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节选自张宏杰《曾国藩的经济课》，文章略有加工修饰
曾国藩的做官方式，与湖湘性格有关。
湖南人以“霸蛮”著名。《史记》说湖南“民风剽悍”，《隋书》称湖湘“劲悍决烈”。解释湖南人的性格成因，以血缘说最为常见，认为湖南人性格之强，是因为吸收了蛮夷血缘。
湖湘文化又素来重视意志的作用。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说：“天命谓之性，气之流行，性为本体，性之流行，心为之主。”十分重视精神以及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张栻甚至把“心”提高到主宰者的地位，认为“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也”，为后来的“阳明心学”奠定了基础。及至谭嗣同，更是提倡以“心力”冲决网罗，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了极致。理学本身就以欲望为敌，湖湘文化对个人意志的极端强调，更容易产生一种蔑视物质、不受任何物质条件所束缚的心理倾向。受这种唯意志论影响，湖湘之人多有一种极端能吃苦、极端能奋斗的精神，呈现出一种其他地域少见的刚烈刻苦，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到近世的毛泽东、彭德怀，无不具有这种特点，并且他们都以自己身上的这一特点而自豪。曾国藩勉励他人，常说“好人半自苦中来”。他的“扎硬寨、打死仗”，以及“好汉打脱牙往肚里吞”，都是“霸蛮”精神的典型体现。
除了湖湘文化的影响，曾国藩的居官作风与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地处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祖父曾玉屏治家极严，要求家人必须早起，“男子耕读，女必纺织”。在他的严厉督责下，曾家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闭塞山乡的农家生活，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十分深重。普通农家的成长环境和父祖奋斗向上的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他一生刻苦俭朴的习惯。曾国藩后来把祖父的家训归结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他据此给子侄们定下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在家书中，他不断提及“先人之旧”，父祖遗风。比如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给四位弟弟的信中，要求他们严格教育子弟：“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曾国藩保持清节的第三个关键是他青年时立下的人生大志。
青年时代立下的“学作圣人之志”，决定了曾国藩后来的经济生活底色。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在封侯，而在做“圣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这一志向，驱动他忍受物质上清贫和痛苦，“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
当然，如果只有以上几个侧面，曾国藩也许会以海瑞那样单纯的“刚直”形象留名于史册。但是事实上，曾国藩居官在清廉之外，还表现出极富弹性的、和光同尘的复杂一面。比如本书所述，在入京为官之前，为了筹集为官资本，他不惜长途拜客，四处打秋风。京官时期，他致力于人际交往，交际极为广泛，应酬花费很大。在出任乡试主考过程中，他对所谓的“灰色收入”不但来者不拒，相反还思之若渴。
这一面在他离开北京之后，特别是咸丰七年“大悔大悟”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咸丰七年，因为被皇帝剥夺了兵权，他在家乡对自已的官宦生涯做过一次彻底反思，在那之后，他的行动更加圆通，“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他在军中自己虽然一丝不苟，但不再禁人之苟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成为总督后，他一方面自制极严，自奉极简，但另一方面，在官场应酬上，他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他每年都要给在京湖南官员派送炭敬，督直隶时还两次在北京派发“别敬”，每次数额都在一万两以上。甚至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在报销过程中也按当时规矩，付了八万两部费。为了解决以上经费问题，他也不得不收取部分陋规。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以上支出的来源。不过，和其他官员不同的是，离任时，他从不把积存的陋规余款带走。比如在同治七年一月初八日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于×x×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曾国藩要求“散掉”时不可为人所知，“凡散财最忌有名”，这是因为“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期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让人觉得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不立崖岸，不露圭角。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清官”，而是“外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国家表面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非正式制度绝不妥协。
海瑞历官各处，执政纲领只有一条：复祖宗之法。虽然朱元璋当初定下诸种规矩就已经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虽然过了二百年这些规矩中的大部分更无法实际操作，海瑞却从不改变自己的执政方针：
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变旧。
就是说，坚决不向人的惰性妥协。只要严格按祖宗的规定去办，则“天下无不定，万事无不理”。
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恪守低得可怜的薪俸，以致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刘光第也如海瑞一样，绝不染指没有明文规定的收入。他入军机处后，因为要添皮衣买貂褂雇用人等，花销剧增，但他却拒不接受军机处的灰色收入。刘光第说，军机章京们每人可分得银五百两，因为他拒收此项，“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很明显，军机处这笔灰色收入与其支出是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因为实际工作需要而产生的。刘光第在畸形的薪俸体制下拒绝此项，而导致当差困难，无疑是刻舟求剑过于拘滞之举。
海瑞和刘光第的一生，都没有完成什么大的建树。因为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总是以祖宗之法和圣人之道去衡量别人，在他眼里，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他恨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危害更大。海瑞视人如此，则他人视海瑞亦必同样如敌人。正如刘光第“以木石视人”，人亦视他如木石。因此海瑞一生在官场被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刘光第也只是在京官末期才受到重用，没多久就为变法而牺牲。
海瑞这类的“清官”现象其实正是中国贪黩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这类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海瑞和刘光第等人用自己的生活状态向其他人证明，选择做清官的代价就是甘于忍受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并承担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他们清得如此惊心动魄，以致成了官场中的反面教材。做清官标准太高绝，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既然达不到标准，那或多或少都是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所以，几千年来，清官之清与贪官之贪，恰成古代官场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极端，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这是古代传统清官文化的悲剧所在。
当然，海瑞一类清官的存在在传统社会中仍然有重要价值。他们可以成为王朝的点缀。在海瑞晚年，有人建议朝廷付他以重任，吏部给皇帝的建议是：
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也就是说，朝廷很清楚，海瑞式清官们是不适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的。他们的功用不过是“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也就是说，做个政治摆设，用来装点朝廷。
曾国藩却不想以这样的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曾国藩的性格特点是稳健厚重，他深受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非；清名太盛，肯定被人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以一人之力挡千百年来之陈规陋习是不可能的。因此越到后来，他越是能够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一定程度上也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不过，曾国藩的含浑包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对自己的要求仍然是“学作圣人”，因此于金钱仍一尘不染。他的政治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虽然晚年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可以日将月就。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居官刻苦自持，亦是有意为天下官员之表率。
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刘光第等传统型清官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