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教授

摘 要：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被视为现代“龙学”的奠基作，而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原因就在于具有深刻的现代性。该书的现代性内涵和精神主要从三个方面呈现出来：一是书中针对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文论思想给予尖锐的批评，体现了时代环境赋予其书的现代性批判精神；二是书中洋溢的自然思想、美文观念和创造内容深契现代学术理念，彰显了其书思想内容方面所具有的现代性学术价值；三是书中采用的文字校注、资料笺证和理论诠释三结合的研究方法，尽显现代学术重视理论分析、强调科学论证的思维品格。

黄侃1914年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教学内容搬上北大课堂，标志着现代意义“龙学”的诞生；而他为授课撰写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则成为现代“龙学”的奠基作。然而，作为授课讲义的《札记》之所以能成为现代“龙学”诞生的标识，就是因为其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而这又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学界长期忽视对《札记》现代性的论证，导致其现代“龙学”奠基作的结论，更多的是缘于北大地位的象征性和黄侃学术的权威性，实际则缺乏坚实的学理论证，犹如“海气之楼台”“病眼之空花”，令人难以把捉。尽管五四运动开始后，黄侃自感与新潮不合而离开北大；尽管其书以“札记”命名，仍属于传统学术笔记一类的体裁，但这些都无法遮蔽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光辉。现代性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摆脱愚昧的束缚，冲破神圣的威权，崇尚理性、客观的科学精神。《札记》的现代性，既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又植根于书中的思想内容与研究方法。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废除科举制度，进而开办现代大学，是传统学术现代转化的关键一步；《札记》基于现代大学的课堂讲授而成形，其鲜明的现代性亦得益于大学讲坛，并主要从对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的尖锐批判中表现出来。

　　桐城派为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以古文享誉天下，称雄百年，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其后，追随者络绎不绝，旗下汇聚作家逾千人，至民国初年始衰，主盟文坛长达二百余年。桐城派宗奉儒家道统，秉承程朱理学，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楷式，标榜“桐城义法”，强调“神气、音节、字句”和“义理、考据、文章”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桐城派不仅是清代文坛的盟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清末民初的文化教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中经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直至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及其盟友亲戚，先后执教其中并占据要职，享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学，都是桐城派传授其家法和“义法”的理想讲坛。

　　黄侃进入北大前，学校处于桐城派一统天下的状况。不过，这种状况随着1913年太炎门生纷纷北上，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民国后，一场新旧之争在北大校园尤其是文科中已然开始。1912年10月，严复因反对停办北大而得罪了北洋政府教育部，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亲桐城派的校长离职后，浙江籍的何燏时、胡仁源先后继任校长，正式揭开新旧之争的帷幕。1914年6月，夏锡祺取代姚永概的教务长之职，被任命为文科学长，陆续引进章门弟子黄侃、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沈尹默（系弄假成真）等执教北大。稍后，与章太炎共同撰办《国粹学报》的同仁马叙伦、黄节，与桐城派相对立的文选派代表人物刘师培等，也都进入北大文科执教。于是，学校里的新旧之争日益明朗化。较早进入北大的沈尹默回忆道，章门弟子中也有守旧、开新与中间派之分，“虽然如此，但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章门弟子秉承乃师汉学家治学严谨的实证学风，注重考据训诂，平视九流之学，一扫桐城派“阐道翼教”的腐儒之见和空疏学风，使北大文科教学与科研面貌为之一新。

　　在章门弟子的大举进攻下，北大文科的重心遂由桐城古文转向章门学术，刘师培、黄侃等年轻教员占据上风，曾经占有绝对优势的桐城派迅速失势去职。正如钱基博所说：“在前清光、宣之际，北京大学之文科，以桐城家马其昶、姚永概诸人为重镇。民国新造，浙江派代之而兴，章炳麟之徒乃有多人登文科讲席；至是桐城派乃有式微之叹。”清末民初，北大校园流行着推崇魏晋文风与取法唐宋古文两股势力，前者尊太炎为师，后者绍桐城余脉，两股势力明争暗斗，角力争雄，以至互不相让，必欲置对方于死地。开始，林纾论文虽宗唐宋，却未尝薄魏晋。及其以高名入北大、主文科，继之而来的桐城后贤马其昶、姚永概，“咸与纾欢好，而纾亦以得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

