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横滨——傍晚的时候，船长通过内部通话系统传达了以下信息：9天前下船的一名乘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该病毒已经在中国蔓延肆虐。
虽然船上的乘客感到不安，但这是他们在“钻石公主号”上为期两周的豪华邮轮之旅的最后一晚了。当邮轮驶向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的港口时，船上的欢宴仍在继续。
乘客们吃着菲力牛排，在有700个座位的剧院观看演出，酒吧和舞池里挤满了人，直至深夜。邮轮管理人员匆忙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乒乓球、卡拉OK和宝莱坞舞蹈课，以便在公共卫生官员对乘客进行症状筛查期间，让那些不得不在船上多待一天的乘客有事可做。
泰勒(Tyler)和蕾切尔·托雷斯(Rachel Torres)是一对来自得克萨斯州欧林市的新婚夫妇，那天晚上，他们看了一个歌手的感伤情歌表演，希望能享受这次浪漫旅程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真没想过离开房间的危险，”24岁的职业治疗师托雷斯女士说。“因为是度蜜月，所以我们不愿浪费在邮轮上的最后时光。”
随着音乐流淌，乘客们也都暴露在接触病毒的可能之下。日本官员首次获悉与这艘邮轮相关的感染病例后，他们总共花了超过72个小时才实施封锁。
日本政府的拖延，加上在长达两周隔离期间采取的草率和无效的遏制措施，使得“钻石公主号”变成了漂浮的流行病灾难。
发烧乘客被留在客舱，几天都没有进行病毒检测。卫生官员乃至一些专业医务人员在船上工作时都没有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生病的船员和仍要继续工作的室友一起睡在船舱里，削弱了隔离的作用。
这艘邮轮目前已有634人感染、两人死亡（日本23日报告了第三起与这艘船相关的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从船上被转送医院的80多岁男性——编注），是中国以外冠状病毒感染者最集中的地方，在世界卫生组织整理的数据中，它已自成一类。
美国政府上周允许14名感染者与数百名未感染的美国乘客一同搭机撤离。日本官员已让近1000名检测结果阴性的乘客自由离开，尽管专家们担心其中一些人已经接触过病毒，日后可能出现症状。船员预计将于本周末下船。
周六，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承认，有23名乘客在没经过最新有效检测的情况下下船，并在上周下船后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现在船上隔离已经结束，大部分乘客都离开了，人们担忧他们可能开始在岸上传播病毒。
日本官员称，他们在形势迅速演变的情况下，已经尽到最大努力阻止病毒在国内的传播。当局表示，在确认船上第一批病例后，他们开始隔离乘客以减少传染。政府声称隔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
该船的运营商公主邮轮(Princess Cruises)表示，日本当局在检测和程序上起到了主导作用。该公司还补充说，他们的“重点一直是并仍然是乘客和船员的平安、健康和福祉”。
2月2日凌晨，在邮轮还未抵达横滨之前，香港官员就向日本厚生劳动省通报了最早受感染的乘客情况。
公主邮轮的一位发言人说，该公司于2月3日收到香港方面对感染情况的“正式确认”，并在当晚向船上乘客宣布了这一消息。
只是在当晚11点左右所有派对和演出结束时，客人才接到留在房间里的建议。邮轮在横滨靠岸后，医务人员上船，挨个房间为乘客测量体温，检查他们是否咳嗽，并对一部分人进行了病毒检测。
随着筛查继续，邮轮管理人员取消了第二天的活动安排。船上的人仍混在一起，在大型自助餐厅里排队就餐。他们使用公用的勺子和夹子，分享桌上的盐和胡椒瓶。
乘客都以为下船时间只会推迟一天左右。2月5日早上，当船长再次使用通话系统讲话时，许多人正要去吃早餐。
船长告知他们，日本厚生劳动省已经确认船上有10名冠状病毒感染者。
乘客们需要即刻返回房间，在接下来的14天，他们不得不进行单独隔离。
在被隔离的2666名乘客中，包括美国小说家盖伊·考特尔和她的丈夫菲利普
感染记忆
被困在船舱里的2666名乘客，现在有时间回忆邮轮封锁前，自己每一次可能接触到病毒的情况了。
一些乘客回忆说，在14号甲板上吃过自助餐，尽管大家的卫生习惯各不一样，客人们在排队前被敦促洗手。现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邮轮负责人在知道有客人被感染之后还开放自助餐。
关于艺术品拍卖会、下午茶会、猜谜之夜和打麻将的回忆都带上了一种不祥的色彩。
“回想起来，感觉所有事情都有问题，”52岁的莎拉·阿拉纳(Sarah Arana)说，她是一名来自加州帕索罗布尔斯的医疗社工，目前已搭乘美国包机撤离。
公主邮轮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船员们已经进行了“常规的环境清洁和消毒”，他们所使用的消毒剂“可以在30秒内迅速杀死冠状病毒”。
乘客们也担心在岸上的行程。那位被感染的乘客曾在日本南部城市鹿儿岛乘巴士观光。
75岁的盖伊·考特尔(Gay Courter)是一位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水晶河市的小说家，曾以邮轮为背景写过一个谋杀案故事，她回想起“钻石公主号”停靠在最后一站冲绳县首府那霸市的情形。乘客下船时，公共卫生官员会测量他们的体温——随着疫情在中国蔓延，这种测量越来越常见了。
回头看来，考特尔怀疑当时冠状病毒就已经开始传播。她与丈夫菲利普(Philip)以及一群朋友下了船，还在一个露天摊位吃了面条和炸红薯。
“我心里很后悔那么做，”她说，“因为当时那里太拥挤了，船上的乘客都在城里到处乱晃。”
每天都有更多病例出现：10例又10例，然后激增到41例。
