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中两年，蒋同学坐在我前面。个子不高，国字脸，五官还算端正。

他脑子好用，却嘴笨。他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数学和英语科代表。那时叫尖子生，现在叫学霸。

我几乎每天上午第二节数学课都会毫无办法的瞌睡。拿着笔做笔记，听着写着，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像被胶水粘住，头像打了箍似的闷疼，沉甸甸的举不起来，就像马上会死掉似的趴下了。

我上高中需要寄宿，都是从自己家里带干菜，每周三回家再带一次菜去学校。基本就是酱豆子、萝卜干、用大米粉腌制的 “王子”（把大米磨碎，加盐和少量辣椒，再放入坛子里面密封，十天半个月可以炒来吃了。带到学校后把它放饭里面，加点开水下饭，这种东西家里条件好的才有）。我们青春发育期，根本吃不到蔬菜。老师觉得我不是偷懒的学生，我打瞌睡从来不叫我。

农村孩子能穿上一件新衬衫不容易。可我几次打瞌睡，笔尖无意思地顶着前面蒋同学的背，他的新衬衫上就有了我的“泼墨”作品。

下课后，我要给蒋同学去洗，他不让。自己悄悄跑到老师房里洗了。

因为瞌睡，我无法听数学课。作业题无从下笔，只好拿他的作业本来看。每次都是先欣赏他画的几何立体图形，然后思考他作答的思路，我搞不懂还得去问他。

他的数学作业总是那么干净漂亮，几何图形做得一丝不苟，答案又快又精准。每次作业都会得到老师赞扬。

英语作业也得问他。记忆中，他没有过厌烦。

他耐心辅导我作业，引来男生讥笑：“六妹子（他排行六，同学叫他诨名），也教我们做数学题吧……”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要我愿意问，他就一步一步地教。

他记忆力超强。语文课，老师布置背课文片段，就那么几小段，我叽里呱啦读了一个早自习一句都背不来。

他每天都到校很早，我在读书，他正襟危坐，也不见他读书。

课堂上，老师叫他背，他竟然轻松自如地全文背诵如流。

莫名其妙！问他：“没听你读，怎么能背的？”

他平静地，不屑一顾地说：“你帮我读的呀。”

我愕然！

他又说：你在我背后大声读，我还背不得呀？

羞愧。哑然！

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心里纯洁得像一张白纸。同学们取笑他，我不知别人说的什么，依旧找他问这问那。

高一时，班委会上评助学金，我提过他一次名。为此，他心存感激。

我就这样浑浑噩噩，混到快毕业了。

有一次，我又请教他英语翻译题。他把作业本往我手里一塞，说："自己去看吧。"

打开作业本，里面有张字很工整的小纸条。具体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开头写道："亲爱的同学"。其实那时都不懂"亲爱的"三个字的真正含义，只看到课文中有一篇外国人写的信，开头就是用的“亲爱的✕✕✕”。

上课了，我看了看纸条，隐约明白一了点什么。但我希望纸条上写的不是我所想的那个意思，怪自己想多了，随手放进衣兜里。

下课后，我悄悄把纸条给同桌看。她看完纸条，说看不懂就给我了。

在那年代，学生写纸条，学校绝对禁止。一旦暴露，就会被定性为品行不正，我吓得赶紧把纸条揉成团捏在手心。想扔到风中，却又不舍。不知所措的我，整天惶惶然而魂不守舍，沉默不语。也不问他作业了。

几天后，我的心事被老师发现，并传话要我去他宿舍。

我经不住老师的盘问，只得将事情和盘托出，并把纸条交给了他。

老师反复看了纸条后说：“他对你有好感。”老师不动声色，反而叫我给他“做思想工作”。

本分单纯的我，吓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担心老师拿到班上去说，自己无地自容。

不知过了多久，我照老师说的做了，他却反感地说：“浇水要浇根，交人要交心。”

还问我：“你把纸条给谁看过？”

我骗他说：“谁都没看过。”

从那以后，我不敢像从前那样随便问他数学和英语作业了。我们渐渐陌生起来，且干脆拒绝跟他说话。那个封闭的时代，让原本纯粹的心灵相隔天涯！

二

1975年元月高中毕业后，我回乡（村）继续干团支部书记。

那年深秋，有一天，父亲去公社芦苇场买芦苇。我随公社团委在附近检查村团支部工作。回去时，正好碰见父亲买了一堆铁杆芦苇，他准备一担一担挑，一程一程转回家。路程有点远，那要干到什么时候？

附近好像有人认识我，主动借了一辆板车给我们，好把芦苇运回家去。

真是雪中送炭！我喜出望外，与父亲一起往板车上装了满满的一板车芦苇。大姐夫送给父亲的一条杉木扁担，我记得绑到芦苇一起了。

我在板车后面帮父亲推着车，走了很远后，突然发现扁担不见了。我跟父亲说：“扁担不见了。”我们在板车上翻来覆去地找也没有找到。我决定回头去找。

父亲淡淡地说：“还找什么呢，来往的人多，肯定被人家捡走了。”