　　1913年，林纾、马其昶、姚永概三人去职离开北大。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桐城派并未随三人的离去而偃旗息鼓。相反，姚永概之兄姚永朴次年仍被聘进入北大当教授。尤其是林纾，虽然被迫离开北大，但对章门的愤怒与仇恨之火，则由郁积而喷发，所谓：“非斤斤与此辈争短长，正以骨鲠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卧皆弗爽也。”他将矛头直指章太炎及其弟子，不仅诋毁章太炎为“庸妄钜子”，视其学术为“剽袭”“挦扯”“饤饾”，就连章氏所尊奉的庄、列之子，魏、晋之文也一概否定。而他据以攻击章氏的武器，仍然是桐城派所力主的孔、孟之道统，唐、宋之古文（韩、柳、欧、曾），以及由此寻索而来的“意境义法”。除了攻击章太炎，他还将矛头对准其弟子：“近者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娼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挠蔑正宗，且党附于目录之家，矜其淹博，谓古文之根柢在是也。”甚至在钱玄同痛骂“桐城谬种，玄学妖孽”之前，林纾就径呼章氏及其弟子为“庸妄之谬种”“无识之谬种”，可见两派积怨之深、斗争之烈！

　　林纾斥章氏为“庸妄钜子”，即使太炎师并不介怀，弟子也不会善罢甘休。在与桐城派的斗争中，黄侃虽然作为章门中的守旧派，但仍然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太炎师对此印象颇深，并甚为弟子的鲁莽担心，他说：“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佛法义解非难，要有亲证。如足下则近之，季刚恐如谢康乐耳。”《公言报》当时曾发表长篇记事《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为新派，刘师培、黄侃、马叙伦及国史馆之屠敬山、张相文等为旧派，朱希祖等为介于两派之间调停派。在谈到以刘、黄为代表的旧派时说：“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史之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调，更藉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其实，相对于共同的对手桐城派来说，北大内部的新旧分歧并不重要，且构成新文学主要阵容的钱玄同或周氏兄弟，与恪守家法志在选学的刘、黄一系，关系非同寻常，至少并无恶感。“这就使得新文化人之批桐城是实，攻选学则虚。”同样，性情激烈、脾气暴躁，为人常常意气用事、行动每每有暌常理的黄侃，虽放言攻讦桐城，却对新派同门手下留情。对此，太炎师心知肚明：“得书为之喷饭。季刚四语，正可入新《世说》，于实事无与也。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敢于侮同类”，是指针对桐城派，虽同为文人，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不敢排异己”，是说对于同门，虽观点不同，亦尽量保持克制，以免反目成仇。

　　当然，黄侃对“桐城义法”的有力批判，更多的还是表现在课堂讲义《札记》中。可以说，对以“阐道翼教”为核心的“桐城义法”的批判，是贯穿《札记》始终的一根红线，构成其书冲破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论思想，进而洋溢着现代批判精神的一个重要标识。桐城派虽然在清代文坛颇负盛名，但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章太炎《清儒》斥“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且“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故黄侃在北大课堂将矛头直指桐城派，并非仅为人事、意气、派别之原因，实有新旧、进退、利害之别择。有意思的是，姚永朴与黄侃同于1914年进入北大，姚氏讲授“文学研究法”，黄氏讲授“词章学”。姚氏门人张玮为其师《文学研究法》制序曰：“今年先生复应文科大学之聘，编订讲义……每成一篇，辄为玮等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不数月全书成，颜曰《文学研究法》。”更有意思的是，姚氏讲授“文学研究法”，逐篇编写授课讲义，“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黄氏讲授“词章学”，亦选择《文心雕龙》为授课内容，并逐篇编写讲义分发学生。黄侃此举显然有与姚氏唱对台戏的意味，以至其师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讲演时，对此还记忆犹新：“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倚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

　　因此，黄侃在《札记》中遂对桐城派“诋以末流”。首先，《题辞及略例》直揭桐城派所遵奉的“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从源头上将其置于毫无创意、枯燥乏味的“末流”；进而抨击形式僵化、内容空疏的桐城义法：“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肣；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阳刚阴柔”为桐城要论，自始祖姚鼐首倡，经曾国藩推衍，流传甚广，姚永概书中亦设《刚柔》专篇加以申论。而黄侃则在《定势》札记中，对其所论加以批驳：“其次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此与徒崇忼慨者异撰矣。然执一而不通，则谓既受成形，不可变革；为春温者，必不能为秋肃，近彊阳者，必不能为惨阴。为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众人和之。”

