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出现以后，大多写了边塞的环境，写了边塞驻军的目的，还抒发了雄心壮志。但边塞诗有一定的片面描述，并没有写出真实的情感。

到了唐代，才出现了边塞诗，但在边塞驻军的历史，早在秦代就有。不管是王昌龄还是高适、岑参，都写了边塞诗，而且都以边塞诗著名。他们的边塞诗大多写了边塞驻守的环境，也写了驻军的目的，当然更主要的要抒发豪情壮志，表达战胜敌人的勇气。无论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还是“黄金百战穿金甲，不战楼兰誓不还。”抑或是“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都在写战胜敌人的豪情壮志，却没有写到儿女情长，没有写到思乡念亲，没有写到在苦寒环境下的真实感受。难道唐代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控制？

或许是吧，不管是将军还是幕僚为人，到了边地苦寒的环境，产生极大的不适应，当然也会悲叹自身的命运。但这样的诗句并不多，即便有，也只是自怨自艾，却不能埋怨皇帝，也不能埋怨朝廷。岑参写过“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高适写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实属难得。因为在边塞驻军，就是要在苦寒的环境下筑起铁的防线，防卫少数民族入侵。倘若将军或幕僚文人写了儿女情长，写了想家的诗句，就会被认为动摇军心，甚至要被斩首。倘若写了讽刺将军不作为的诗句，也容易被打击。幸好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也重视诗人，并不像明清时期兴起的“文字狱”，不会对写诗针砭时弊的诗人治罪，也不会对他们写的诗有太多深刻的认识，当然也就不当真了。即便如此，很多边塞诗人写诗的时候，仍然没有写出真实的感触，即便觉得身处苦寒的环境，命运不佳，也只是自怨自艾，却不会追究苦难的来源。

有了朝廷意识形态的控制，无论是将军还是幕僚文人，都要写一写寄托豪情壮志的诗句，要将士们都豪情万丈。可是边地有苦寒的环境，并不是内地优雅的环境可比，很容易让人产生深处异世的感觉。他们可以写一写艰苦的环境，写一写想家的情感，但绝对不能传播出去，以免动摇军心。只有回到内地之后，才会拿出来公之于众，或者回到内地才会回忆边塞苦寒的环境。写一写在边塞是如何想家，如何难以生存，将军们又是如何不作为。不过，这样的诗句仍然比较少。边塞诗比较豪放泼辣，可能和苦寒的环境有关系，也和诗人内心的环境有关系。将军到了边塞驻守，条件艰苦，却只能长期驻扎，疲倦的时候就要找一些乐子。“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都是边塞地区的乐器，却格外动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人更容易多愁善感。到了边塞地区，面对艰苦的环境，面对阶级差距，诗人很容易触动敏感的神经，形诸笔墨，就是诗歌。边塞的环境，人文情况，军队的情况，战斗的场景，雄心壮志等等都算是边塞诗的内容，但就是没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内容，虽然边塞地区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苦，将士们生活也艰苦，但诗人的笔触并不能深入到这个领域，以免动摇军心。明明是苦，却不能说苦，而是要苦中作乐，还要抒发豪情壮志，鼓舞士气。这种片面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误导后代的很多诗人。很多诗人会引用边塞诗中的句子，振奋精神，却容易走向歧途，以为边塞诗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边塞诗并不是这个样子，只是显露了其中的一鳞半爪，而写了儿女之情的边塞诗，写了边塞驻扎守军不作为的边塞诗，写了诗人思乡念亲的边塞诗，写了诗人盼望回归朝廷的迫切心理的边塞诗，写了诗人被排挤到边塞驻军的边塞诗，才是真正抒发真情的边塞诗，也让边塞诗的内容具备一定的完善性，而不仅仅在抒发所谓的豪情壮志。

诗歌是抒发真性情的工具，而不是宣传和动员的工具。倘若以宣传和动员的工具来衡量诗歌，就会误入歧途。对于边塞诗的审美也是如此，应该看得更加全面，看到边塞诗的全貌，而不至于只看到权力系统故意展示给人们的抒发豪情壮志的边塞诗。边塞诗的审美并不仅仅在于抒发豪情壮志，还在于写出了诗人思乡念亲的情感，写出了盼望朝廷重新重用的情感，写出了边塞苦寒的环境，反衬内心悲凉的情感等等，而所谓的豪情壮志，不过是假大空的矫情而已，却没有真实表露诗人内心的情感，也是一种偏激的表现。要想读到边塞诗的全貌，就要避免边塞诗中片面描写的句子，要尽可能多地读一些不同内容的边塞诗，看到当时诗人真实的心境，而不至于被所谓的意识形态或权力系统误导，也就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