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有这样一幕：1951年的一天，他陪同斯大林散步时，突然听到对方喃喃自语。仔细一听，赫鲁晓夫心中大骇，只见这位曾经以意志坚毅而著称的领袖居然有些失魂落魄地说：“我不再敢相信任何人了，我甚至连自己都不信……”赫鲁晓夫不知道领导为何突发这样的感慨，在一旁吓得不敢搭话。事实上，这是斯大林晚年的一个写照。

众所周知，多数时间里，斯大林是一位知人善任的领导者。他十分欣赏干才，而一旦赢得了这位领袖的信任，便可以获得巨大的权力。例如在二战时期，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的约瑟夫·罗季奥诺维奇·阿帕纳先科就几乎被赋予了全权，甚至可以先斩后奏地撤换麾下将领或是征兵。

问题是，阿帕纳先科算是个“粗人”，其行事风格一开始不能被下属所接受，况且被他取代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上将是两枚列宁勋章的拥有者，与之相比，阿帕纳先科功绩平平，很容易被怀疑是靠奉承阿谀爬上来的。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此君没少被同僚和下属暗中中伤，甚至有人曾举报他试图叛国。难得的是，对于这些，斯大林全然不顾。结果事实证明，阿帕纳先科性格果断，敢想敢为，正是有这样一个角色镇守远东，苏联大后方从未出过乱子。

阿帕纳先科的例子足以说明斯大林早些年对手下得力干将的信任，而到了晚年就转而变成另外一种情况了。其他人先不说，众所周知，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长期稳居苏联权力中心，是最高领导人的忠实追随者和政治盟友，他对苏联的贡献毋庸置疑。按理说，对这样一位得力干将，斯大林本应尤其放心才对，结果却恰恰相反。

有一次，莫洛托夫前往美国会谈，当他的工作报告被摆到斯大林面前时，后者正在休假。或许是闲来无事，斯大林突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此行要先去华盛顿，然后再去纽约，这趟行程肯定要坐火车；以他这样身份的人坐火车，最低标准也得给包个车厢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儿——莫洛托夫哪来的钱去包厢呢？不用问，肯定是美国人给出。这么一想可就不得了了，斯大林断定莫洛托夫一定是收了美国人的好处，今天接受了包厢服务这样的小恩小惠，以后就说不定会被策反。

想到这儿，斯大林气得暴跳如雷，立马让同在美国的维辛斯基调查莫洛托夫的行踪。后者还以为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一时间被搞蒙了。看这架势，常人大多以为莫洛托夫是犯了什么原则性错误。这样一位“大人物”即将垮台，带给人的震撼还是巨大的，然而当维辛斯基得知莫洛托夫的“过错”完全是出自斯大林的“推断”后，顿觉哭笑不得，他赶紧向领导汇报：莫洛托夫同志没有接受美国人的恩惠，他在美国也没有包厢，做的就是普通座位而已。

贝利亚也曾无端遭受过猜忌。有这样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斯大林闲来无事，突然对身边的基层工作人员产生了兴趣。他仔细打量着每一个人，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太对劲儿——似乎所有守卫都是格鲁吉亚人。

斯大林本身就是格鲁吉亚人，让老乡来做保卫工作应当更加放心才是，他可不这样想。他记得贝利亚也是格鲁吉亚人，这些人一定是后者精心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说不定哪天就要搞些“小动作”。斯大林很生气，立马把贝利亚叫到面前询问此事，贝利亚当场就蒙了，愣了好一阵才说：不一直是这样安排的吗？

客观而言，斯大林性格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早年的工作本就令他做事小心翼翼，而二战结束后，他曾尝试同西方国家交好，他甚至表示，如果美英愿意同苏联建立合作关系，那么他愿意适当放弃一些经济权利，同时参考西方国家的意见对苏联体制进行改变。然而，对方非但不领情，反而搞起了冷战，一方面用高压政策压迫苏联及其盟友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环境，同时又派出间谍在暗中大肆破坏。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台面上的博弈，出招再凶险也有对策，真正令斯大林担忧的正是西方国家的阴招。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多疑，他干脆将国家的决策中枢转移到了自己位于莫斯科西郊的私人别墅中。这座别墅距离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只有不到12分钟的车程，占地不到1000平方米却守卫极其森严。别墅的安保人员都是从苏军中特意挑选的精英，对领袖忠诚不二。当然了，即便身处高位，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进入其中。斯大林会提前发放“晚宴邀请”，某个“新面孔”突然接到通知，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受宠，即将飞黄腾达；那些常客更不用说了，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掌权者。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莫洛托夫同志，虽然有同僚帮忙开脱暂时得以保全，但他的仕途显然还是受到了影响。作为最频繁出入别墅的“老面孔”之一，突然有一天，莫洛托夫并没有收到邀请——这意味着这位曾经的实权派大人物，最高领导人最为坚实的盟友之一，已经开始失宠了。

冷战严苛的政治氛围让斯大林多疑，同时也令其性格变得有些怪异。早年的他是个颇为幽默的人，晚年时却喜欢给身边的人讲一些冷笑话。其中有一则“笑话”十分令人费解，大概是这样的：斯大林曾在过去某个冬天去野外打猎。他独自一人乘雪橇穿过结冰的叶尼塞河，又在雪中徒步走了12俄里，突然发现有棵树上站着一排鹧鸪。这些鸟本来并不是他心仪的目标，但鹧鸪一般都出现在田野或是草堆中，几乎不可能大冷天站在树上。于是好奇之下，他开枪打死了几只。不过斯大林只带了12颗子弹，树上却有24只鹧鸪，他立马回去拿了一些，回来后把剩下的12只也打死了。

斯大林晚年时非常偏爱这个笑话，他不厌其烦地讲给身边的人听，从政客、将领到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几乎所有人都听过它。一开始，它只是个冷笑话，人们也确实只把它当成一个笑话，但诡异的是，随着它被不断重复，听者愈发感觉压抑，甚至当斯大林不紧不慢地讲着它时，听者已变得脸色惨白，汗流浃背。据说还有人当场不省人事，实在是令人眼界大开。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领导变得多疑，下属自然很容易看出来。而晚年的斯大林也常常在交谈中突然用一种类似于开玩笑的语气试探：“你的眼神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或是“为何你不敢跟我直视？”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下属们自然平添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曾提到，直到斯大林逝世后，人们才从秘密档案中发现，原来内务部的爪牙们从未放松对每个人的监视，他们私下的许多言行都被记录在案，甚至连赫鲁晓夫本人这样绝对的“心腹”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