧张，国民党顽固派的压迫日益加重，她非常谨慎地与当地党员密切合作，通过学校的身份掩护，组织小型学习会，传递党的文件，并筹集支援抗战的物资。

1940年8月19日上午，陈康容在岐岭被国民党顽固派特务逮捕。当时，她正在村中进行秘密联络，遭到了叛徒出卖。特务迅速包围了她的住处，将她押解到永定县的抚市镇。

第一个提审她的，是时任营长张耀轩。张耀轩是她的旧日同学，也是一个曾追求过她的青年。彼时，张耀轩因家境富裕，常以优越的姿态接近她，而她始终不为所动，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张耀轩试图利用过去的关系，先是态度温和地劝她交代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

他说只要她放弃坚持，提供所知道的一切，他不仅可以让她免受牢狱之苦，还愿意娶她为妻，甚至承诺让她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

他的这些话只换来陈康容的斥责。她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的无耻行径，批评他背弃民族大义，站在压迫人民的立场上。

张耀轩无计可施后，将陈康容的案子移交给保安团团长谭嗣新。

谭嗣新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审讯手段更加狡猾。

他没有急于动用武力，而是摆出一副“为她考虑”的姿态，试图说服她。他利用当时的紧张局势，渲染抗战形势的险恶，妄图用情感和恐惧动摇她的意志。陈康容一样拒绝了他的一切提议。

劝降失败后，顽军对陈康容失去了耐心，开始施加酷刑。鞭打、火烙、吊拷等残忍手段折磨她，试图从她口中撬出党组织的秘密。

但无论他们如何施暴，陈康容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字。

敌人一再扬言，如果她在三天内不写下自首书，就会剥下她的皮。面对恐吓，她毫不畏惧，直斥敌人的凶残，在《自首书》上写道：“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何惧剥重皮！”

9月15日，敌人把陈康容绑着押到墟场对面的山包上，陈康容一路高唱《国际歌》。当刽子手把她推进活埋她的土坑时，她拼尽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

陈康容的遗志

陈康容的英勇牺牲，让岐岭战友们更加坚定了继续斗争的决心。为了纪念她，1944年11月，中共永定县委在金丰大山彭坑村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命名为“康容支队”。

康容支队在成立后，依托大山作为根据地，利用地形优势开展游击战。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对革命群众的压迫，保护当地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将抗战思想继续传播到更多乡村和基层群众中。

支队的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山林和村庄之间，与敌人展开了多次正面和隐蔽的较量。

黄会斋在得知陈康容的牺牲后，为表达对妻子的缅怀和承诺，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黄康”。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投身琼崖地区的革命工作。

他带领当地的党政干部和技术人员，筹划对抗国民党内战的准备工作。

他带领琼崖的同志们开展了各种组织建设和军事部署，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防御力量，同时加强群众动员，为接下来的斗争做好全面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黄康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开始承担更多重要的职务。他的经历和革命贡献使他成为党内备受信任的干部。

他参与了新中国早期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始终坚守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第一线。他以务实和坚定的态度，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