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我国发动的又一武装侵略。

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对英美等列强抱有幻想，采取一边交涉，一边积极抵抗的政策。天真的认为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国联盟约》等国际法的和平要求，企图用外交手段来制约日本入侵。

可是，用列强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制约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天真想法。

英美等列强表面上口口声称维护正义，可实际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蛇鼠一窝罢了，最后国民政府所幻想的调停也遭受打脸，中国的权益又一次被侵害。

自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回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的局面,仍然是半殖民地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冲击着列强在我国维持的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原则的均势,也危及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

上海，作为当时英美法等列强的主要投资城市，是列强们在中国的经济中心。蒋介石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日本不敢随意进攻上海，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自成立之初就没有停止过对英美等列强的幻想。

蒋介石想抱英美等国的大腿，英美等列强确实也给了他一些好处，这些好处帮助了他追击中共，进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一二八”事件之后，整个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人们的爱国民族意识日益提高，对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上海本就是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这日本突然间的袭击可谓想断当时中国经济之脊梁。

蒋介石这次做不到完全的妥协了，因为民众不答应，国民党内部的军官也不答应了。

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集结上海进行了所谓的抵抗防守，而这是一种有限的抵抗，蒋介石还是多次表示要边打边谈，以求得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

南京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致信英美法等列强公使，在信中强烈谴责了日本的罪行，总算得到了一些回应。

南京政府遵照了蒋介石的意思打算利用所谓的《九国公约》等国际法来谴责日本，以求所谓的以正义之名团结各国制裁日本。

不过这一次的外交手段似乎奏效了，西方列强一致的同意谴责日本，敦促停战，这令蒋介石等南京政府官员喜出望外。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2天(1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宣言,照会美、英、法等《九国公约》签字国,指出日本进攻上海违背《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敦促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手段,履行条约的神圣义务,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随后外交部致电国际联盟,要求按照国联盟约对日本采取一切适当和必要的行动。

同一天,驻沪英、美总领事应上海市长吴铁城之请出面调停。

3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解决中日争端的具体措施,即由英、美、法、意等七国驻上海领事组成共同委员会(领事调查团),就上海事变的原因和进展情况及时向国联报告,供行政院参考以便采取行动。

1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英国总领事馆举行停战谈判,英、美领事提出建议:日军退入租界,中国军队由现驻防地后退两公里,中立国家军队进入缓冲地带,以免再次冲突。

到了谈判桌，日本会乖乖听英美列强的话吗？当然不会，日本本身并不想搭理这些西方列强。但是，当时日本正在密谋和准备对日本发动更大的侵略战争，他们不想打草惊蛇。

而且，西方列强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如果这时候和西方列强起了冲突，对于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计划没有任何的好处。

况且，日本出兵上海,本身也没有打算一打到底，其攻打上海是其侵华行径的继续,也有转移国际视线以利于制造伪“满洲国”、试探西方国家的态度和反应的目的。

从现有的当年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本身就做好了计划。一旦英美列强干涉那么就坐下来谈停战。

日本制订的《上海方面军事行动指导纲要》中指出出兵的目的是:“与英美协调,指导使上海附近成为不允许中国军驻扎或侵入之地区,并从速谋其解决。

日本军方还多次下达指令:“鉴于上海具有国际都市之特异性格，不可授予列国责难日军行动之口实,更不得超越任务之范围致事态于扩大”。从中可见日本谨慎的态度。

日本这个国家民族向来就是欺软怕硬，崇拜强者的一个心态。他们能有这种觉悟和中国当时的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全然是看在英美列强的实力上才有此等觉悟。

虽然是做出了部分的让步，但是最后中日之间的停战还是损害了中国许多利益，蒋介石没想到自己如此相信的英美列强会充当坐上佛，并没有真正为了中国着想。

虽然日本迫于英美列强的压力，勉强答应和中国国民政府坐下了谈判，却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边约定协商边加大兵力部署上海继续进攻。

鉴于日本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而国联行政院的调解活动软弱无力。

我国的外交官看不下去了，绕过了蒋介石，中国驻国联代表在2月12日致函国联秘书长,要求行政院把中国的提案移交国联大会处理。

此时,许多弱小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等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扩张,对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希望国联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日本多次拒绝英、美等国的停战建议,上海的战火越燃越烈,形势日益恶化。列强随即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2月16日,国联行政院理事国向日本政府发出申请书,指责日本是《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协约国,本就应该遵守其义务和责任;“侵犯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

列强碍于面子和国际组织国际法的规定，加大了对日本的施压。日本最后虽然确实停了火，也和中国约定了具体的谈判时间、地点。

但是，日本居然声称冲突的责任在于中国,并于2月18日向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先撤退,否则日军将“不得已采自由行动。

何其的耻辱！日本作为侵略者，本应停战，居然还叫嚣防御的军队先撤军，软弱的国民政府委曲求全，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双方这才坐上了谈判桌。

2月28日,由英、美、法3国公使协调,中国代表顾维钧、黄强与日本代表野村吉三郎、松冈洋右在英国旗舰“康特号”作非正式会谈。

会谈达成5条要点:

(1)双方同时撤兵。

(2)日本不再要求吴淞等炮台永久不设军备。

(3)中日合组委员会,邀中立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

(4)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与行政权。

(5)华军撤真如、日军退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原防后,华军退南翔,日军登轮。

而且日本为了取得军事优势、争取在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同时在3月1日，日军再次进攻,在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

同一天,伪“满洲国”宣告成立。3月3日,日军占领嘉定、南翔一带;日本发表停战声明,命令日军停止战斗。持续一个多月的中日冲突才结束。

3月14日,经过英国公使蓝普森等人的积极斡旋,中方代表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进行非正式会晤,英、美、法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在座。

重光葵提出以“取缔抵制日货及排日活动”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郭泰祺根据国联大会决议反对谈判带有任何政治条件,会谈进展困难。

在谈判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屡屡提出许多正当权益，例如：日军退回东北原界线，日本立即撤军，按照中日原本的规定日本不得干扰中国司法主权等权益。

中国连一份赔偿和修复等战争义务的要求都不敢提，仅仅提出了上述一些基本的要求。

可是日本却针锋相对，声称中日界线要重画，撤军要分一个星期六批次撤退，还得按照日本新写的蓝本定义中日关系，不仅如此还要同意日本在东北驻军。

最后，在列强的所谓调解下，中日展开多轮谈判，最终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上海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列强借此割裂了中国东北和上海之间的联系，强调共治中国，还要求中国不得开展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

最终达成的这份协定，只能说是深深地打了蒋介石讨好列强的脸，也令四万万中国同胞更为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