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康熙王朝》让众多历史人物活跃于银屏前，也让寻常百姓得以更为详细地了解历史，在这部剧中，姚启圣绝对是不能忽视的角色。
清朝诗人陶元藻曾这样评价姚启圣：“迨台湾之乱，冲锋陷阵，虽施琅功，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应时以输军饷，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师缓急，靡不如意者，皆少保之力也”
剧中，姚启圣作为康熙年间平定台湾的重要功臣，提出“三必剿，三必抚”策略，为清朝定下了基本方向，并最终收复台湾。
如今，同样几乎处在同样境地的我们，又是否能从历史中得出些许解决台湾问题的灵感呢？
我们首先来看剧中姚启圣所提出的“三必剿，三必抚”策略。
“三必剿”即：
剿其心，剿其兵，剿其海路。而“三必抚”则是：
一抚慰郑氏祖上之功，二抚其民，三抚“延平王”郑经。
所谓剿其心，是因为台湾有裂岛封疆，另立皇朝之心，这是任何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的。
而剿其兵，是指郑氏之所以能割据一方全凭祖上留下的强大水师，这也是清朝统一台湾面临的最大障碍，所以必须剿灭。
至于剿其海路，则是利用岛内孤悬海外资源不足的限制条件，让其无法和大陆贸易和通商，扰乱其军心和民心。
说完“三必剿”，再来说说“三必抚”
抚慰郑氏祖上之功，实则是为了收拢人心。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把台湾收复，是载入中华民族史上的壮举，他也因此成为许多民众，尤其是广大士人心中的民族英雄。清朝尊重并承认郑成功收台之功，既能彰显其中华正统的身份，亦可收服人心，实为一举两得。
抚其民更不必说。“民如水，君如舟，民可载舟，亦可履舟。”这是千古圣君唐太宗留下的至理名言，收复台湾并不只是收复一片土地而已，更是要让台湾人民安心，方能实现长治久安，故而安抚民心是必不可少的。那为何又要抚慰“延平王”郑经呢？要说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后，谁最不高兴，那自然是“延平王”郑经，毕竟谁能接受从万人之上的“土皇帝”沦为一介平民甚至阶下囚的落差感呢？抚慰郑经其实也是对其故臣的一个交代，还是对其他反对势力的一种表态：只要你们愿意臣服，大清也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可以说，剧里姚启圣的这一番雄才大略彻底折服了康熙皇帝，也让清朝收台工作有了大方向上的指导，并最终实现了战略目标。
而历史上姚启圣的平台方略则更为详细，其在上任伊始便具析时局，结合清朝初立之国情，向康熙帝上奏提出：
贼党繁众，败必归海，一时难以进剿，若听其悠游，迁延岁月，势必复聚，其为后患无穷。非宣布皇仁，广行招抚，以散其党，而孤其势，不能平巢覆穴……
他认为应招降郑军官兵，从郑氏集团内部开始分化瓦解，不断削弱其实力，并把握时机给予致命一击。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在福建漳州设“修来馆”，由台湾降将黄性震坐馆，以高官厚禄招降郑经所部，先后收服陈士恺、郑奇烈、朱天贵等名将及所携官兵近五万人，战果斐然。
姚启圣也深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于是上奏朝廷应派遣重臣任职水师提督，总领水师事务，康熙也丝毫不吝啬，让他挑选上万精兵，并在江、浙两省打造战船百余艘，从湖广拨发新式西洋火炮，组建了一支强劲的福建水师，做好武力平台的充分准备。
这里要穿插一段残酷的历史，所谓“迁界禁海”并非姚启圣提出，而是清初统治者为了防止内外反对势力夹击，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颁布的禁海令——沿海省分，立应禁止，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变本加厉，采纳了原郑成功手下降将黄梧向鳌拜所献的“平贼五策”：
一、推行《严禁通海敕谕》，将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二十里内的老百姓强行内迁，不得与台湾有经贸往来；
二、尽毁沿海船只，寸板不得下海；
三、由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矫诏，令斩已经降清十余年的郑芝龙与其亲族于北京菜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以来的刑场），也有说是在流放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四、掘毁郑氏祖坟；
五、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
自此之后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被废除，残暴异常的迁界禁海令实施了近30年。
南明抗清志士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载：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死者又以数十万计。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意为从有广东这个地方以来，还没有如此生灵涂炭过。朝廷只给老百姓三天的迁徙准备时间，住的离告示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而住的近的人则即便知晓了消息，也不相信。
等两天之后，清军骑兵就到当地开始执行，于是富人只能尽弃金银细软，而穷人带上锅碗瓢盆携家带口，全部内迁，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有的只能全家服毒，有的尽数跳河，死者数十万。
