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平山县创刊，第二年随中央机关前往北京，并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成为我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叫邓拓。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邓拓的故事。
邓拓是福建闽侯人，生于1912年，来自一个士绅家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邓拓从小就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期间，邓拓接触到进步思想，逐渐背离了家庭所属的阶级，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邓拓秘密进行一些革命活动，先后两次被国民党逮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展，邓拓被放出，随后，邓拓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开启新的人生阶段，并将名字由邓子健改为邓拓。
当时，邓拓所从事的工作是新闻宣传领域，晋察冀根据地有一份影响力特别大的报纸，叫《晋察冀日报》，张春桥就曾担任这个报纸的主编，邓拓曾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与总编辑，这样来看，张春桥曾是邓拓的部下。
那段时期，邓拓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5年5月，邓拓在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邓拓开始作为总编辑主持人民日报的全面工作。
时间来到1956年，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来到高潮阶段，但在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急躁冒进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了一篇名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邓拓收到稿件进行修改后交给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审核，刘、周等领导进行修改和打磨后，最后交给毛主席审定，毛主席批示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毛主席一向对《人民日报》的文章非常重视，这次反常的表现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对这篇社论不满。
然而，邓拓还是将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这是建国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对此，毛主席说：
“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在普通人来看，邓拓可能只是发表了一篇社论，但他却卷入最高领导人的路线之争，并失去最高领袖的信任。
邓拓可能不会想到，接下来是一场大风暴。
1957年，党内开展整风，号召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批评党的缺点错误，人称“大鸣大放”，当时，《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毛主席公开表扬了这两份报纸，相比较，《人民日报》却不温不火，引起毛主席的不满。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温不火？
那是因为邓拓有意删改稿子或者直接扣押不发表，为何呢？
邓拓认为文章发表了会有损党的形象，还有一点，邓拓明白发表了谁的文章就会害了人家，也就是说，邓拓在有意保护那些鸣放者，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毛主席的初衷。
1957年4月10日，邓拓、胡绩伟等6名编委接到通知，到中南海接受毛主席的召见，这次谈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毛主席对邓拓进行了严厉批评，说：
“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
“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这次谈话，毛主席还对几个副总编辑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几个“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邓拓，“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也不敢喝邓拓“争吵、拍桌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
1958年1月，邓拓接到通知到南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然后毛主席又批评了邓拓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恰好邓拓进入会场。
毛主席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
回北京后，邓拓这才递上辞职报告。
对于邓拓的遭遇，老首长彭真很是同情，便将邓拓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主管文教的书记。
邓拓可能不会想到，还有一场更大的风暴降临。
1966年，“文革”的大幕拉开，吴晗、廖沫沙、邓拓首先落马，其中，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被指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开路先锋，市统战部部长廖沬沙是 “执鞭”的“兄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则是领军的“主将”。
既然邓拓是“主将”，那身后的“帅”是谁？
林彪在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写道：
“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通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突然被捕，与此同时，全国报纸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
看到这段话，邓拓已经明白，自己绝无翻身的可能，第二天深夜，在写好遗书后，邓拓服安眠药自尽身亡，成为因“文革”自杀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