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禄丰

理学发展到明末，因为西学东渐的影响，到刘宗周、黄宗羲手上以及纠正了朱熹和王守仁学说的诸多弊病，具有了较健康的体系性，乾嘉考据之学则本来是受西学东渐的科学思潮影响而诞生的，这二者一同塑造了思维近代化的曾国藩。而没受过法家污染的孔孟先儒之学，与近代观念更是珠联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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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凭什么成功

清朝在与太平军的战区内委任数百名“在籍大臣”帮办团练，素有能臣之称的吕贤基、周天爵都没办出什么名堂，其余人更不足道。

有的敷衍塞责，有的借机中饱私囊，还有的稍微认真却又能力不足，最后兵败身死……只有曾国藩借助帮办团练的名分成就了丰功伟业。

曾国藩本是理学出身的文臣，因丁忧守制在家，才接到上谕帮办团练事务。原本他只想为江忠源招募几千兵勇，被长沙文武逼迫逃到衡阳后，却赌气招募了上万大军，从此开创湘军半个世纪的基业，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

曾氏被历史的合力踉踉跄跄地推到了清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前线，虽然前路隐约，不知方向，但他努力前行，“强勉行道”，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曾国藩天性迟钝而拙直，他的笨拙毫不掩饰地挂在脸上——左宗棠嫌他“才干稍欠展开”，李鸿章说他为人“儒缓”。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儒生，既无龙蛇之谋，亦无虎豹之机，如何能在乌烟瘴气的官场里克服困难另起炉灶？

在时人与后人的眼中，曾国藩的个人才干并不出色，甚至有人把他当作笨人崛起的典范。

清朝咸同年间的“中兴将帅”，论抚地方、安百姓的行政能力，胡林翼、李鸿章乃至左宗棠都要强过他；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军事能力，江忠源、左宗棠、胡林翼也都高过他；论平衡上下、协调部众、权谋机变，骆秉章、胡林翼就更不知胜他多少了。

然而中兴名臣中的勋望，以曾国藩为最高，湘军事业的奠基者是曾氏而非旁人。

有论者认为，正因为曾国藩比其他人笨拙，所以他以“拙诚”为立身之本，立下目标，以“结硬寨打呆仗”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正因他笨拙，所以肯下苦功，正因肯下苦功，所以他的根基比别人扎实，底蕴比别人深厚，越往后也就越厚积薄发，最终后来居上。

这种观点虽说没有错，但也不能完全解释他的成功。曾国藩的成就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名臣能吏。

按梅启照的说法，他是“武乡（诸葛亮）可拟，汾阳（郭子仪）可拟，姚江（王阳明）亦可拟”，“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

与曾氏同时代，既有笨拙刻苦的人，也有聪颖刻苦之人，然而成就都不如他。“拙诚”只是曾国藩成功的条件之一而非全部，其秘诀，恐怕还要另外寻找。

以军事而论，曾氏和其他团练大臣一样，都是读书做文章出身的士大夫，没受过专业的军事教育，顶多把《孙子兵法》当杂书闲看过几页。

曾国藩崛起绝不是靠“笨”

而《孙子兵法》也只是春秋时军事家孙武提炼的一些战争中的基本原则，它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战争，却不教授具体的战术。这种古兵法可以提高将领的思维水平却没有实操性。

正如近代一个经验丰富的造船工匠看到了牛顿三大定律，一定会惊叹牛顿是天才：牛顿居然可以把造船必须遵循的力学原理简洁明快地概括为公式。但刚入行的工匠却不能拿着牛顿的著作学造船，书生也不可能靠读《孙子兵法》学会打仗。

只有发于卒伍、久历战阵的职业军人才懂得如何攻城摧坚、拔营夺寨，也只有职业军人才懂士卒一天能走多少里路，一个时辰能挖多少丈壕沟，能在密集的箭雨下冲锋多远而不崩溃。不懂这些专业知识，是没有办法建军打仗的。

文臣们大都没有军事经验，古代的兵书大多也帮不上忙，只有戚继光的兵书相对务实，可以当操作手册，但那也是两百多年前的战术了。

曾国藩和那些仓促上阵带兵的文臣一样，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而这位天资本不突出的儒生，在上战场获得经验前就以极高的悟性创立湘军的营制，此后在几年的时间里迅速总结经验成为大军事家。

他与那些到死都未能学会打仗的同僚们相比，在学问和思维方法上有何不同？难道他从孔夫子传下来的儒家学问里，发现了深藏其中的兵法秘诀吗？

近年从科幻小说中引申出一句流行语“降维打击”，指思维模式和知识水平已经超越时代的人，面对他人时所拥有的压倒性优势。

比如说，一个在现代学习理论物理的大学生，即使只有中等智商，一旦回到十六世纪，依靠领先数百年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法，能轻易碾压当时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十八世纪时一个中等水平的英国将领，依靠近代军事科学知识，可以轻易击败中国、埃及、日本等尚处于中世纪水平的名将。

