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胡宗南率领的25万西北大军蓄势待发，目标直指延安，心怀“活捉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此时延安的防线岌岌可危，毛主席的老部下贺龙远在前线，无法亲自镇守。在这紧急关头，彭德怀主动请缨，愿意暂代贺龙之职，却在贺龙部队中引发了不小的波澜。究竟是谁站出来反对彭德怀的指挥？他们为何反对？彭德怀将又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在1946年，蒋介石毅然撤销其亲自签署的停战协议，随之便向包括山东和陕北在内的各大解放区发起了全面的军事攻势。蒋介石的初步计划在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后告吹，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重挫。面对战略失败的窘境，他决定将攻击的矛头重新指向战略重地山东与陕北。
在陕北，蒋介石派遣了他的得力干将胡宗南，带领一个庞大的25万兵力直逼延安。胡宗南带着他的部队从南线发起攻击，意图一举夺取这座革命圣地，梦想中能够俘获包括中共高层在内的多名领导人。延安此时的防守力量相形见绌，只有四个野战旅及三个地方旅，合计不过二万人，面对的是敌人的十倍之众。
毛主席计划利用陕北复杂的地理环境来拖延胡宗南的进军速度，从而减缓其对其他解放区的威胁。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势下，毛主席迫切需要一位能够统一指挥、具备丰富经验的将军来领导陕北的抗敌活动。贺龙是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他不光曾经是联防军的司令，也曾担任过120师的师长，对这些部队有着深厚的影响力。
可贺龙当时并不在延安。他在抗战期间一直忙于协调全国的战争资源。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后，主席又派他北上晋中，以阻挠阎锡山和傅作义等国民党军阀割据势力的扩张。所以他无法亲自返回延安指挥抗击胡宗南的任务。
这时彭德怀站了出来，他主动提出，愿意暂时接替贺龙的指挥职责，“可否由我暂任指挥，待贺龙回来再交还指挥权？”毛主席在权衡后同意了彭德怀的提议，贺龙也对这个决定表示支持。
在陕北战役即将爆发之际，贺龙找到了各支部队的指战员和领导：“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谁个人的军队，必须听从党的调遣。我曾经指挥过的部队，别人同样能够指挥。如果别人不能指挥好，那就说明我贺龙没有培养好部队的党性！
贺龙在确保所有人理解这一点后，便将前线指挥权交给了彭德怀，自己则全力以赴地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他开始组织从山西向黄河地区不断输送弹药、枪械和医疗物资，以确保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他的这些努力对战事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在贺总的领导下，陕甘宁、晋绥两地虽地广人稀、兵源匮乏，但却有数十万农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仅西北地方武装以及补充给华北的部队就达到了十个师的规模，其中包括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贺总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些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
即使贺龙已经“打好预防针”，并专注于后勤支持，但彭德怀在接管指挥后，不可避免地与贺龙的旧部发生了一些摩擦。这主要是因为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与贺龙不同，他的严格和直接在一定程度上与部队原有的指挥习惯产生了冲突。
彭德怀之前没有直接指挥过二方面军的部队，所以一开始他指挥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慢慢适应。彭德怀的指挥风格比较强硬，批评人时也不太考虑对方的面子，这种方式让一些原来的二方面军的干部感觉挺难以适应的。特别是廖汉生和贺炳炎，他们都是贺龙的亲信，与贺龙有着深厚的个人和职业关系。
廖汉生与贺龙的关系尤为特殊，不光因为贺龙曾救他一命，还因为贺龙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他，使得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密。贺炳炎自幼便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多次立功，深受贺龙的赏识和信任，贺龙甚至曾言，“宁可失去一个师，也不能失去贺炳炎。
可彭德怀的管理方式和贺龙截然不同，这在部队中引起了摩擦。特别是在1947年8月，西野军第一次攻打榆林时的情形更是如此。廖汉生和贺炳炎领导的部队经过两天激战未能攻下榆林，而胡宗南派来的36师迫使他们不得不撤退。
撤退后不久，彭德怀怒气冲冲地拨来电话，原本耐心解释的廖汉生1纵政委被彭德怀尖锐的言辞激怒，尤其是彭总的一句“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彻底点燃了廖汉生的怒火。他愤怒地回应：“我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究竟是什么样的铁军！
事实上，1纵的物资和装备条件极其有限，只有一门老旧的野炮和20发炮弹，对着坚固的城墙几乎无能为力，留下的不过是些无害的痕迹。加之榆林周边荒凉，无法获取补给，三天内未能攻克城池就必须撤退以保全力量。在彭德怀的怒斥下，原本因战斗未果而郁积的不满和愤怒被推向了极点。
几个月后，情况再次升级。1纵在攻打耙子山时再次遭遇困境，连续数日的战斗下来，连团长都壮烈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彭德怀再次打来电话，怒斥部队指挥官贺炳炎，命令他们无论如何必须攻下阵地。这次连平时沉稳的贺炳炎也忍无可忍，大声反驳道：“攻不下！伤亡惨重，实在太难！”说罢愤然挂断电话。
