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毛主席是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对毛主席而言，诗是抒发生活的媒介，也是人际交往的载体。
1918年4月，毛主席以“二十八画生”这一笔名赠予了一位友人一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的诗。
这位友人，曾被毛主席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可最终，他却在31岁时被开除党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与毛主席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毛主席的“三个半”朋友1936年，毛主席在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期在“一师” 发起征友的那段往事：
“那次征友，我得到了‘三个半’的回答，‘半’来自一位名为李立三的青年，‘一个’回答，来自一位名为罗章龙的青年......”
1915年，罗章龙来一中访友时，墙上那张别具一格的“征友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其内容文情真挚、言辞典丽，罗章龙被深深吸引，返校后，罗章龙迫不及待地以“纵宇一郎”的署名回复了“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
罗章龙
很快，罗章龙就收到了对方的回信，信中，对方诚挚地邀请他于下周日的省立图书馆相见。
时间一晃，约定的时间已到，罗章龙如约而至，只见在走廊的不远处，有一位仪表堂堂、气质非凡的少年。
罗章龙心中一动，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位少年，便是那位“二十八画生”，这就是罗章龙与毛主席的初次见面。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从新旧文学的碰撞到治学方针的探讨，从国内外政治的局势到浩瀚宇宙的奥秘，两人的思想在交流中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这场谈话，共持续了三个小时左右，临别之际，毛主席表示“愿结管鲍之谊”，此后，两人也是经常相约晤谈。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主动提出结“管鲍之谊”的，唯有罗章龙一人，足以可见罗章龙在毛主席心中的独特地位。
两人不仅时常相约晤谈，还一同出门远足。有一次，他们来到了韶山冲，途中休息时，遇见了一位正在编打草鞋的老农。
毛主席便走上前去，一边与老农话家常，一边帮老农一起编打草鞋，从捶草到搓绳，再到编织成鞋，每一步都显得那么熟练而自然。
罗章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一个满身书卷气的青年，竟会如此熟练地编打草鞋，好奇地问道：
“你会打草鞋？”
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会，毕竟走路很费鞋子嘛！大家都应该学会如何打草鞋。”
这看似不起眼的草鞋，也成为了日后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标志性装备。
转眼间，到了毕业之际，大家纷纷讨论着未来的打算，罗章龙决定赴日留学，毛主席的那首《送纵宇一郎东行》便是为他饯行所赠。
“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原本，罗章龙计划着是赴日留学，可当他得知日本政治环境黑暗，公然对中国留学生及华侨施以迫害的恶行后，愤然改变了留学计划，返回了湖南。
在湖南，罗章龙为大家剖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力主取消东行计划，转变革命的方向。
1918年8月，新民学会的成员们聚集在北京，筹备赴法勤工俭学的相关事宜。在这之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参加。
这两人便是罗章龙与毛主席。实际上，名单中是有两人的，但两人却将名额让了出去。
毛主席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自己的老师杨昌济在北大任教；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新民学会的“空白”。
倘若新民学会的所有人都赴法留学，那么北京这就没有人了，为了形势的发展及阵地的开辟，北京需要有人在。
随后，毛主席在老师的介绍下，进入到了北大图书馆工作；而罗章龙则在李大钊的担保下，考取了北大文学院。
1919年，毛主席决定离京返湘，就这样，两人一南一北分途努力，开启了革命之路。期间，两人经常通信，探讨天下大事，剖析政治局势。
毛主席认为，若要去的革命的胜利，就一定要有一种信守的“主义”；有了信仰，就有了旗帜，这样大家才能拧成一股绳。罗章龙大为赞同。
罗章龙在北大读书期间，与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结识，在陈独秀的影响下，罗章龙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罗章龙带着4、5个“秘密行动小组”的成员来到了曹汝霖的住所，准备攻打赵家楼。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曹汝霖，学生们之所以来到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亲日派”。
曹汝霖
在日本留学期间，曹汝霖广泛结交日本政界与财界的要人，归国后的他，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多个要职。
而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就是谈判人之一，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对准了曹汝霖。
回过话题，罗章龙看到门口有警卫把守，便和大家一起搭成人梯，从窗户跳了进去，进到宅内，将院门打开。
学生们纷纷拥进宅内，四处寻找曹汝霖的踪影，最后只找到了章宗祥，大家将其痛打一顿后，火烧了赵家楼。
五四运动后，罗章龙与一群进步青年自发地组织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翻译相关著作。