　　其次，擒贼先擒王，黄侃借钱大昕《与友人书》，揭桐城派鼻祖方苞不学无术的老底。《札记》在解释《通变》“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时，借古喻今，直指桐城：“彦和此言，为时人而发，后世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虽士衡、蔚宗，不免攻击，此亦彦和所讥也。嘉定钱君有与人书一首，足以解拘挛，攻顽顿，录之如左。”钱氏《与友人书》可谓讨伐方苞之檄文，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节引之，说明桐城派与汉学家交恶之由来。《札记》则全录之，藉以攻讦桐城派鼻祖方苞。钱大昕说：“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昔刘原父讥欧阳公不读书，原父博闻，诚胜于欧阳，然其言未免太过。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终身病之，若霖可谓洞中垣一方症结者矣。”后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桐城派“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以及“文即是道”的主张，与八股文很接近，他们的文章统系也和八股文最相近，而且方苞就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其观点即来源于此。

　　再次，曾国藩被胡适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梁启超亦谓：“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尝为《圣哲画像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焜耀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黄侃在《札记》中，不仅揭桐城派鼻祖方苞之不学，而且斥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之虚伪。《札记》释《镕裁》“三准说”曰：“‘草创鸿笔’已下八语，亦设言命意谋篇之事，有此经营。总之意定而后敷辞，体具而后取势，则其文自有条理。舍人本意，非立一术以为定程，谓凡文必须循此所谓始中终之步骤也，不可执词以害意。舍人妙达文理，岂有自制一法，使古今之文必出于其道者哉？近世有人论文章命意谋篇之法，大旨谓‘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陈义芜杂’。其言本于舍人而私据以为戒律，蔽者不察，则谓文章格局皆宜有定，譬如案谱着棋，依物写貌，戕贼自然以为美，而举世莫敢非之，斯未可假借舍人以自壮也。”所谓“近世有人”，就是指曾国藩；“大旨谓”一段引文，则是曾氏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七日《复陈右铭太守书》中所言。黄侃直斥曾氏将彦和之说“私据以为戒律”“戕贼自然以为美”，完全违背了《镕裁》之本意，是“假借舍人以自壮”的欺骗行为。

　　此外，所谓“桐城义法”，“义”者，要求关乎圣道，“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法”者，提倡文必雅洁，“古文中不可录：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黄侃对桐城古文雅洁无文的弊端，同样给予严厉批评。《札记》谓《情采》篇旨，“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尽管如此，“彦和之言文质之宜，亦甚明了矣。首推文章之称，缘于采绘；次论文质相待，本于神理；上举经子以证文之未尝质，文之不弃美；其重视文采如此，曷尝有偏畸之论乎？”而桐城之流则罔顾实际，“或者因彦和之言，遂谓南国之文，大抵侈艳居多，宜从屏弃，而别求所谓古者，此亦失当之论。盖侈艳诚不可宗，而文采则不宜去；清真固可为范，而朴陋则不足多。若引前修以自张，背文质之定律，目质野为淳古，以独造为高奇，则又堕入边见，未为合中。”

　　黄侃在《札记》中不遗余力地揭批桐城派，或以汉学家身份斥其不学，或藉骈文家名义责其无文，或从研究者视角揭其虚伪，对“阳刚阴柔”“起承转合”之类的“桐城义法”，进行了无情的驳斥，从而赋予其书强烈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就像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总也是把批评‘桐城谬种’看作是新文学初生时的标志性现象一样，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居然也是从批判‘桐城谬种’开始的。”

李平《文心雕龙综论》

　　《札记》由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所撰授课讲义组合而成，即总论五篇，文体论六篇，创作论十九篇，《序志》一篇，合计三十一篇。其中洋溢的自然思想、美文观念和创造内容，彰显出其书鲜明的现代性学术价值。黄侃性少绳检，崇尚自然，乐道庄周，是个天生的道家种子。于是，道家自然之道遂成为其撰写《札记》的指导思想，并用以统领全书，一贯到底。《札记》开篇曰：“《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

