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1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启职业革命生涯以来，周恩来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从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从上海地下工作，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从两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医生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有危险的，也有安全的，有数百万人的指挥作战，也有几人的秘密行动。
但是，纵观周总理的一生，他在无数次危险经历之中，风险最大、也是最惊险的一次，莫过于1937年在延安遭遇的劳山刺杀。
对于这次刺杀风险之大，周总理在曾回忆道：
我一生经历过很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就是那一次，那次是陈有才同志代替我牺牲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之下，最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并因此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2次合作。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外交家，周恩来开始率代表团频繁往返于延安、西安、杭州等地，与国民党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
然而，当时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但三大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部队也只有几万人，比之红军巅峰时期相差悬殊。
而蒋介石等国民党顽固势力对于消灭红军的想法，其实从没动摇。因此，频繁往返多个地方的周恩来，其实冒着巨大的风险。
也因为预见了这种风险，所以，对于周恩来的保卫工作，担任警卫任务的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有才，一直极为谨慎。
所以，在4月25日，周恩来决定再次从延安启程，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时，虽然在这之前多次行程都没有丝毫的危险发生，陈有才依然要求周恩来换上了与警卫战士一样的军装，而自己则穿上了周总理的衣服——带领带穿西装。
其目的，是在万一遭受袭击且敌强我弱时，陈有才能够装扮成周恩来迷惑敌人，从而给周恩来以逃生之机。
当日9:00，周恩来准备出发，随同的除了担任警卫任务的陈有才及警卫队一班的30多名警卫战士之外，还有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等人。
周恩来如往常一样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兵站出发，准备开往西安。
卡车很快离开了延安城，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进入距沿60多里的劳山。
虽然此时的延安已经被红军解放，延安及周边地区也成了根据地，但是，由于解放的时间较短，再加上当时的红军对外作战压力极大，所以，即便是延安周边，依然有土匪的痕迹存在。
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丛林密布的劳山地区也是不例外。当时，据当地民众介绍，这些地区一直有土匪横行。
所以，当卡车驶入劳山时，警卫人员十分警惕。刚开始还是颇为顺利，卡车一路离开峡谷，进入了两山之间的平地。
然而就在此时，战士们突然听到了一声类似枪响的声音，这令陈有才十分警惕，然而，还没等大家分析原因，很快，密集的子弹雨点一样像卡车射来，随之而来的，则是200多名土匪从四面八方的包围。
警卫战士们虽然在陈有才的指挥之下沉着应对，不断与敌人进行战斗，但是，周恩来的队伍只有30多人，而敌人足足200多居绝对劣势。
而且，我方被敌人包围，又无险可守，形势十分险恶，更为关键的是，车上还有党的重要领导人。
就在此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土匪发动突然袭击，唯一的卡车司机腿部受重伤无法继续开车，而且，汽车的轮胎也被子弹打爆了。
面对如此危急情况，周总理没有丝毫慌张，他当即指挥战士们：快下去，散开射击。
而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张云逸则命令陈有才和部分警卫员：下车，保护周副主席转移。警卫队副队长陈国强则率领部分警卫战士掩护。
陈有才很快率领几名警卫战士将周总理掩护到右侧的森林。
而他则利用自己穿着西装领带一看就是大人物的装扮，大声的模仿周恩来的口音指挥，将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牢牢地吸引在自己的身上。同时，连声催促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赶快离开交战区。
很显然，陈有才在利用自己的装扮伪装成周恩来吸引敌人的注意，给周恩来和其他同志脱身的机会。
而周恩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下，没有牺牲战友创造的机会，他当机立断，命令赶快摆脱敌人，随即，带领部分警卫战士和孔石泉等人冲出了险区。
张云逸也在另一侧率领4名战士边打边撤，撤出了危险区。留守的陈有才一边模仿周恩来吸引敌人，一边指挥警卫战士与敌人作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然而，毕竟敌众我寡，负责掩护的战士数量又远少于敌人，最终，敌人趁陈有才他们打光了子弹冲上了阵地，陈有才身中六枪牺牲。
而与他一同执行掩护任务牺牲的，还有警卫队副队长陈国强，警卫队班长邓廷荣、副班长王开明等人。这些人，都是参加过宁都暴动的老红军。
敌人冲上阵地之后，看到倒在血泊里的陈有才，发现他的衣袋里写有“周恩来”的名片，以为自己暗杀周恩来的行动已经成功，所以他们又在陈有才的遗体上连捅了20多刀，才最终撤离。
劳山距离延安只有60多里，为什么发生战斗之后没有红军前去救援呢？
其实是有的，在听到激烈的响声之后，驻守附近的红军战士原准备通过电话与大部队联络，却没想到早已被土匪有预谋的割断。
而另一方面，中央警卫团团长黄森接到报告之后，也立刻集结警卫部队前去救援。
而且，就连毛主席也听到了激烈的响声，判断可能是周恩来的队伍遇袭，所以，一贯镇静自若的毛主席也十分忧虑，接连催促警卫员：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警卫队快马加鞭的前往劳山救援。不过，由于距离并不近，再加上战斗十分迅速，所以，在他们到达三十里铺时，已经遇到了突围的周恩来、孔石泉等人。
当红军大部队到达劳山遇袭点时，进攻的200多名土匪已经撤离，他们只是救下了几个重伤的警卫员战士，并将烈士的遗体抢了回去。
这场短暂却极为危险的袭击，造成11名同志牺牲，除了陈有才、陈国强之外，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红军警卫战士。
发生刺杀事件之后，党中央十分愤怒，无论是给周恩来还是给牺牲的战士，都必须有一个交代。
所以，党中央专门委派专人负责侦探此案，而负责这项任务的，则是当时西北保卫局侦察科长谢兹群。
作为一名拥有极为丰富侦查经验的老红军，谢兹群不负众望，很快确定了袭击的土匪队伍——延安附近的哥老会，土匪数量与袭击周恩来的数量十分吻合，都是200多人。明确这一点之后，很快，上千名红军主力部队，配合地方部队开始对于哥老会土匪进行拉网式的剿灭。
毫不意外的，只用了几天的时间，200多名哥老会土匪被全部剿灭，而这个土匪队伍的头子也被活捉。
随着对于哥老会土匪头子的审讯，真相彻底大白。原来，袭击周恩来的行动并不是之前猜测的国民党有预谋行为，而是这支哥老会土匪的自发行动，其目的，则是杀害周恩来向蒋介石邀功。
至于他们如何知道周恩来的队伍的行踪，则是因为哥老会在延安有卧底，这个卧底叫冯长斗，他在延安待了很长的时间，对于只有一个城镇般大小的延安了如指掌。
所以，冯长斗通过自己的途径，获得了周恩来租用卡车和警卫战士出发时间和线路，并报给了哥老会土匪队伍，随即才有了刺杀周恩来的行动。
这场刺杀行动确实极度十分危险。如果不是周恩来沉着冷静，如果不是陈有才副官极为谨慎事先换上了周恩来的衣服，如果不是陈有才和副队长陈国强等人毅然留下来狙击掩护，面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周恩来很可能在这场自杀之间遭遇不测，这场小土匪队伍自发的刺杀行动，甚至可能改变中国近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