罗章龙始终铭记着李大钊对他的教诲：“只有组织起来，吸收更多的人参加，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0年，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北京召开了几场座谈会，而后，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身处湖南的毛主席也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地推动、发展革命工作。
中共一大后，毛主席担任湘区书记，主持湖南的革命工作，主要负责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
而罗章龙则担任北京区书记，主持北京的革命工作，主要负责党举办的工人运动讲习。
那段时期，罗章龙常常来到工人俱乐部给工人们讲课，传播思想，先后参与领导了陇海铁路、开滦五矿及京汉铁路的工人大罢工。
直到1923年6月也就是中共三大后，毛主席与罗章龙才正式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圈。
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回到了湖南，罗章龙主要负责长沙的工农武装；毛主席则发动了秋收起义。
不久，罗章龙被党组织调回了上海，而毛主席则上了上了井冈山。谁也没有想到，这匆匆一别，竟再也没有见过。
迥然的政治生涯中共六大后，江苏省委及顺直省委均发生了混乱；与此同时，红四军中，毛主席也一度受到排挤。
为了纠正这些问题，中央建立起了较为集中的权力机构来稳定局势，然而，这一举动，却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权力集中之后，李立三盲目地推行着空想冒险主义，尤其是在1930年5月到8月期间，“立三路线”最为狂热，他的这种独断专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李立三
再加上，米夫（远东局领导）不够成熟老练，没有从中沟通调和，只是一味地居高临下的下达命令。
并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提拔到了核心领导岗位，这让许多有才能、有功绩的领导人尤为不满，对王明的领导也难以产生心悦诚服。
而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罗章龙为首的同志擅自成立了“非常委员会”，造成了中共史上第一次大分裂。
他们试图以“另立中央”的方式与王明等人相抗衡，甚至利用个人关系，向各苏区领导人写信寻求支持，如贺龙、夏曦等人皆成为了他们争取的对象。
毛主席也收到了他的来信，不过毛主席并未被其言辞所动摇，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行为，指出了其中的问题。
最终，罗章龙等一批高级干部因违反党纪于1931年被开除党籍，从此，罗章龙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实际上，同一时期的毛主席遭受到的挫折也不小，不仅受到指责，还被贬谪了3年之久。
不过，毛主席在面对困境时，心中仍旧坚守对党的信仰，哪怕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也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热情与关注，不断地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争取着发言权。
毛主席是在忍耐中等待，是在痛苦中反省，最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事后，毛主席在谈及当年罗章龙“另立中央”时，表示：“有话可以好好讲嘛！不管怎么说，搞两个中央，岂不是多了一个嘛？”
而罗章龙在被开除党籍后，选择了隐姓埋名，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学校从事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这些年来，毛主席始终记挂着罗章龙，在旁人聊天时，也多次提及罗章龙的名字，言语间尽是对罗章龙的挂念之情。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9岁。
结语在青年时期，罗章龙便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求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毛主席的初次相遇便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罗章龙对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敏锐洞察，以及对于新旧文学的独到见解，都显示出他深厚的学识底蕴和广阔的视野。
当他得知日本政治环境黑暗且压迫中国留学生后，他毅然转投方向，返回湖南，积极投身革命，展现出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与毛主席一南一北，为革命事业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深受陈独秀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并积极参与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在担任北京区书记时，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为革命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罗章龙在革命生涯中也经历了曲折。
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因擅自成立“非常委员会”被开除了党籍，这一事件虽然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但却未能磨灭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热爱。
之后，罗章龙将全身心力投身到了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上，以另一种方式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参考资料
鲲鹏击浪从兹始——毛泽东与罗章龙. 党史文苑
早年毛泽东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的罗章龙. 炎黄春秋
北大红楼·人物｜罗章龙：五四运动中的领头学生.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