曾国藩的厉害之处，不在具体办事的能力，而在于有极高的悟性，他以超人的悟性突破了传统学问的思维模式，拥有近代科学家才有的思维方法，所以他能对同时代的英才们实行“降维打击”。

理学与考据学打造的近代人

曾国藩去北京做官前，只学过对付科举的应制文章，未得名师传授，学问一般。在京师做官十余年，遍访名师，才学到了真学问。

他在京师学到的学问大概有如下几样：从理学家唐鉴、倭仁学到了理学，从刘传莹学到了考据学，从穆彰阿学习到了官场应对。

唐鉴、倭仁教曾国藩做学问，认为一切学问都是发于“义理”，先以朱子学为核心，定下根本，再以写札记内省和打坐养气的办法修身。

朱熹以前的儒学家往往把精力用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之后再去端正他人和社会。但传统儒学只告诉儒生应该怎么做，其背后的史前宗教原则却在历史演变中逐渐被忘却。

朱子学则从本源讲起，认为在世界万物存在之前，先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叫作“理”，大到日月星辰，中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个人，都受这个“理”支配。人当从万事万物中去体会把握“理”，然后再到社会生活中去实践“理”，最后就会成为圣贤。

唐鉴提倡朱子学，就是让门人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从更高的层次去体悟“理”，然后居高临下，从容不迫地应对世事。

而倭仁的“检身”之法，就是每天写札记，在札记中记录并反省自身的言行，发现自己思想中不符合“理”，不符合圣道的苗头，立刻把它掐灭，使自己一言一行都与圣人的要求吻合。

至于打坐养气，一方面是在静坐中反省自身，一方面也在静坐中求得内心的平静，消除性情中暴戾、急躁、浮夸等负面因素，养成浩然正气。

钱穆先生曾说过这种静坐的妙处：

“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①

从现代观念来看，唐鉴、倭仁传授曾国藩的，就是哲学教育和人格养成。

朱熹开创的这套新儒家学问，“务虚”而不求实，把“寻理”这种经院哲学家的做派发展到了极致。他们重哲学思辨和个人修养，却不讲求实际学问，甚至认为做事的学问都是小伎俩，不需刻意讲求，因为“义理”通了，万事无师自通。

这种务虚的哲学发展到后来，导致儒生毫无做事的能力，“百无一用是书生”。颜元曾讥讽这些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空谈义理固然百无一用，但是如果把义理之学和经世致用的实学结合在一起呢？

传承自朱子的义理之学，其实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根本。朱子之学，从宇宙本体的高度来认识世界，从宇宙规律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纲常名教。

这种恢弘的世界观赋予了曾国藩更广阔的胸怀，更开阔的视野，让他在此后的事业中能跳出局部得失，超越短期成败，拥有战略家运筹帷幄的大格局和高峻宏大的气量。

朱子门徒以对“理”的认知和实践为最高追求，把人生祸福、事业成败乃至王朝兴衰都视为等闲。对于他们来说，生死、功利都是置之度外的，只要认真地追求和实践“理”，不但死亡不可怕，就连能不能名垂青史都不重要了。

朱子学的价值观给了曾国藩一种殉道者的自觉，这种看淡生死不计功名的态度，支撑他在险恶的形势下埋头苦干，知其不可而为之。

曾国藩的同僚们未能在太平天国战争那个大乱之世崛起，欠缺的就是这种学问根基，他们不能看淡生死成败，不能跳出局部得失去看待全局，也就无法做出宏大的事业。

后世皆尊曾国藩为大战略家，他作为战略家的大局观，以及规划好战略后克服万难坚守战略意图的坚韧，就得益于朱子学。

朱熹给曾国藩提供了思想深度

湘军统帅罗泽南对弟子说，打仗的要诀，就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这句话里。战场瞬息万变，生死只在一瞬，寻常人身处其间六神不定，就无法正确地做出判断。要想心定，就先要“知止”。

“止”并非适可而止的意思，朱熹对“止”的注解是“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按朱熹的解释，“止”就是“至善”所在，就是最高的境界。

知道自己应该达到的境界在哪里，有了一个高远的目标，就不会为眼前的琐碎小事心乱，就能心定。有追求天理至善这个高远的目标，曾国藩自然比一般人心定。

颜元嘲讽朱子学信徒没有具体做事的能力，是就朱子学的学术取向而言。实际上，朱子学对人做事能力最大的伤害，主要还是方法论的缺失——这也不是朱子学的毛病，而是中国传统学问共通的毛病。

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说，现代人找规律，对事物进行分类，“是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②