　　从文章起源来看，黄侃受经由郭象阐释的庄子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认为从大千万有到思心文章，一切皆自然而然，故曰“文章之成，亦由自然”。以文章体势来说，黄侃从自然之道出发，揭示舍人“标其篇曰《定势》，而篇中所言，则皆言势之无定也”。所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明势不自成，随体而成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就创作心态来谈，黄侃秉持自然创作论的思想，认为彦和云“意得则舒怀命笔，理伏则投笔卷怀；亦惟听其自然，不复强思以自困，若云心虚静者，即能无滞于为文，则亦不定之说也”。对为文之术而言，“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词二者”，“然命意修词，皆本自然以为质，必知骈拇悬疣，诚为形累，凫胫鹤膝，亦由性生。意多者未必尽可訾謷，辞众者未必尽堪删剟；惟意多而杂，词众而芜，庶将施以炉锤，加之剪截耳”。至于声律、丽辞、事类、练字之类，也都因于自然。《札记·声律》曰：“详文章原于言语，疾徐高下，本自天倪，宣之于口而顺，听之于耳而调，斯已矣。”《札记·丽辞》曰：“文之有骈丽，因于自然，不以一时一人之言而遂废。”《札记·事类》曰：“是以后世之文，转视古人，增其繁缛，非必文士之失，实乃本于自然。”《札记·练字》曰：“文饰之言，非效古固不能工妙，而人之好尚，不能尽同，此当听其自为，不必齐以一是。”

　　要之，黄侃不遗余力地推崇自然之道，正是为了不失时机地痛击桐城派循礼卫道、矫揉造作的所谓“义法”，藉以突破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束缚，遂使其崇尚自然的思想闪烁着现代性学术价值。他特别强调刘勰在《原道》篇所原之道乃自然之道，“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从而与桐城派所宗奉的理学家的“文以载道”思想划清了界限。

　　受西方学者区分纯杂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的边界、范围也成了黄侃在《札记》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他在综合古今、调和纯杂、兼顾骈散、融合文笔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辞封略”观。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强调：“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则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黄侃认为阮元之说过于狭窄，“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炎师之论又失之宽泛，故“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他在调和两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张弛有度的三层次“文辞封略”说：一是推而广之的范围至大、无所不包的文，即“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此即太炎师的文学观；二是缩小范围，“凡有句读者皆为文”，“不论其文饰与否”，故经传诸子皆在其中；三是“专有所属”的“专美”之文，即“《神思》篇已下之文”，近似萧统、阮元的文学观。在综合纯杂两种文学观的同时，黄侃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韵语偶词、修饰润色、敷文摛采，皆文之必备，彦和虽“泛论文章”，但重点乃是《神思》以下的“专美”之文，故其“手自编校”的《札记》即专论“专美”之文。不过，他又强调此“专美”之文，美就美在华实相配、骈散相宜，所谓“酌文质之宜而不偏，尽奇偶之变而不滞”。

《札记·丽辞》在综述历代骈散交融兴替之后指出：“自尔以后，骈散竟判若胡秦，为散文者力避对偶，为骈文者又自安于声韵对仗，而无复迭用奇偶之能。”在他看来，一味尊崇骈文偶对，只认沈思翰藻为文，则不能迭用奇偶，“反尊散文为经史子”；“以隋以前文为骈文，而唐以后反得为古文”。这与刘勰的丽辞说扞格不入。黄侃本于自然之道，立足奇偶迭用，对《丽辞》之精义作了概括：“一曰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明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次曰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明上古简质，文不饰雕，而出语必双，非由刻意也。三曰句字或殊，偶意一也。明对偶之文，但取配俪，不必比其句度，使语律齐同也。四曰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明用奇用偶，初无成律，应偶者不得不偶，犹应奇者不得不奇也。终曰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明缀文之士，于用奇用偶，勿师成心，或舍偶用奇，或专崇俪对，皆非为文之正轨也。舍人之言，明白如此，真可以息两家之纷难，总殊轨而齐归者矣。”这就在迭用奇偶、兼顾骈散的基础上，为其倾向丽辞偶对找到了自然之道的依据。

《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文笔说虽是晋宋时期才出现的文体分类观点，但刘勰以“论文叙笔”分述众体，自《明诗》至《谐隐》皆文之属，自《史传》至《书记》皆笔之属，则亦从俗而论。然“《文心》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难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斯所以为笼圈条贯之书”。黄侃非常赞同刘勰的观点，也主张文笔并重，反对像阮元那样以有韵之文排斥无韵之笔，结果不仅使文苑狭隘，亦不合于文学发展史。他说：“近世仪征阮君《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昭明、元帝）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且彦和既目为今之常言，而《金楼子》亦云今人之学，则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屏笔于文外，则与之对垒而徒启斗争，合笔于文中，则驱于一途而可施鞭策；阮君之意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学者诚服习舍人之说，则宜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古今虽异，可以一理推，流派虽多，可以一术订，不亦足以张皇阮君之志事哉？”黄侃虽主文笔并重，然亦透露其个人志趣喜好在于情辞藻韵之文。验之于《札记》内容，则其志趣喜好亦在在可见。“文之枢纽”部分论文辞封略，谓“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而其“手自编校”的《札记》即专论“专美”之文；“论文叙笔”部分虽然只有六篇札记，但有韵之文占了四篇，无韵之笔只有两篇；“剖情析采”部分则只选“析论为文之术”的十九篇，至于“综论循省前文之方”的《时序》及《才略》以下三篇，因多为文学外部因素，故弃之不论。

