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在这样一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作为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却眉头紧锁。

虽然窗外依稀能够听到人们升腾的欢闹声，璀璨的烟花照亮着夜空，但在这一片喜悦的氛围之下，毛主席却独自坐在菊香书屋的桌案前，眉头紧锁地盯着手中的电报。

“唇亡齿寒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击溃了朝鲜人民军的防线，一路向北推进，朝鲜首都平壤陷落，战火也已经蔓延到了中朝边境鸭绿江边。

虽然在此期间，我国多次呼吁美国不能干涉朝鲜半岛的内部事务，但他们却熟视无睹，甚至多次派遣轰炸机对我国东北边境线上的村庄、城镇展开袭击。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同志们自然明白，美国之所以如此不顾一切地大动干戈，肯定不只是为了朝鲜半岛上的利益。

于是在之后的一连几天时间里，党、政、军召开了多次高级干部会议，最终在10月8日这天敲定，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后赶赴朝鲜战场参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批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来到了异国他乡的战场上阻击侵略者，并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这天，迫使美军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历时3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宣告结束。

在这场立国之战中，我国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同时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根据统计，我国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队以及民工数量高达300多万人，伤亡近40万人。

然而，就在志愿军将士们唱着嘹亮的军歌，乘坐列车凯旋而归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还记得，曾有5位志愿军正师级干部因犯下大错，而被原地解职。

那么，这5位高级指挥官究竟是谁？他们又犯了怎样的错误呢？

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他们的人生又是怎样的呢？

1950年底的第二次战役中，彭德怀给42军军长吴瑞林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拦截美第八集团军残部，争取最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可吴瑞林在派遣下属的第125师、126师发起追击时，由于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道路泥泞湿滑，两支部队未能及时抵达预定地点，导致美军残部早已逃之夭夭。

无奈之下，吴瑞林只好立马联系距离敌人最近的124师，让他们火速向南行进至舍人场拦截敌人。

当师长苏克之、政委季铁中率部疾驰到舍人场后，一条奔腾湍急的江水却拦住了去路。

要知道，他们是拦截敌军残部最后的机会，如果不能及时渡江，恐怕真要眼睁睁看着敌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

望着汹涌的河水，苏克之一咬牙怒吼道：“全体将士搭浮桥，一定要拦住敌人！”

就在战士们准备蹚入冰冷的河水时，季铁中却急忙拦住了他们。

他先是让大家原地休息，随后来到苏克之身旁低声说道：“水流太急了，不能让将士们白白牺牲吧？”

“再者说了，单凭我们一个师去拦截敌人，无异于螳臂挡车，还是等另外两个师到这儿之后再追击吧”。

季铁中口中的另外两个师，正是同属42军作战序列的125师、126师。

闻听此言，苏克之虽然明白这番话有道理，可他也清楚，要是不赶紧渡江拦截，敌人恐怕就要走远了，如此歼敌良机如果不把握住、稍纵即逝。

于是，苏克之果断地摇了摇头，并坚持命令将士们当即渡江。

而季铁中见对方不听自己的建议，便铁了心与他争执起来，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等到124师渡江之后，哪里还有美军的身影？

当作战报告呈交给志司后，季铁中便被撤去师政委职务。

可即便犯下如此大错，组织上考虑到季铁中曾是一名老红军战士，并没有对他过多责罚，回国后依旧让他担任东北军区政治文化干校校长、工程兵部政委等职务，并在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1950年10月，原驻扎在上海的第26军奉命北上山东，在山东境内整训了一个月后，便入朝参战。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由于部队准备仓促，当他们进入战场之后，映入眼帘的便是无边的茫茫白雪。

虽然将士们并没有来得及准备御寒的棉衣，但前线战事吃紧，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只能无奈地给下属部队分配任务。

第9兵团要在长津湖一带与美7师、美陆战第1师掰手腕，为了保险起见，宋时轮安排第20军、第27军负责主攻，26军为预备队等候调遣。

11月27日晚，趁着夜色的掩护，20军、27军对长津湖一带的美军发起突然进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美7师和美陆战1师也在激战中走散。

此时，原本还嚣张跋扈的美陆战1师才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阵地里，恐怕难逃被全歼的结局，于是师长史密斯慌张地下达了撤退命令。

眼看敌人已经溃不成军，宋时轮也认定这是全歼这支美军王牌部队的机会，于是果断下达指示：一定要全歼美陆战1师。

可要想全歼这支敌军谈何容易，彼时天寒地冻，志愿军将士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薄的衣服，而且弹药、粮食也出现了短缺。

当20军、27军将目前的窘境汇报上来之后，身为兵团副司令员的陶勇找到宋时轮说道：“前线将士们已经和敌人对峙了多日，如果继续追击，恐怕伤亡太大了”。

听到这番话，宋时轮也意识到先前命令的不妥，在一番深思熟虑后便回应道：“那就让26军去堵住他们”。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命令下发到第26军88师师长吴大林手中后，他竟然犯了一个重大失误。

原来，当时已经入夜，吴大林在看过电报后，竟然找到政委龚杰，指着外面被月光照耀得白茫茫的雪地说道：“外边零下30多度，而且又是漫天大雪，要是这时候行军容易迷失方向，不如我们明天一早再出发吧”。