滥用演绎法的思维模式，是传统学者的弊端，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思维，认为全宇宙的运行都受同一种规律支配，这种简单明了、提纲挈领的规律一旦被找到、被掌握，世间万事万物的生灭循环法则都尽在掌中，人也就因全知而全能，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了。

这种规律，有时候称为“道”，有时候称为“理”。而这个所谓的“道”，中国的儒生认为就是阴阳五行，反映在社会领域就是儒家的道德训条，所以他们倾向于用阴阳五行解释事物，用儒家礼教解释社会。

例如磁铁能指北，用现代思维，就应该做实验，然后从实验结果中去归纳磁铁的特性和规律。传统的儒生就不屑做实验，他们只会设法用阴阳五行来解读这种现象：磁铁五行属金，北方五行属水，金生水，磁铁犹如北方之母，所以磁铁永远指北，犹如慈母永远凝望儿女。

这种思维方式阻碍了儒生求知，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其实是一种解释学，把未知的现象通过牵强附会的解释纳入已知的定律里，如果实在解释不了，就强行删改现象以服从既有学说。

这样一来，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就永远停留在阴阳五行的范畴，也很难去认识、总结新知识，提出新的规律，被套在古老思维模式的圈子里无法自拔。

因为不懂归纳、实证、逻辑，古代读书人很难把自己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感悟，归纳成系统可靠的知识，从而把具体做事的技术科学化、规律化地传承下去。

一代又一代的官僚在走上行政、经济、军事岗位后，只得从零开始去查杂书琢磨实务能力，能从实践里学到几分就看天赋了。尽管说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但有天赋学到的还是少数。

曾国藩在京师时，除了研究朱子学，还跟从友人刘传莹研究考据学。

清代的考据学，是中国古代经学研究中，思维方法最接近现代社会科学的部分。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盛于清朝乾嘉年间。

明末顾炎武等先贤认为，晚明社会的乱象，源于明儒随意解说儒家经典，空洞无意义地展开形而上的玄思，而忽略了从经典中寻找和现实相通的实际学问。因为对晚明空疏的玄思不满，对明儒随意解释篡改经文不满，他们提出要救世，先救经：

“经”已经被后儒改乱了，要从经书中寻求治世之道，就先要辨别出哪些“经”是真经，是真的圣人之言；宋明以来理学家随意发挥经义，要打击他们，也只有通过辨析儒家经典的本意，才能釜底抽薪地推翻他们立论的基础。

考据学主要就是通过细致地考证，以“实事求是”“无信不征”的精神，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从而恢复经典的原始面目，让儒学的阐发扎实有据，从而实现“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

考据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精神。

首先，考据学家打破了对古籍的迷信，具有怀疑精神，任何一本古籍，即使相传是圣人之言，考据家也先要根据各种史料记载来研究辨别，确认真伪。在辨别的过程中，他们以名物求实的精神展开科学归纳，最后发现了系统精密的逻辑推理方法。

考据学最初只是拿这种方法来考订古籍，从而为经学所用，尚未跳出传统经学的范畴。但是它孕育出了这样一套思维方式：

“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③

乾嘉考据学蕴含着与现代科学相通的方法论，曾国藩学会考据学后，把其中怀疑、求证、实验的思维方式，移到兵学上，以他极高的悟性，戳破了近代科学与传统思维之间的那层窗户纸。

乾嘉考据之学给曾国藩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曾氏超越其他清朝大臣，不是智商的碾压，而是思维层次的提升。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都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名臣，而曾国藩已经是一只脚迈进了近代社会的思想家。

真儒学能够培育大军事家

曾国藩半生戎马，没把考据学的手段用来治学，却用来研究实务、兵法。因为传统兵书大部分都是由没有军事经验的文人撰写的，颇多凭空臆造的理论，他领军打仗，一面要从古代军事文章里鉴别出有益的部分，一面要从实践中总结有用的经验。

怀疑和实证的思维方法，以及普遍采用的归纳思维，都使得曾氏在思维上靠拢近代军事家。

曾国藩之前的文人统帅，往往会熟读《孙子兵法》里的纲要，然后把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生搬硬套往里装，而曾国藩却不盲信兵法，他更习惯将自己战场上获得的经验加以归纳总结，形成自己的军事理论。

如前所述，其他文人统帅用的是演绎法，而他用的是归纳法。

曾国藩梳理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发现和古人兵法大为不同，因此他告诉弟子，古书中的兵法很多可能都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价值。

他还从实例中分析了为什么古代军事记录大多不靠谱的原因：

湘军大将很多都是文人，记录事件应该是他们的特长，但战争打完后让他们来复述自己的作战经历，很多都会与事实出入，互相矛盾。连他们都不能精准描述战况，那些没上过战场的古代文人记录的军事过程就更不过尔尔了。④

