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胡宗南集中23万大军攻击我党中央驻地延安，当时整个陕北地区我军只有2万余人，面对国民党军队十倍的军事压力，伟大领袖们镇定自若，毅然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

无独有偶！

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共军发起莱芜战役，仅三日，共歼灭国民党李仙洲集团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其中俘虏了四万六千多人）。

战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没好气地说道：“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伟大领袖们能做出这样的决策到底有何底气？我军又为什么能在三天内干净彻底的全歼李仙洲集团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情报”。

周恩来

1921年7月的一个夜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座二层居民小楼中秘密开幕,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了。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犹如擎起的一把熊熊火炬,给近代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光明和希望。

可是就在会议进行的最后一天，会场却遭到了暗探的注意和法租界巡捕的搜查，导致会议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件事的发生，让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钢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

于是，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中央就成立了第一支保卫大队。不过，早期的保卫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工作系统，直到1925年，中共中央选派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到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保卫工作，两年后的1927年终于成立了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才有了专门机构。

然而没过多久，汪精卫便在武汉分共，军委“特务工作科”被迫停止运行。

南湖嘉兴红船

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他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央特科”。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

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就在中央特科成立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

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共隐蔽战线和情报机构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漫长斗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戴笠

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情报战上的斗争主要是中共中央特科与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前身之间的斗争。

届时，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了国民党中统的高层，使共产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系统最高核心的一举一动。在获取的大量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让中共中央在危急时刻免遭破坏。

相比于顾顺章，中央特科策反的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却立下了大功。他利用其在国民党内部的特殊地位，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的行动部署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等情报，解救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共产党的高层人物。这便是共产党争取秘密反间力量的一个最早的成功范例。

这也就形成了中共特科获取情报最主要的两种方法：“打进去”和“拉出来”。

龙潭三杰

利用这两种方法，中央特科不仅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还获取了蒋介石将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围剿”的兵力部署、具体时间等绝密战略情报，然后设法通知根据地的红军，为红军指挥部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为取得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抗战时期，中共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地位，在军事上八路军、新四军也迅速发展，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中央就需要掌握更多、更机密的情报资料。于是，各个地区都有了自己的情报工作机构，情报据点和人员都大幅增加，之前的“中央特科”已不再能满足工作分配。

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1年9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采用的是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方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的统战思想深入人心，一些对蒋介石统治不满的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及社会民主人士，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有了亲共的想法。

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隐蔽战线的作用也就发挥到了极致。

中央情报部成员，中为李克农

中共不但派人打入国军决策机关，窃取军事机密，而且还派遣地下党人员策反国军内部将领或联络国军内部的中共潜伏人员战场起义。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解放整个大陆（除西藏外），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就达到将近85万人，接近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总数的九分之一。

这些起义，增强了解放军的政治声势，减少了战场阻力、压力和牺牲，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而所有的这一切都饱含着中共特工的心血和无数特工人员历尽艰辛的卓越功绩。

也许大家都听过，在解放战争中，当蒋介石看到己方的作战计划时，毛主席的桌子上已经有了一模一样的5份：作战厅长郭汝槐、参谋次长刘斐、速记员沈安娜、机要参军韩练成、南京军话总站都发来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

这样的成就照样和我们党“打进去”“拉出来”的特工人员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掐住了蒋介石的脉搏。而其中就有被我党“拉出来”的国民党中统淮阴地区调查统计室的主任郑连魁。

中共特工沈安娜

郑连魁是在两淮解放时期被我党人员俘虏的。被俘之后，他十分紧张，茶饭不思。因为在任职中统时，看多了中统是如何对待中共党员的，那些残酷至极的手段，想想都不免让他胆战心惊，他以为等待他的也会是同样的严刑拷打。

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共一直有自己优待俘虏的政策，那就是一直在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仅没有对郑连魁进行严刑拷打，也没有任何虐待他的行为，只是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

