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志愿军前线野战医院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二月到十月期间，伤员们的伤口感染率突然异常增高，一些同志甚至因此白白牺牲。医院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最终发现“罪魁祸首”是一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黑心”纱布。于是医院领导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通报给党中央，同时将黑心纱布的样本寄回国内，交由军委查验。

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正是聂帅，他在得知黑心纱布害死了很多志愿军战士后，不禁勃然大怒，随即亲自带着黑心纱布去中南海找毛主席，请主席主持公道。此时人民政权已经基本完成了工商业改造，国家全方位监管着市场，毛主席没想到居然还敢有奸商、黑心老板顶风作案，为了蝇头小利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简直罪无可恕，主席当即指示公安部门严查此案，务必要揪出幕后真凶，给前线志愿军官兵们一个交代。

公安部门不敢怠慢，马上立案展开调查，很快便将锁定了嫌疑犯，此人名叫王康年，中学文化，早年曾在杭州某电讯公司担任电台报告员，后来因为嫌弃工资太低而主动离职，转而在父亲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做药材生意。

王康年自幼爱玩小聪明，经常搞坑蒙拐骗的把戏，后来他将这股不良习气带进了商海，靠着以次充好、卖假药等手段赚了不少黑心钱。比如在1944年，新四军淮南军区的后勤干部找到他，想要求购一批抗生素类药物，抗生素在当时属于战略管制品，普通商家根本拿不到货，可王康年为了谋利，居然将白面粉、白芷粉末掺在一起制作假抗生素，然后以高价卖给新四军。

不久之后，新四军发现这批药有问题，于是便找上门来向王康年讨要说法，谁料王康年这个混蛋居然直接找日本人撑腰，新四军见状只得暂时放过王康年，等以后有机会再找他算账。时间来到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防线，随后直取南京、上海等华东重镇。

王康年为此大惊失色，他担心自己会遭到清算，于是便主动向新成立的人民政权“献媚”，他先是以个人名义向解放军捐赠一批药材，随后又拿出一大笔钱财来贿赂上海市政府的干部，以寻求对方的庇护。在这一连串“组合拳”下，王康年成功“洗白”，从一个无恶不作的奸商，摇身一变成为工商阶层的“楷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当即宣布对医疗行业进行临时管制，所有医药用品优先供给前线。这本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可王康年却从中看到了所谓的“商机”，他直接跑到香港进购一批黑心纱布，随后将其充作优质纱布卖给解放军总后勤部，赚取了巨额差价。结果没过多久，黑心纱布便在前线惹下了大祸，并惊动了党中央。

王康年自知大事不妙，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他竟想要移居香港，好在上海市公安部门反应迅速，在他即将动身的前夕将他抓获，紧接着便对他展开了严格的审讯。在强大的威压之下，王康年很快全盘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当场做了忏悔，希望能获得党组织和人民的谅解。但公安部门根本不吃王康年这一套，在完成了调查后，便将此案移交给司法部门处置。

检察院和法院随后联合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当众细数王康年的种种罪状，依法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在场围观的群众不无拍手叫好，纷纷直言王康年罪大恶极，可谓死有余辜。而在王康年伏法后，党中央又委派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上海市政府进行巡检，将作风不正的的干部全部处以极刑，上海官场的风气由此迅速归于清朗，往后再也没有干部敢胡作非为，与奸商沆瀣一气。

王康年事件是建国初期党中央整治商业市场的一个缩影，充分彰显了国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和决心，此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又发起了数次大范围的“净市”活动，严格规范市场秩序，隔绝一切不正之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更是增设了市场监督部门与工商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商业的监管，让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维护了商家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从而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