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我军所向披靡，短短三年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500万大军，俘虏了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一定身份级别的最后都送到功德林监狱进行思想改造。

可以说，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在之前都是所谓的“党国干城”，每一个人的身份都不一般，不少人，其实军事能力还可以，只是时也命也，最终却沦为战俘。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从1959年开始释放第一批开始，到最后一批战犯于1975年释放，一共分成了7批，前后时间相隔有16年之久，最为特别的是第六批与第七批战犯的释放时间相隔居然长达9年，这中间有哪些历史原因呢？本文来说一说这一段历史。

功德林第一批释放战犯的时间在1959年12月4日，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都是非战之罪的人，而且抗日有功。

第一批释放的战犯最有名的是杜聿明，他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昆仑关战役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解放战争期间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他都是“救火队长”，统领过百万大军；但由于老蒋的“微操作”，杜聿明也无力回天，气得杜聿明埋怨老蒋：不知三军之事而统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统三军之任，党国危矣!

杨伯涛，抗日战争时期雪峰山大捷的有功之臣。淮海战役期间，他已经发现发现解放军几点迥异寻常的东西，解放军截然改变了过去长期一贯的作战方式，他已经从专业的角度提醒黄维要注意。但黄维就是不听，于是杨伯涛精锐的18军，全军都是美式装备，有着相当数量的重炮、坦克、机枪、自动化步枪、火焰喷射器等新式武器，训练严格，战斗力强，但几乎没怎么打，就被围歼了。气得杨伯涛到死的时候，也不肯原谅黄维，他在病床后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黄维是个外行！”

陈长捷更是抗日常胜将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傅作义出于保密没有告诉陈长捷正在和我军谈判，让他再抵抗几日，不然，陈长捷恐怕算是起义将领了。

还有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等第一批释放的战犯，无一不是抗日名将，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虽然站在国民党那边，但也是“各为其主”，失败也是“非战之罪”。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国民党战犯分为了三派。

第一派是兴高采烈的一群人，他们认为志愿军打不过美军，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等着看志愿军的笑话。主要是黄维、文强等人，尤其是黄维为甚，他幻想我军失败以后，老蒋会来搭救他出去，他想到了他以后也要建立一个比功德林还好的战俘营。

第二派的思想觉悟较高，他们为志愿军出谋划策，希望志愿军能够取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杜聿明的积极建言和杨伯涛等人编写的《美军战术之研究》等。

第三派是默默无语，什么也不说，只是暗中观察，这一派的人比较多。

随着志愿军首战云山大捷，再加上第一次战役的大胜，极大地震撼了功德林的战犯们。第三派很多人也加入到了第二派，他们心甘情愿地给志愿军炒面，据说功德林战犯做出来的炒面口味也非常不错。

杨伯涛还炒得非常高兴，边炒面，边写下了“调和鼎鼐倍辛忙，为最爱人爨糇粮。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的诗句。

基本上，第一批到第六批时间，只相隔了7年时间，每年都有释放战犯。

第一批释放的战犯杜聿明、杨伯涛等人，他们思想比较先进，献计献策，是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了贡献。

其后，第二到第六批，是受到第一批释放的战犯们的影响，先进带动后进，他们也逐渐接受了我党的思想教育，积极参与过为志愿军制作炒面，于是，都很快先后得到了释放。

功德林第六批战犯释放的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最后一批也就是第七批战犯释放的时间是1975年3月19日，这中间间隔了9年之久。

我们要知道在这之前，功德林几乎每一年都有释放战犯，为什么这一次要间隔那么久时间呢？主要原因在于这最后一批战犯的思想实在太顽固了。

黄维一直留着胡子，表示自己要效忠蒋介石，一点都不配合改造；刘镇湘一直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自己没有错，甚至竭力维护老蒋；国军的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中将，则认为自己是文天祥的23世孙，一直不肯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一类最牢固的一批战犯，一直到1975年，才得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