这些思想教育全是关乎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百姓安居、人民共同幸福的。一段时间之后，郑连魁通过自己在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他得出了自己的评价。他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共才是一支正义的队伍，才是真正为国家、为老百姓考虑的组织，他决定弃暗投明，加入到这个组织，成为他们的一员。

国民党调查统计局旧址

对于郑连魁弃暗投明的举动，中共中央当然是欢迎的。随后针对他的身份，做了符合他的职务安排。郑连魁依然以他在国民党的职务返回，做一名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卧底。

回到国民党那边的郑连魁兢兢业业，做事仔细，又重新获得了上司的亲睐。随后，在国民党重新占领淮阴地区之后，恢复了他的中统淮阴地区调查统计室主任的职务。从此，郑连魁便借着职务的便利，为中共提供了诸多的情报。

根据郑连魁所提供的情报，中共方面查获了中统潜伏在盐阜、淮海地区的特务100多名。而后又对这100多名特务进行政策感召，顽固者以实际罪行论处，剩下的都愿意服务于中共，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如此循序渐进，中共的特工力量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如此一来，深入敌后的工作让郑连魁越来越顺手，可是有一天，他还是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剧照

这天，郑连魁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突然门外有人喊“报告”，进来后，原来是自己手下的一名股长。他眼神恍惚，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对郑连魁悄声说道：“主任，我是来投诚的，我是中共的卧底。”郑连魁猛地一惊，抬头看着他，身上已然没有中共党员的浩然正气，于是轻蔑地问他道：“你既然是中共卧底，又没有暴露，为何选择投诚？”这名股长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对郑连魁说：“我当初来的时候，确实是心怀信仰，也为中共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多年的地下工作，深感危机四伏，不是一般的苦。同时，也看多了国民党富足的生活，让我羡慕不已，想想人生短短几十年，享乐和受苦就在一念之间，我不想再受苦了。”

听他说完，郑连魁深邃的眼神一直盯着他，直盯得那个股长开始慌乱。为了让气氛不再尴尬，股长又补充道：“还请主任多多美言几句，在下感激不尽。”随后，他又说出了自己单线联系的上级名叫“宋学武”和他的联系方式，并表示可以反过来为国民党窃取中共情报。

听到这里，已经愤怒到极点的郑连魁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有没有其他人知道你的身份？”

国民党中统头目

这名股长立刻表示到目前为止，自己的身份还是个秘密，自己从来没有对别的人讲过。如此一来，郑连魁松了一口气，他假意让股长先回去，并承诺会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替他“请功”，并让他先不要将这件事对任何人讲。

股长听了非常感激，谢过郑连魁便转身回去。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卧底多年没有暴露身份，反而因为这次投诚要了自己的命。就在他刚刚转身出门时，郑连魁迅速开枪射杀了他，替中共除掉了这名叛徒。

一股邪风还没有吹起来就被郑连魁给挡了回去，国民党淮阴区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而此时，中统、军统的特务头子正忙于争权夺利，疏于反共，已然将蒋委员长的嘱托忘之脑后。

最终，中统反共乏力，特务头子徐恩曾一心谋官、谋权，结果被蒋介石本兼各职全免；军统又因势力膨胀，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自戴笠死后，便一分为三，浙江派毛仁凤，广东派郑介民，湖南派唐纵，三人各搞各的特务系统，力量大大分散，再加上中饱私囊，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反共力度大减。更是在国民党败亡之际，不思进取，纷纷寻找失败后的退路，有的甚至直接与中共合作。

蒋介石（右）

真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9年12月，蒋介石败退至台湾省后，面对自己的大失败，他发出了一句流传甚广的感叹：“天下何人不通共”！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而情报战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只有政治清明，才能培养出素质过硬、忠诚度高的特工队伍，也才能吸引像郑连魁这样的有识之士的投诚，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充满血雨腥风、诡异莫测地隐密战线上战斗。

最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