李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研究》

　　自古以来在文学问题上的文笔、骈散、纯杂之争，发展到20世纪初中国文坛，最终衍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学革命”前夜，黄侃于相关的争辩和斗争中，虽然秉持综合、调和、兼顾与融合的立场，但是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即在融合文笔的基础上倾向于文，在兼顾骈散的基础上钟情于骈，在调和纯杂的基础上又侧重于纯。这种倾向性再次彰显出《札记》的现代性学术价值。

　　《札记》的现代性学术价值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其书性质虽然是诠释性的，但是其中却不乏创造性内容，尤其是《章句》《隐秀》两篇，几乎完全属于黄侃自己的论述和创作。刘永济曾对黄侃弟子程千帆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札记·章句》两万六千多字，篇幅远超其他各篇札记。周发高说：“在二十世纪的前夕，发生了几件学术界的大事，那便是：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马建忠完成了《马氏文通》，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语法书；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阳发现了殷代的甲骨文；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七年庚子）甘肃敦煌发现了大量的六朝唐人写本。这三件学术界的大事和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戊戌政变和庚子拳乱）相呼应，象征着一切都在变，来迎接二十世纪的新时代。”黄侃充分认识到《马氏文通》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的重大意义，谓“及至丹徒马氏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驾驭众制，信前世所未有也。《文通》之书具在，凡致思于章句者所宜览省，小有罅隙，亦未足为疵，盖创始之难也”。他欲与马氏配合，借阐释《文心雕龙·章句》之机，沟通古今，创建文言语法学。诚如张之强所说：“自《马氏文通》1898年印行之后，《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实际上是我国语法学史上发表较早的一篇重要论文。尤其重要的是，它并不是沿着《马氏文通》研究语法的道路而前进的续作，而是对文言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带有指导方向性的意见。”在黄侃看来，“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章句”者，句读之学、造句之术，即今所谓语法也。不过，汉语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造句，语法相对简单，而字义训诂则特别重要，故音韵（声）、文字（形）、训诂（义）之学发达，语法学则不易产生，“是以中土但有训诂之书，初无文法之作”。然而，黄侃通过剔抉爬梳，发现本土文献中也有不少涉及文法的名辞辨说内容，特别是《荀子·正名》，“其解析文理有伦有脊若此，孰谓文法之书，惟西土擅长乎”？于是，他释舍人之文，加以己意，分“释章句之名”“辨汉师章句之体”“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陈辨句简捷之术”“约论古书文句异例”“论安章之总术”“论句中字数”“论句末用韵”“词言通释”九章详说之，对《马氏文通》既补之又正之，已由诠释《章句》而进于著述立论。正所谓：“黄侃先生有关语法学方面的意见集中地反映在他所著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的札记里。依黄先生自订的《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略例，各篇札记的写法大都是：‘自宜依用刘氏成书，加之诠释。’但《章句篇》札记的写法却与众不同，完全不依傍刘勰本文，而是按照黄先生所分的九个题目，自成体系，成为一篇完整的有关语法学的论文。这一特点充分说明了《章句篇》札记在黄先生的全部著作中是很重要的。”

《文心雕龙·隐秀》最迟在元代已成残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之“朔”四百余字，为明人伪撰。黄侃先证明人补文之伪：“详此补亡之文，出辞肤浅，无所甄明，且原文明云：思合自逢，非由研虑。即补亡者，亦知不劳妆点，无待裁镕，乃中篇忽羼入驰心、溺思、呕心、煅岁诸语，此之矛盾，令人笑诧，岂以彦和而至于斯？至如用字之庸杂，举证之阔疏，又不足诮也。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再述自己补作之由：“夫隐秀之义，诠明极艰，彦和既立专篇，可知于文苑为最要，但篇简俄空，微言遂閟，是用仰窥刘旨，旁缉旧闻，作此一篇，以备搴采。”黄侃文辞渊懿，自成家数，骈散兼擅，言意俱佳，所作《补文心雕龙隐秀》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堪与彦和原作相媲美。况且，“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它所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实质上是述而有作，分明区别于传统的‘述而不作’。正是在此‘有作’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对原著的创造性的阐释”。文成之后，先载于《国故》，继又刊于《华国》，后又在发行量和影响更大的《晨报》艺林社副刊发表，可见作者本人对这篇补作甚为满意。补作一经发表，学界震动，海内争诵，不仅收入当时流行的《文学论集》一书，而且徐复、赵西陆等学者纷纷为之笺注，摭拾典记，傅以诂训，俾便称说，用启来学，恰如黄侃为舍人之书做札记一样。这种由诠释而进入创造的境地，充分体现了《札记》一书的现代性学术价值。