曾国藩曾用实践检验司马迁记录的韩信战例。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韩信在攻打魏王豹时，把战船集中在临晋迷惑魏军，陆军主力却在夏阳用木制的盆瓮渡河突袭。在与项羽的大将龙且交战时，韩信又用一万多个沙袋堵住潍水，趁龙且半渡之时挖开沙袋，引水冲垮了敌军。

曾国藩做了盆瓮渡河实验，发现木制盆瓮根本就不可能渡过河流，何况临晋一带的黄河？如果木盆能渡河，历代军队哪里还需要打造渡船？

他还做了沙袋堵河的实验，发现沙袋根本堵不住奔腾的河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截断河流。即使动用大量人力堵住了河流，挖开缺口时河流决堤也是不可控的，不可能以人力让河流想停就停，想决口就决口。如果他不先做实验，湘军盲目地模仿韩信的战例，肯定会遭到挫败。⑤

湘军多用行政才能杰出而敢于牺牲的文人，杂以少量八旗、绿营军官，曾国藩选拔部下时并不考察他们对兵书是否熟悉。

他说，古代名将如韩信、曹参，没听说过他们写什么兵书；近代的戚继光能写兵书，战绩却又平平；孙武能写兵书而不能实践，早就被苏洵讥讽过了。⑥

有的著作说曾国藩不信《孙子兵法》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著作，却按照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治军，其实他连戚继光也不全信，认为戚战功平平。

湘军打仗的办法，一部分是塔齐布、杨载福、鲍超等旧式军人带来的清军作战经验，一部分是书生们边打仗边总结出来的教训，学习前人兵法很少，而这也正是湘军得力之处。

晚明西洋火器传入中国，红衣大炮、鸟铳、抬枪等热兵器大量投入使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军已经是一支半热兵器的部队，后期甚至还引入了西洋开花大炮、来复枪。

这就使湘军的作战方法与冷兵器时代截然不同，即使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一类战术也已过时，照搬必然落伍。

无论是塔齐布等人带来的清军作战经验，还是湘军自己摸索出来的战法，都与当时的兵器相配套，是最接近当时技术条件的战术。

普通武将虽然有丰富的作战经历，但却没有总结归纳经验的能力，寻常文人带领军队，却又迷信古兵法。这种怀疑和实证精神，让湘军在战斗中总结提炼出了最适合自身技术水平的战法。

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书信里说，有人想从史书里学到用兵打仗的办法，只会徒劳无功。想要学会打仗，应该亲自下营，点名、看操、站墙，兵法其实就在这些实际的功夫里。

朱子学博大，考据学细密，两者合一，学问上就能致广大而尽精微。除此而外，曾国藩受桐城古文派的影响也很深。

他向倭仁学静坐、检身，因为自己体质羸弱，不耐久坐，打坐时耳鸣头晕，气血不通，身体越来越差，还得了失眠症，不得不放弃打坐养气。

此后，曾国藩就从桐城派治古文诗词，阅读司马迁、班固、韩愈、王安石的文章开阔心胸，以古人的浩然正气养自己胸中之气。

在研读历代古文名篇的过程中，他的视野更加开阔，知识经验也比一般只知道静坐的理学家更丰富。

曾氏从历代古文名篇凝聚的那种深厚博大的精神力量中得到滋养，从古文家们的人生中汲取智慧。尤其是桐城古文的写作，使他练出一手好文章，进而能写出雄辩的案牍。

在后半生的官场斗争中，曾国藩那一笔老辣、雄辩的文章，成了天下最有力量的奏折，帮助他战胜了众多政敌。

桐城派

给曾国藩提供了极强的表达力和说服力

曾国藩在日记里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⑦

因为不尽信书，偏好实证检验，曾氏没有门户之见，诸子百家的学问经过实践检验都可以为己所用；因为始终坚信“天理”，以朱子学为根底，他博采百家却极有纲领，不至于变成支离琐碎的杂家。

正因如此，曾国藩包容百家的学术背景和拙诚笃实的做人风格，让他虽未有军事经验，就已经具备大军事家的潜质。

而这些潜质，就来自儒学的修养。他从传统学问中悟出了指挥打仗的思维方法，进而青胜于蓝，突破传统学问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拥有了近代军事家的思维。

正如武侠小说里从道经、佛经悟出绝世武功的侠客，我们可以说曾国藩得到了孔圣人的秘传心法。

【注释】

① 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81、8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② 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9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④ “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事装饰成文，而不可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见《曾国藩全集》第28册第611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⑤ 出处同④。

⑥ 见《曾国藩全集》第13册第143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⑦ 见《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196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本文节选自《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深入剖析了曾国藩及湘军崛起的前因后果，多有别开生面的见解，大司马已读完，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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