虽然最终1纵在极大的困难中攻下了耙子山，但彭德怀与1纵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公开化，这种摩擦甚至影响到了整个西野的士气和凝聚力。远在晋绥的贺龙感到非常忧虑，决定亲自介入，希望能够缓和双方的矛盾。
1948年5月底，西北野战军在土基召开了重要的前委会议，讨论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与教训。这场战役经历了先胜后败的过程，特别是6纵在屯字镇几乎被敌军围歼的危机。1纵在接到增援命令后，因情报错误走错了路，险些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贺龙也特意赶到会议。
在土基召开的西北野战军会议上，彭德怀将军严厉批评了4纵在西府陇东战役中的不尽人意的表现，并再度严厉指责了1纵的行动。他指出1纵虽有其责任，但在战斗过程中自己的几次直接介入指挥，也确实干扰了战场指挥的连贯性。这场批评引发了强烈反响，特别是1纵的指挥官们贺炳炎和廖汉生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在会议上当众反驳彭德怀。
廖汉生愤怒地说道：“既然您这么不信任纵队的干部，那干脆把我们都撤掉，您亲自下来指挥每个团不就得了？”而贺炳炎的情绪更为激烈，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做对了你要骂，做错了你更要骂，老子不干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见状，贺龙立刻站起来严厉训斥贺炳炎和廖汉生：“你们一个个都是自高自大，是不是连基本的军纪都忘了？不许在会上失态！”贺龙马一开口，廖汉生、贺炳炎等人立刻就不吭声了，现场很快就静下来了。
会议结束后，贺龙把那些顶撞彭老总的人都叫到一起，然后认真地跟他们讲了讲道理。贺龙对他们说：“跟彭总对着干不行，要反思。彭总的话就是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多困难，都得执行，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贺龙的干预之下，西北野战军的三位纵队司令员：贺炳炎（一纵司令员）、许光达（三纵司令员）、王世泰（四纵司令员）均没有任何反驳，纷纷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在贺龙的指导下，贺炳炎和廖汉生被特别召见，贺龙强调他们需要向彭德怀正式道歉以示悔改。
当天晚上，贺炳炎和廖汉生便前往彭德怀的住处，向他表达了诚恳的歉意，并承认自己之前的行为是不当的。彭德怀听后爽朗地笑了，他不光表达了对两人坦率本性的赞赏，还透露自己在一些指挥决策上存在的问题，并承诺将改进自己的指挥方式。
彭德怀作为一位坦率而直接的军事领导，非常理解部下们直言不讳的性格。他认为面对问题，即便是激烈的讨论也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他不仅未对“犯上”的行为采取惩罚，反而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更加注重与部下的沟通和理解。
在增强了与部下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后，彭德怀与他的部队关系更为密切。他从部下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极大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贺炳炎和廖汉生这样曾经有过争执的将领，最终成为彭德怀手下的可靠战将，在随后的战争中屡次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为部队赢得了更多的胜利。
到了1949年2月，按照中央军委的指令，西北野战军的第一纵队被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贺炳炎被任命为军长，廖汉生担任政治委员，第一军自此被冠以“天下第一军”的美誉。
在彭德怀的精心指挥下，1949年9月，廖汉生与贺炳炎带领第一军成功解放了青海省，此后廖汉生在青海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如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第一军政委兼军区政委、青海省副书记以及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彭德怀对廖汉生和贺炳炎的才能和人品都十分赞赏，尤其是廖汉生的坦诚与勇于提出建设性批评。在一次谈话中，廖汉生向彭德怀指出其在批评时过于严厉的问题，这能让人敬而远之。彭德怀虚心接受了这个意见，并私下称赞廖汉生是他的好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坚固。
1952年，当廖汉生因病前往北京治疗时，他再次与彭德怀相会。彭德怀此时已从朝鲜战场归来，正在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不久之后，彭德怀将廖汉生调至西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主持西北军委的工作。
到了1954年，彭德怀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一次军事演习中，他透露了对廖汉生的未来规划，暗示廖汉生是国防部副部长的候选人之一。同年11月，廖汉生正式就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7年，廖汉生在完成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业后，被组织上安排接替刘伯承成为南京军事学院院长。虽然廖汉生对自己一个中将接替元帅的职位感到担忧，彭德怀特地安抚他，强调这是中央军委对他的高度信任和重用。
廖汉生的职业生涯的跨越和成功，与彭德怀的深厚信任和支持密切相关。彭德怀不光在战略上指导廖汉生，还在关键时刻为他提供了成长与发展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