最困扰乘客的，是一种信息被隐瞒的感觉。从厚生劳动省向媒体披露新病例到船上人员得到通知之间，往往有几小时的时间差。
乘客们得靠数在码头上排队等候的救护车来猜测当天会有多少新感染病例。日本籍乘客在舱内阳台上挂起横幅，其中一条写着，“严重缺乏药物，情报不足”。
“没有路线图”
随着隔离的时间慢慢地过去，政策和程序也在发生变化。
隔离的第二天，卫生官员开始让那些住在无窗船舱里的乘客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直到第三天，官员才警告乘客要与他人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后来与妻子一起撤离的托雷斯是护士，他注意到，甲板上的其他人对戴口罩并不总是很在意。
隔离的第五天，有关方面向乘客发放了防范效果更好的N95口罩，并建议乘客在开门收取服务人员送来的食物和便利品时戴上口罩。
隔离进行到一半时，日本政府宣布，一些人将获准上岸隔离，包括有基础病或船舱没有窗户的80岁以上的乘客。
泰勒和蕾切尔·托雷斯是一对来自得克萨斯州欧林市的新婚夫妇
这些变化并没有让人更有信心。乘客们要等上好几天才能拿到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药物。乘客们的牙膏和干净内衣也快用完了。
70多岁的乘客千田忠(Tadashi Chida，音)给日本厚生劳动省手写了一封信，他抱怨，船员们似乎应接不暇，检疫官员们对有症状的人不管不顾。
“船上失控了，”千田忠说。他还表示，他的妻子等了将近一周才拿到所需的药物。
“疫情正在暴发，”他说。“我们没有路线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在上周说，日本当局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健康”。
起初，卫生官员没有对每个人进行病毒检测，称他们缺乏资源。他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高危人群：那些与感染者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后来扩大到年纪较大和有症状的人。
一些乘客甚至在开始出现了可能的症状后，也很难获得医疗救治。隔离的第一天，67岁的加州圣克莱门特退休行政助理卡罗尔·蒙哥马利(Carol Montgomery)给医务室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了，想检测一下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2月13日，保罗·莫莱斯基在自己的船舱里做咽拭子检测
她被告知，是否检测要由日本卫生部们来决定，船上没有检测手段。过了一天后，她的丈夫约翰给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打了电话，试图说服一名官员，需要检测船上所有的人。
“我们在一个培养皿里，”约翰·蒙哥马利说。“这是一个试验。我们是他们的试验对象。”
卡罗尔·蒙哥马利最终说服了船上的医务人员，允许他们夫妇俩离开船舱接受检查。一名医生给他们做了流感测试，结果为阴性。这名医生给卡罗尔·蒙哥马利开了治尿道感染的抗生素。
但仍未给他们做冠状病毒检测。这对夫妇后来与其他美国乘客一起撤离。
来自犹他州图埃勒市的退休铁路运营经理约翰·黑林(John Haering)在体温急剧上升后，给船上的医务室打了电话。他被告知，如果病情不急的话，他需要等待。
他说，之后，有人拿着一个写字板来到船舱门口，询问了他体温后离开了。63岁的黑林待在与妻子同住的船舱里一直硬挺着，随着体温上升到了摄氏40度，他洗了个冷水澡，吞下了手里仅存的泰诺。
四天后，他的烧退了。这时，身着防护服的官员出现在这对夫妇的船舱门口，命令黑林令带上行李，然后用救护车把他拉走，把他的妻子留在了船上。
他被拉走的第二天，距离港口约65公里的一家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他目前仍在医院里，而他的妻子梅拉妮(Melanie)目前在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接受隔离。
2月5日，一个名为@daxa_tw的Twitter账号上贴出了官员上船的照片
共用的卫生间以及自助餐
在整个隔离过程中，船员们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有时一班长达13小时。他们每天三次为住在1500个客舱的客人准备好食物后送过去。他们为客人换毛巾、床单，还送去额外的让客人开心的东西：数独游戏、折纸、美容面膜。情人节那天还送了巧克力。
船上共有1045名船员，尽管他们面临的感染风险最大，也不得不继续工作。总共已有85名船员病毒检测阳性。
他们住在甲板下的船舱里，床铺靠的很近，最多四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他们吃的是自助餐。
焦虑的客人们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寻问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时，是船员们接听的电话。乘客每次上甲板呼吸新鲜空气后，船员们要擦洗甲板和护栏。他们为客人洗衣服。干某些活儿时，他们没有戴手套。他们重复使用口罩，使用时间超过了推荐的天数。
他们还承担了新任务：夜间在走廊站岗，以确保乘客不离开各自的船舱。受感染的乘客被送往医院时，船员还得把乘客的行李送下船。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感情、心理和身体上的压力真的很大，”一名在厨房工作的女子说。由于担心失去工作，她要求不具名。她后来被检测出病毒阳性。
一些船员即使在发烧后仍继续与其他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我住同一间客舱的人没有搬出去，”一名发烧后在房间里隔离的客房服务员说。“但他仍在工作。”