那时，湖区的农民有跟杉木扁担似乎可以代表身价。我知道父亲不舍，还是回头去找。

不远处，看见一个人双手管进衣袖里，帽檐拉得很低，将扁担斜抱在胸前向我走来。

我一看就知道，那是父亲的扁担。走近才认出是他——蒋同学。

我的心砰砰直跳，非常忐忑。没等我开口，他就轻声说：“是找扁担吧？我猜是你们掉的，就跟过来了。”说着递给我扁担。

我当时的脸肯定因紧张而难看死了。低着头，看也不看他，几乎从他手上夺过扁担，一个字也没说，不近人情地转身就走。

他是否独立寒风中目视着我逃也似的背影，我不知道。

三

第二年春天，高中班主任调到我们大队当支农干部。那年全公社冬修任务都在公社附近的唐家铺码头上。

有一天，老师去了我们家，我留他吃饭。老师跟我说：“公社广播站需要一名通讯员。你接触的同学中，谁的文章写得好？推荐一个吧。”

我想都没有想自荐，不假思索地推荐了蒋同学。

老师却立马用沉闷的语气说：“他？你忘了？”

我马上明白老师指的什么。那个年代，高中学生写纸条属于犯大忌，要被认定道德品质败坏的。

我只好沉默，低头不语，后悔把纸条的事告诉老师。

都是纸条惹的祸啊！当我明白该怎样补偿自己的过错时，一切都晚了，只把愧疚深深埋在心里。这份愧疚一直伴随我去外地参加工作。

接过扁担别春秋，

四十二载异乡留。

梦里寻他千百度，

醒来不知何处求。

结婚生子后，我常常梦见读书，还是高中的教室和同学；还是问他数学作业。

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只知道他所在的大队。曾向其他同学打听过他，只知道他没有走出命运给他设定的人生圈子。我总是在梦里一遍一遍地去寻找，好辛苦啊！这种梦，一直延续到孩子上大学

梦里找不到他，写信鼓励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相见在文学路上。信，石沉大海。

我和他没有爱情一说，他给我学习上的帮助，始终铭记在心。当年的无知，对他造成的伤害，我无法原谅自己。

刚结婚那些年只要梦到他，前夫都会找理由跟我吵架，甚至打骂。梦，成了我痛苦降临的信号。

一梦醒来已隔世。2017年同学聚会，他提着几包自己炸的爆花进来，我终于见到了他。现实告诉他，他无法像学生时代一样冷傲。

他跟我说：“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复习了29天，结果因一分之差与湖南师范大学失之交臂。”

我万般为他惋惜，他的微笑却写满了淡定。

四

此后，他只有眼前的苟且，无法越过桑陌遥望远方。好在踏实是人生的一部分。从此安心农业，在农村结婚生子。

也许命里注定他走不出那种无形的牢笼。偶尔听同学说过，他在乡里当过民办老师，做过会计，都没有搞出名堂。

改革开放后，他为了生计，带着患抑郁症的妻子和两个正上学的儿子，到县城踩慢慢游（类似黄包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农忙时，回家去收割、播种。

妻子无法忍受抑郁症的困扰，自杀身亡。

县城边上，好心人见他老实勤劳，给他介绍了一个亡夫的女子，再续了。

他没有房子，就住女方的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还有一个继女要嫁。为了感恩女方的接纳，他似乎在卖命。

后来，慢慢游被的士取缔，他肩上的责任重大，只得去建筑工地背水泥上楼，靠苦力挣钱供儿子上学，给继女准备嫁妆。哪里能挣到钱就去哪里干。有次居然扭伤了腰。他患上了高血压，头晕，差点摔死。他再不能考干重体力活挣钱了。

他岳父见他太辛苦，就把自己那套老式的炸爆花行头交给了他，有了它，老了也可以在街边某生存。

快毕业的大儿子开始自己打工。他默默地给继女准备了一份不小的嫁妆。

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圆了自己当年的大学梦。晚年的他在县城某个角落炸爆米花谋生。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至少，我看到的他还是满满的自信，而不是颓废。

谁说不是呢？人世间的活法千千万，人生不管有什么目标，只要为之奋斗了都是成功。

结语

这篇文章写好后，很久都不想发出去，就像当年手中揣着纸条不想扔又不想让事情继续发展一样矛盾。希望他读到我的文章，又害怕他看见这篇文章。总觉得亏欠他又无法弥补。

前几年，他因犯脑溢血，身体欠佳。在贵州工作的大儿子，将他接到了自己家，他每天散散步，能适当做点家务，生活还能自理。

“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我只有把这份愧疚，化着深深地祝愿，祝愿我亲爱的老同学晚年幸福，儿女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