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形成依靠武力征服，由重用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贵族和拜占庭贵族，发展到使用战俘奴隶，再到有目的地依靠德武舍迈制从基督教地区征募男童，进行严格训练，培养出军事奴隶并委以重任。这是一种进步。德武舍迈制也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军事奴隶没有家庭背景，对素丹忠诚，成为素丹能够依赖的军人，也是素丹对帝国各地进行垂直管理的有力工具。正是以德武舍迈制和军事奴隶制为基础，奥斯曼土耳其人才创建了强有力的、稳定的国家。

客观地说，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是成功的。在奥斯曼帝国之前，历史上的草原民族国家迅速扩张之后，很难维持持久的统治，大多数会分崩离析。奥斯曼帝国用了一个半世纪（1299—1453年）发展成为大帝国，前期（1453—1566年）保持有效攻击力并达到强盛，由盛转衰也经历了缓慢的两个多世纪（1566—1788年）。在众多的世界帝国中，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延续能力是持久的，制度效用也不能低估，尽管奥斯曼社会的基础组织薄弱，整个帝国显得松散，中央集权也不像中国清王朝和波斯恺加王朝那样有效。

在军事奴隶制下，奴隶出身的优秀人才服务于素丹一人，在重要岗位上建立功业，所有人都靠自己的努力获取财富、得到地位。他们既学会了统治技巧，也能体恤下层民众，他们能担当大任，眼界开阔，成为帝国统治阶层中的支柱。由于这些官员忠实于素丹，完全按照素丹的意志行使管理职权，使素丹拥有了绝对的权威，保证了国家的权力操持于素丹之手。

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也是一箭双雕的制度。在选拔和任用优秀军事人才与各级官吏的同时，消除了突厥贵族和巴尔干贵族的威胁，彻底阻止了帝国境内新贵族或新兴势力的形成，这是问题的关键。没有足以与朝廷对抗的政治利益集团，威胁皇权的各种隐患也就被提前遏制了。

然而，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后来逐渐变质。15—16世纪，征募的关口严格，征募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德武舍迈制一度被放弃后，它就逐渐失去功效，穆拉德四世时期（1623—1640年）停止征募，主要原因是军人与官员的选拔方式和来源发生了变化。

如前所述，政府公职人员和军人通常直接产生于前代招募的军人家庭，父母会想办法安排自己的儿子进入官僚系统和军队。不是官员和军队系统的人，也会寻找其他渠道。那些有人担任维齐尔和帕夏职位的家族，经常把子弟安排到行政部门或军队中。由于招募并培训后的奴隶会成为特权阶层，可以免税，定期领取固定薪饷，更不用说其中一部分人还能够手握权柄，因此很多人想挤进这个门槛。单从加尼沙里军来说，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时期放松了禁止加尼沙里军人结婚和组建家庭的限制，后来加尼沙里军便要求朝廷允许他们的儿子加入军队。塞利姆二世时期，加尼沙里军中子承父业的情形较为普遍。有时因为战争需要，临时大规模招募新兵，不具备军人条件和素质的人甚至流浪汉、强盗也进了军队。

德武舍迈制的征募不再精挑细选，训练不再严格，而且军队内部的晋升也不再依据规则，越来越多的人凭借私人关系加官晋爵，这样一来，加尼沙里军的整体素质明显下降。常备军步兵的蜕变削弱了帝国的根基。帝国行政部门的官员们主要来自依赖德武舍迈制征募和培养的基督教奴隶，这个制度被破坏之后，官员的素质也难以保证。在素丹衰弱，执政能力下降或威望降低的时候，官员就不再谨小慎微地服务于素丹，相反，会逐渐放松对自己的约束，拉帮结派，甚至以权谋私，于是官僚集团迅速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