　　传统“龙学”不外校注、评点二途，黄侃撰写《札记》则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他在太炎师讲解《文心雕龙》时采用的总评、解句加简单校注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字校注、资料笺证和理论诠释三结合的研究方法，且特别注重篇旨意蕴的阐释和术语命题的辨析，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明显超越了传统“龙学”的校勘训诂范式，不仅给人以全新的视野，而且尽显现代学术重视理论分析，强调科学论证的思维品格。

三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札记》内容表现为总评、解句和附录三大类，其中总评以推考源流、解释题号为主，间以撮述内容要点；解句大致包含校勘、出典和释义三项，少数篇目的解题寓于解句之中；附录主要包括作品和文献两类材料，或在篇末，或在解句条目之中。对于这些内容的研究方法，《札记·题辞及略例》首先作了说明：“今为讲说计，自宜依用刘氏成书，加以诠释。”这就揭示了对《文心雕龙》的诠释是《札记》主要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具体篇目中，黄侃又不断地强调这一研究方法。《札记·乐府》谓“今先顺释舍人之文，次录《乐府诗集》每类序说于后”；《札记·声律》又谓“今仍顺释舍人之文，附沈、陆、钟三君之说于后”。就是说总评之后，先诠释正文，再附录材料。有时，黄侃还特别强调诠释的目的、过程和重点。《札记·章句》曰：“今释舍人之文，加以己意，期于夷易易遵，分为九章说之。”此乃说明诠释目的。《札记·夸饰》曰：“今且求之经传，以征夸饰之不能悉祛，更为析言夸饰所由成之理，而终之以去夸不去饰之说。”此乃说明论证过程。《札记·总术》曰：“自篇首至‘知言之选’句，乃言文体众多。自此以下，则明文体虽多，皆宜研术，即以证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不可轻。纪氏于前段则云汗漫，于次节则云与前后二段不相属，愚诚未喻纪氏之意也。今当取全文而为之销解，庶览者毋惑焉。”此乃说明销解重点在理清原文的逻辑脉络。

　　黄侃以诠释为主要研究方法，故总评、解句和附录三类中，总评乃重中之重，是《札记》的灵魂和核心，全书三十一篇札记，除《序志》作为全书序言无需解题外，只有《议对》一篇无总评，《颂赞》《书记》两篇于解句中解题，而《情采》《镕裁》《事类》《附会》四篇则只有解题，没有校注。这既体现了黄侃对总评题解的高度重视，又反映出《札记》侧重理论分析的现代性特色。凭借对《文心雕龙》相关篇目的总评，黄侃不仅阐释了刘勰许多重要的文学思想，而且也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如《原道》解题，一方面分析彦和所原之道为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指出自然之道源自“庄韩之言道”，与后人所言“文以载道”截然不同。又如《明诗》解题，在肯定“彦和析论文体，首以《明诗》，可谓得其统绪”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然篇中所论，亦但局于雅俗所称为诗者，则时序所拘，虽欲复古而不可得也。”