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成了荒地，当地百姓尽流亡他乡。
“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
迁界令严格实施后，除了在立界之处设置木栅（后期还修墙），更是每隔一段距离便张贴警示，上书：敢出界者斩。地方官员执行起来亦是不近人情，甚至可以用残暴来形容，连不小心走出界线的人都会被处以极刑。
在实行禁海迁界的过程中，清军官兵还放火焚烧民屋，片石不留，并破坏战舰等军事设施，只为让老百姓“无资寇用也”，导致“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时任清朝浙江巡抚的范承谟也有诗为证：
闻说台南地，频年困海滨。
青烟残照里，今有百家存。
万骑屯孤县，群山拥废村。
少陵曾有句，嗟尔太平人。
实行迁界禁海，确实达到了削弱郑氏集团实力的效果，也为后来清朝统一全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对中国沿海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严重摧残了萌芽于自明代晚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再加上后来清朝推行的诸多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的历史走向发生了变化，包括引发清末民初长达百年的屈辱史。
话归正题，姚启圣的“平台方略”的确帮助清朝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否适用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台海局势呢？
首先，剿其心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的针对对象应该是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子和域外反华势力。作为一个立党就鼓吹“住民自决”等各种“台独”倾向色彩的党派，对待民进党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而目前阻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其实还是域外反华势力，它们之所以动不动就跳出来刷存在感，是因为它们一直认为“台湾牌”是可以用来干扰中国发展的工具，但随着两岸实力的日渐悬殊和中国的实力不断增长，这张所谓的“王牌”作用变得越来越小，背后出牌的人自然也歇斯底里起来。
因此，对域外反华势力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斗争到底。
其次，“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则是当代的“剿其兵”。强大军事力量既是震慑“台独”分子的根本保障，也是反制他国干涉祖国统一的强力手段，毕竟，我手里有枪不是为了不讲道理，而是为了让你坐下和我讲道理。
而剿其海路也是必须保留的反制手段，台湾每年享受着大陆上千亿美元带来的发展红利，却成了养不熟的白眼狼，假如到了非常时期，那也就只能采取断然措施，断掉“输血”，让岛内民众彻底认清“台独”分子的丑恶嘴脸，促使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而姚启圣的“三抚”用到现在，其实就是要做好TZ工作，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顺天命而顺正道，收服人心，这样才能为统一大业扫清道路，并在台湾回归后方便发展建设。
但是，如今的台海局势远比清朝康熙年间复杂，因此，只靠剿抚并用的计策，恐怕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制定更加周密有效的计划。
众所周知，一些国家在干涉他国内政上是不讲武德的“两面派”，热衷于在国际社会散播谣言，企图裹挟其他国家一同对华施压。寇可往，我亦可往，我们当然也能借助国际形势，顺势而为，让事情往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发展，须知人都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何况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呢？
此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方针其实也可以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
《孙子兵法》亦有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
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它们“切香肠”式地谋“台独”，我们就大步流星地步步紧逼，它们越是疲于应付，我们就更要加大压力，它们要是草木皆兵，我们便可避实就虚······虚虚实实的战略，才能让敌人不知道该防守哪里，该进攻哪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必将帮助我们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就像学士朱升助朱元璋最终定鼎天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真言一样，姚启圣的“平台方略”对我们解决今天复杂多变的台湾问题仍有借鉴意义，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尽信书不如无书，相信国家一定能以更加独到的大智慧，让孤悬海外的宝岛回到祖国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