他问道，“隔离有什么意义？我们都困在一个已被污染的小空间。”
新冠病毒也感染了公共卫生官员，这些人知道他们走上一艘受污染的船。数百名公共卫生官员，其中许多是在控制传染病方面没有经验的官员，协助进行船上的筛查和管理工作。这些官员中有的没有穿戴整套的防护装备，他们中已有六人感染了病毒。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官员不情愿地让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Kentaro Iwata)在隔离的后期登上了这艘船。岩田健太郎对船上缺少控制措施感到震惊，就连船上的医务人员也没有采取多少措施。他在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中说，他曾观察到船上医务室的一名护士在接触生病的船员时没有戴口罩。
“她说她已经感染了，所以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岩田健太郎在视频中说。在有人批评他妨碍了船上的指挥系统后，他删除了自己发到YouTube上的视频。
托雷斯夫妇收到的护理套装
塑料布和胶带
为了打发时间，乘客们把时间都用来在网上看电影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们做健身操，通过闭路电视看船上的魔术师表演魔术。
随着感染人数持续增加，无聊变成了恐惧。在一个Facebook私人群里，乘客们说他们不惜一切要下船，他们的家人开始使用#getthemoffthatboat（把他们弄下那艘船）的标签。他们对隔离的有效性表示怀疑，担心病毒会通过通风系统传播。
船上的美国乘客向大使馆表示了担忧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名官员写道，“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通过空气处理系统在船上的房间之间传播。”这位官员说，最佳方案是让乘客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隔离期结束。
一周半后，美国官员改变了立场。美国政府宣布要在隔离期结束前将船上的美国人撤离，并将他们送到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军事基地再隔离14天。一封致美国乘客的信中写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做出的评估认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有很高的暴露风险。”
撤离行动出了问题。就在船上的328名乘客和船员前往东京机场的途中，美国官员从日本卫生当局得知，其中14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疾控中心的专家与国务院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们对该如何处理展开了讨论，让这些乘客和船员在停机坪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一些乘客不得不从大巴上下车，到车的一侧去解手。
国务院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最终决定把所有的人接走。他们把被感染者放在后舱，在两架飞机上用仅三米高的塑料布和胶带把他们与其他乘客隔开。
在乘客登机的过程中，站在考特尔身边的一名女子被告知她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三英尺（约合一米——译注），”考特尔说。“我记得当时心想，‘我刚刚花了两周时间避开任何阳性的人，现在却有个阳性就在我面前呼吸。’”
感染了冠状病毒的美国人被安排在一架包机的后舱，用塑料布隔开
其他国家效仿美国，包机撤离了船上的本国公民，并将对他们进行新的14天隔离。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在横滨的隔离期结束时不受限制地下了船，其中包括一大批日本乘客，他们占到船上乘客的一半。
2月18日晚，日本卫生部门开始允许乘客下船，还给每个人发了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称他们“不带来感染的风险”。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近1000人自由地下了船，他们中的一些人坐城市公交车，还有一些人乘出租车离开了码头。
专家们对这些乘客是否真的不对公众构成威胁表示怀疑。有些人在病毒检测阴性后，仍可能会出现症状。
一名60多岁的女子在周三下船，当时她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仅仅两天后她出现发烧症状，周六病毒的检测结果为阳性。
据两名美国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得知了14名病毒检测阳性的乘客被同机送回美国的消息后，非常愤怒。让感染者飞回美国的决定使特朗普惊诧。
现年63岁的琳达·冢本(Linda Tsukamoto)是来自加州马里纳德尔雷的退休零售经理，她决定不坐撤离的飞机，上周四，她被允许下船。她至少还要再过两周才能回美国，所以她住进了东京的一家酒店。
她说，酒店的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酒店里贴着警告客人新冠病毒风险的告示。
“我大部分时间都将呆在酒店里，”她说，“旅行了这么长时间后，我想还是安全点好。”
周三，乘客们开始下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