而龚杰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在他看来，如此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就算敌人日夜兼程地撤离，也跑不了多远，明早开始追击还是可以赶上的。

当时间来到第二天，由于88师各团收拾营帐耗费了太多时间，这也导致他们行动时已经是下午3点。

正是因为这个失误，导致88师抵达预定阻击位置时，竟发现美陆战1师竟抢先一步从这里经过。

懊悔不已的吴大林本来还想率军继续追击，可恰巧与敌人的战机相遇，一番狂轰滥炸之后损失了不少兵力。

当宋时轮得知消息，自然无比愤怒，却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将情况汇报给了志司。

经过几天漫长的等待，彭老总最终发来回电，撤销吴大林、龚杰职务，并取消88师番号。

1951年4月22日，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对敌人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次战役的目的也很明确，美军的支援部队正准备登陆，而志愿军将士们则需要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先歼灭对方几个师、挫一挫他们的锐气，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此时，身为63军军长的傅崇碧接到了志司命令：率部火速前往临津江，攻克敌人布置在西岸的防御工事。

对于此次作战任务，傅崇碧显然是胸有成竹的，毕竟63军在此之前已经和“联合国军”打过一仗（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

于是，傅崇碧当即喊来手下的三位得力干将，187师师长徐信、188师师长张英辉、189师师长许诚。

当三人急匆匆地赶到军部之后，傅崇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志司给咱们下作业了，要全歼临津江西岸的英29旅，你们三个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闻听有仗要打，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随即拍着胸脯保证道：“一定完成任务！”

最终在傅崇碧的安排下，三人也都被安排了详细的作战任务。

187师、188师作为此次攻坚战的主攻任务，先行对英29旅的防御工事发起进攻，而189师则担任预备队，一方面在临津江一带设防、防止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另一方面假设另外两个师首战失利，189师则作为第二批主攻部队顶上去。

第二天清晨，187师便对临津江西岸的英29旅发起进攻，188师则迂回到敌人的左翼进行围堵。

虽然志愿军2个师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然而英军凭借着有利的地形以及防御工事的优势负隅顽抗，这也导致攻坚战陷入胶着状态。

此时，189师已经来到了临津江新岱渡口，政委蔡长元通过望远镜观察战场局势后，便急不可耐地对师长许诚说道：“187师、188师遇到了硬骨头，咱们也赶紧入场吧”。

如果这个时候189师渡江参战，必定能帮助友军减轻压力，全歼英29旅也是可能的。

然而，师长许诚却表示了拒绝。

“咱们的任务是阻拦敌人的增援部队，就算真的要参战，也要等军部下达指示再说”。

一番话令蔡长元哑口无言，在这个时候等待军部的命令虽说也是正常的流程，但许诚忽略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句话。

整整一夜，189师依旧在临津江东岸设防，187师、188师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仍未能拿下英29旅阵地。

第二天清晨，美军战机的轰鸣声从远方天际传来，见此情形187师、188师只能撤退。

战斗结束之后，许诚便因为贻误战机被撤职，蔡长元接任师长职务。

许诚虽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不佳，但念在他在革命年代立下过不少战功，还是在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并先后在63军、67军任副军长。

1951年4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将士们一路势如破竹，将战线从“三八线”一带推进到了汉江南岸地区。

而到了5月中旬，敌人又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彭德怀等志司领导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最终决定在5月23日全军向后撤退，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在撤退的过程中，第60军180师的任务则是在汉江南岸坚守3到5天，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与此同时，与180师一同承担防御任务的是第15军以及第66军。

然而，由于战斗过程中通讯无法保障，当这两个军根据志司命令撤离前沿阵地之后，180师却始终未能收到撤退命令。

如此一来，180师一万多人成为一支孤军，根本无力抵挡敌人疯狂的反扑。

在这个时候，副师长段龙章意识到了险情，便当即找到师长郑其贵，要求主力部队立刻渡江向北转移。

而郑其贵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他固执地说道：“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将士们决不能后撤半步”。

其实，早在两天之前60军军长韦杰就多次派人用电台联系188师，要他们开始撤退。可由于受到信号干扰的原因，180师根本没有接到命令。

直到5月24晚，郑其贵才收到这封迟来的电报，并立即命令全体官兵准备渡江北上。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势，180师来不及做迎战准备便被冲散，各部队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游击战与敌人周旋。

直到6月10日战役结束之后，原本一万多人的部队只有4000余人归建，师长郑其贵也被撤职。

对于如此巨大的伤亡代价，彭德怀深感痛心，同时也对于通讯不及时一事作出了检讨。

当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毛主席也是久久不语，为了弄清楚事情的详细经过，他还多次召见第60军军长韦杰、第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等人，向他们询问作战时的情况。

待一切水落石出后，毛主席这才痛心地呢喃道：“将近7000人就这么牺牲了？要是他们能及早撤退，不会这样的……”

虽然这5位师级干部因犯错被撤职，但在众多志愿军高级指战员中也只不过是极少的个例。

而且战争结束后，他们依旧得以出任重要职务，也算是组织上对其以往革命功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