　　黄侃学殖深厚，又擅长文辞，故能妙解文心，深得文理。在《札记》的题解总评中，不乏极富创意的理解和精妙绝伦的阐释，折射出鲜明的现代性思维品格。《文心雕龙·风骨》历来争议最大，因为“风骨”二者皆为喻象，若胶柱于字词表面，则难免凿空之论。黄侃深谙个中三昧，因此采取了独特的解题方法：“《风骨》篇之说易于凌虚，故首则诠释其实质，继则指明其途径，仍令学者不致迷罔，其斯以为文术之圭臬者乎。”在他看来，“风骨”的实质在于命意与修辞，故其首先指出刘勰以“风骨之名”为比，以“意辞之实”为所比，揭示“风骨”与“意辞”之间的名实关系，即能指与所指关系；接着用八个“其曰”，结合文本所述，阐释“刘氏之论，风骨与意辞，初非有二”。为文者欲健其风骨、美其风骨，则必致力于命意修辞，以此为途径，文章方能有风骨。因此，黄侃在诠其实质之后，继以指明途径：“彦和既明言风骨即辞意，复恐学者失命意修辞之本而以奇巧为务也，故更揭示其术曰：……推此言之，风藉意显，骨缘辞章，意显辞章，皆遵轨辙，非夫弄虚响以为风，结奇辞以为骨者矣。”黄侃认为“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词二者而已”。“风骨”乃中国文人孜孜以求的理想风格境界，而命意修辞又是为文之术的核心要义所在，黄侃将两者合为一体，强调在命意修辞中熔铸风清骨峻、遍体光华的文章风格。此乃创造性诠释，不仅道出了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实谓），想要表达什么（意谓），而且阐释了原典可能蕴含哪些意义（蕴谓），应该指谓什么（当谓），甚至还包含阐释者必须践行什么、创造性地表达什么（创谓）。

如此创造性诠释，《札记》中还有很多。《通变》题解论“通变”即为复古、师古，见似不得要领，实则深契彦和之意，将《文心》蕴含的意旨和盘托出。所谓：“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其要语曰：‘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此则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尔。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可变革者，遣辞捶字，宅句安章，随手之变，人各不同。不可变革者，规矩法律是也，虽历千载，而粲然如新，由之则成文，不由之而师心自用，苟作聪明，虽或要誉一时，徒党猥盛，曾不转瞬而为人唾弃矣。”然而，黄侃认为通变“宜反之于古”的观点，是建立在“根柢无易其固”的基础上，即立足于《通变》原文的论述，同时又力求“裁断必出于己”，即通过文本诠释得出独创的结论。“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自世人误会昌黎韩氏之言，以为文必己出；不悟文固贵出于己，然亦必求合于古人之法，博览往载，熟精文律，则虽自有造作，不害于义，用古人之法，是亦古人也。若夫小智自私，訏言欺世，既违故训，复背文条，于此而欲以善变成名，适为识者所嗤笑耳。彦和云：‘夸张声貌，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明古有善作，虽工变者不能越其范围，知此，则通变之为复古，更无疑义矣。”

《札记》的解句内容有校字、出典、释义三项，而校字仅有三十四条，其中还包括引孙诒让和李详的校字各占五条，可见黄侃本意并不在校勘方面。出典一百三十三条，释义一百四十条，相较于范注和杨注侧重于出典，黄札显然以诠释为主。要之，黄侃在总评解题和解句释义中，特别重视各篇主旨和文本要义的揭示，非常关注整体结构和内在联系的指点，凭借其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感悟和独到的眼光，钩玄剔抉，探骊得珠，张皇幽眇，指示关节，致力于对《文心雕龙》全书主旨要义的探讨和逻辑结构的把握，表现出现代学术强烈的理论思辨意识。

　　先看揭示篇目主旨和文本要义方面的内容。《征圣》解题曰：“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纪氏谓为装点门面，不悟宣尼赞《易》、序《诗》、制作《春秋》，所以继往开来，唯文是赖。后之人将欲隆文术于既颓，简群言而取正，微孔子复安归乎？”解“或简言以达旨”四句曰：“文术虽多，要不过繁简隐显而已，故彦和征举圣文，立四者以示例。”释“衔华佩实”曰：“此彦和《征圣》篇之本意。”又，解《宗经》“禀经以制式”二句曰：“此二句为《宗经》篇正意。”评《正纬》“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曰：“此言甚谛。”评《辨骚》“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词”曰：“二语最谛。”解《明诗》“诗有恒裁”八句曰：“此数语见似肤廓，实则为诗之道已具于此，‘随性适分’四字，已将古今家数派别不同之故包举无遗矣。”又，《乐府》解题曰：“彦和此篇大恉，在于止节淫滥。”《诠赋》解题曰：“观彦和此篇，亦以丽辞雅义，符采相胜，风归丽则，辞翦美稗为要，盖与仲治同其意恉。”评《议对》“郊祀必洞于礼”四句曰：“彦和此四语，真扼要之言。”

