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了两天的孙元良和他的第16兵团，在12月3日上午的时候，终于联系上了。据杜聿明回忆：“三日午前四时左右，孙元良经过洪河集，与我通了电话，说他昨晚未能赶到这里，是因部队两日未休息，走不动，现在正照命令向永城继续前进中。我要孙休息几个钟头再前进，邱、李两兵团也是昨晚休息，今日白天向永城前进。我将解放军的情况告孙并给他将电话架好。”

有关这段文字，是很值得推敲的，第一、“午前四时”，是什么时间？应当是印刷错误。第二、孙元良说他“两日未休息、走不动”，他们为什么走不动？两天不休息，为什么却走到邱、李兵团后面呢？第三、杜聿明并没有责怪孙元良，只是让他们休息以后，继续前进，并保持联系等。

而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第41军军长胡临聪，还是第47军军长汪匣锋，甚至是副参谋长熊顺义，对于他们离开徐州城后到12月3日前是如何撤退的，都是只字未提，全部是一下子便说到了12月3日，杜聿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执行蒋介石向东南攻击的命令了。而在孙元良晚年的采访记录中，也没有说这近三天的情况，只是说部队混乱了，联系断了。

那么，这三天时间，孙元良和他的第16兵团，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呢？在第47军125师长陈玲（陈仕俊）的回忆文章中，说得同样影影绰绰，但大致可以了解个大概情况。我们就顺着陈玲的叙述，理一理他们的行程，或许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了。

我们的故事就从孙元良关闭电台的萧县岱山口开始。

接到杜聿明回复的电报，孙元良知道自己分头走的建议泡了汤，更知道自己这个“逃跑将军”头上的光环，又多了一层。在岱山口，孙元良仅带一名卫士，指挥着他的部队快速通过，内心里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终于，孙元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丹城集方向前进，试图与由北向南攻击的黄维兵团会合。在当时，有两个地名都叫“丹城集”，一个是现在河南省周口市的郸城县，当时属鹿邑县，叫丹城集，一个是现在安徽省涡阳县的丹城集，现在叫丹城镇。而无论是哪一个，其地理位置都在永城以南，一个在永城西南，一个在永城东南。笔者觉得，应当是较近的涡阳县丹城镇，此地在永城东南数十公里处。这说明，第16兵团已经“偏航”了。

然而，孙元良和他的第16兵团，进展得并不顺利，出萧县没有多远，便发现了解放军的追击部队，而孙元良的第16兵团，也已经由邱清泉第2兵团的北侧，绕行到了南侧，这是需要时间的。更可怕的是，别人竖着走，他们横着走或斜着走，肯定会发生碰撞的。在文强的回忆录里，就曾于无意间记载了这一幕。

第一纵队一个少将向文强抱怨：“第一纵队人马尚在后边，无法过来。本来规定分三路撤退，现在已经分成千路万路了，简直是一窝蜂，糟糕透了……”

第一天撤退就十分艰难。文强日记中记载：“预定宿营地点为红庙（离徐州约八十华里）。三大兵团及直属部队将近三十万人，部队序列紊乱，整日行军，晚八时始抵萧县，未稍停步，又继续前进，抵红庙已深夜五时矣，不食而眠，困倦极矣。”

文强还记载，他在混乱的部队中，曾经见到过三个兵团的高级将领，可见当时秩序之混乱，而这个混乱的制造者，不能说全是孙元良，但有其一大部分责任。

正当孙元良第16兵团“偏航”斜出之时，黄淑的先遣师和第2兵团的后卫师，皆受到解放军的攻击。孙元良一看，大惊，急令部队速行。可这个时候，解放军执行的却是侧翼追击，试图在永城以东地区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这下子好了，孙元良兵团，弄巧成拙，他要剑走偏锋，解放军要侧敌行动，二者恰好“侧”到一条线上，于是战斗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孙元良一看，又是大惊，急忙命令部队向北侧的第2兵团主力靠拢，且战且靠近第2兵团。于是，部队又斜折了回来。如此这番，几经折腾，也就出现了最后的结果。本来在北侧时，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是基本上平行前进的，斜插向南侧后，倒又落后于第2兵团，遇到解放军的追击后，又不得不向第2兵团靠拢，以寻求呵护。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却跑到人家第2兵团屁股后面来了。

陈玲的回忆，全文附后，读者但可自品：“在撤退的前一天，即十一月三十日，派部向南出击佯攻，以眩惑解放军，借此提高士气。撤退时依次在邱兵团北侧行进。当时徐州混乱不堪，烧毁笨重军用物资以及开不动的车辆和汽油库等，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民心惶恐。沿途车辆太多，炮兵阻塞，部队混乱，行动困难，真是兵败如山崩的状况。飞机投照明弹，掩护部队前进，经过萧县向永城以南丹城集前进，与由南向北支援的黄维兵团会合作战。我部经过萧县后，两侧山上响起枪声，已知道解放军在追击包围中。次日邱兵团先头部队，与解放军阻击部队发生战斗。本师在邱兵团后到洪河集宿营，第三日到达永城以北孟集附近，暂行停止，以待邱兵团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