　　下篇创作论部分，黄侃的评解之言更是胜义纷披。释《神思》“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曰：“文章之事，形态蕃变，条理纷纭，如令心无天游，适令万状相攘。故为文之术，首在治心，迟速纵殊，而心未尝不静，大小或异，而气未尝不虚。执璇机以运大象，处户牖而得天倪，惟虚与静之故也。”释“博而能一”曰：“四字最要。不博，则苦其空疏；不一，则忧其凌杂。于此致意，庶思学不致偏废，而罔殆之患可以免。”释“杼轴献功”曰：“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凡言文不加点，文如宿构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练术既熟，斯疵累渐除，非生而能然者也。”《体性》解题曰：“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为之文异状。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恉在斯。”释《通变》“先博览以精阅”曰：“博精二字最要，不博则师资不广，不精则去取不明，不博不精而好变古，必有陷泞之忧矣。”此外，《情采》《比兴》《指瑕》等篇解题及释义亦甚精彩，不再赘述。

　　再看指点结构体系和篇目关系方面的内容。对于舍人之书严密的结构体系，前人若有所悟，提出过一些零星的赞语，其中论述稍详的要算曹学佺。他在《文心雕龙·序》中说：“雕龙上廿五篇，铨次文体；下廿五篇，驱引笔术。而古今短长，时错综焉。其原道以心，即运思于神也；其征圣以情，即体性于习也。宗经诎纬，存乎风雅；诠赋及余，穷乎变通。良工心苦，可得而言。”曹氏试图从《文心雕龙》上下篇目之间的对应关系来探讨全书的结构体系，“可是稍一思量，便知他在玩弄语词，乱加联系，并没有道出刘氏的‘苦心’”。首次道出彦和的“良工心苦”，揭示《文心雕龙》结构体系的人是黄侃。他在《神思》篇解题说：“自此至《总术》及《物色》篇，析论为文之术，《时序》及《才略》已下三篇，综论循省前文之方。比于上篇，一则为提挈纲维之言，一则为辨章众体之论。诠解上篇，惟在探明征证，确举规绳而已，至于下篇以下，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若非反复疏通，广为引喻，诚恐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故不避骈枝，为之销解。”这段论述表明《札记》对《文心雕龙》上下篇之间的整体关系及各自特点，尤其是下篇的内在结构及重要意义有明确的认识。

黄侃“手自编校”的《札记》集中论述“析论为文之术”部分的内容，故对其中篇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多有揭示，如对《神思》篇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问题，谓“此与《养气》篇参看”；就《养气》篇而言，“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此外，认为《章句》之作，“当与《镕裁》《附会》二篇合观，又证以《文赋》所言，则于安章之术灼然无疑矣”。而《附会》篇“亦有附辞会义之言……与《镕裁》《章句》二篇所说相备，然《镕裁》篇但言定术，至于术定以后，用何道以联属众辞，则未暇晰言也。《章句》篇致意安章，至于章安以还，用何理以斠量乖顺，亦未申说也。二篇各有首尾圆合、首尾一体之言，又有纲领昭畅、内义脉注之论，而总文理定首尾之术，必宜更有专篇以备言之，此《附会》篇所以作也”。《总术》篇解题又强调：“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篇末曰：‘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然则彦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明矣。”

《札记》以诠释为主，即使附录材料亦不离诠解辨析，更有甚者，黄侃一些重要的文论思想和学术观点，就是在附录材料时提出的。《原道》“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解句谓：“仪征阮君因以推衍为《文言说》，而本师章氏非之。今并陈二说于后，决之以己意。”黄侃在附录阮元《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后，再陈述太炎师的观点，最后提出自己的文辞封略观。《通变》附录钱大昕《与友人书》，以示对桐城义法的强烈不满！《声律》附录沈约、陆厥、钟嵘三家之说，并于解题中明确表示赞同钟嵘的观点：“善乎钟记室之言曰：‘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斯可谓晓音节之理，药声律之拘。”《丽辞》附录阮元、李兆洛四文，并于解题中对骈散各执一端的偏颇给予批评，主张骈散兼顾的中道观。《夸饰》附录太炎师《征信论》并评曰：“本师所著《征信论》二篇，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总术》节录范晔《在狱与甥姪书》、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昭明太子《文选序》、梁元帝《金楼子·立言》诸篇，并对阮元《文笔对》的观点进行评述，进而提出“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的文学观。

　　李曰刚曾对《札记》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价值作过精彩的评价，这一评价经常为学界所引用。笔者开始读到这一评价时也认为其精彩绝伦，同时又有陈义过高的感觉，因为缺乏理解的阶梯。现在经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则发现李氏之评不仅精彩绝伦，而且恰如其分。因此，引用李评来结束此文，当是最好的结语——“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别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

来源：《学术界》2024年第8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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