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1年6月的一天,北京鼓楼大街上人头攒动。几名公安人员从4号大院押解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这位老人瘫痪在床多年,就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料。当他被押上警车时,街道两旁的群众纷纷议论:"这么大岁数了,能犯什么事啊?""都快进棺材的人了,还抓他干啥?"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市委。不少人认为,这样一位高龄的瘫痪老人,就算放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然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看完相关报告后,却勃然大怒:"70岁又怎么了?就算他还剩一口气,也要抓!"这位老人到底是谁?他年轻时究竟做过什么大恶,以至于让一城之长如此震怒?
一、吴郁文的早期经历
1905年初春,一艘驶往日本的轮船缓缓驶离天津码头。甲板上,25岁的吴郁文正倚栏远眺。作为清朝廷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这位出身官宦世家的年轻人怀揣着远大的抱负。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期,军国主义思潮日渐高涨。吴郁文抵达东京后,很快就进入了振武学校。这所军事院校是清政府专门为培养军事人才而在日本设立的,校内大多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
在振武学校的三年时光里,吴郁文除了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专门学习了侦查、情报等特殊课程。这些课程后来成为他日后从事特务工作的重要基础。每到周末,吴郁文都会和同学们一起到东京各处游览,结识了不少当地的军政要员。这些人脉关系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1908年春天,吴郁文学成回国。他携带着一份来自日本军方的推荐信,很快就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当时的军机大臣载振对这个年轻人颇为赏识,认为他既有留学背景又熟悉军事,便将其安排进入京师宪兵司令部,担任一等副官。
在宪兵司令部任职期间,吴郁文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运用在日本学到的军事管理经验,对宪兵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情报系统,负责收集京城内的各类信息。
这个时期的吴郁文,表面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但暗地里却在为自己织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他经常出入京城各大茶楼酒肆,结识各路军政要员。每逢节庆,他都会携带精美礼品登门拜访。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派,为他日后在军阀混战中左右逢源打下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刻,吴郁文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嗅觉。他迅速投靠了新贵袁世凯,并凭借着在宪兵司令部的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北洋政府警务处的要职。从此,他开始了在军阀政府中的升迁之路。
这一时期的吴郁文,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老练的官场中人。他深谙权术之道,总能在政局动荡时及时改换门庭。这种墙头草的本性,让他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屡屡避祸,甚至还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二、从军阀走狗到特务头子
1912年至1924年间的北京城,权力更迭频繁。在这段动荡的岁月里,吴郁文从一个普通的警务官员,逐步攀升为军阀势力的得力干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吴郁文立即向段系靠拢,并凭借着在日本学到的特务知识,为段祺瓒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遍布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从茶馆、酒楼到戏院、青楼,都安插了他的眼线。
1920年7月,段祺瑞在直奉战争中失势。吴郁文迅速投靠了直系军阀。他向直系军阀提供了大量关于段系残余势力的情报,协助直系军阀清剿异己。这一举动让他在直系军阀中站稳了脚跟,被任命为北京警务厅侦查科长。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进驻北京城。许多直系军阀的亲信纷纷逃离,但吴郁文却选择了留下。他通过自己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成功接触到了张作霖的心腹陈兴亚。
在一次私下饭局上,吴郁文向陈兴亚详细汇报了北京城内的情报网络布局。这份详尽的情报让陈兴亚大为赞赏。不久后,张作霖便任命吴郁文为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全权负责北京城的特务工作。
上任后的吴郁文立即扩充了自己的情报网络。他在北京城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了眼线,甚至渗透到了各国使馆区。每天清晨,他的办公桌上都会堆满各种密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吴郁文开始对进步人士进行严密监视。他组建了一支专门的特务队伍,专门负责跟踪、监视那些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的知识分子。这支特务队伍行动隐蔽,手段残忍,在北京城内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
1926年初,吴郁文又开始将触角伸向了学生运动。他在北京各大学校周边都安排了特务,专门监视和打击学生的爱国活动。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往往会被他的特务暗中拍照,然后在深夜被抓捕。
这时的吴郁文已经完全沦为军阀的走狗。他每天都要亲自审讯被抓的"嫌疑分子",动辄对他们施以酷刑。在他的办公室里,皮鞭、老虎凳等刑具一应俱全。许多被抓的进步人士,都在这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到了1927年初,吴郁文的特务网络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他手下有数百名特务,分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这些特务不仅负责搜集情报,还经常假扮成商贩、黄包车夫等普通百姓,打入各种社会组织内部。
三、1927年的罪恶之手
1927年初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吴郁文作为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开始了他生涯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系列行动。
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吴郁文召集了他的心腹特务,在警察署的密室里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会上,他向手下分发了一份从苏联使馆内部获取的重要情报。原来,他安插在使馆的一名清洁工,已经成功打探到了使馆内部的日常活动规律。
为了进一步获取情报,吴郁文精心策划了一个渗透计划。他让几名特务假扮成商人,以经商为名频繁出入使馆区域。这些特务通过与使馆工作人员建立关系,逐步打探出了使馆与中共地下党联络的部分线索。
3月初,吴郁文将掌握的情报上报给了张作霖。根据这些情报,他们推断出李大钊可能就藏身在苏联使馆。张作霖随即下令,要求吴郁文务必将李大钊抓获。
行动前,吴郁文精心设计了抓捕方案。他先派人在使馆外围布置了多重岗哨,又在周边街道安排了便衣特务。同时,他还收买了使馆内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打探李大钊的具体藏身位置。
4月6日清晨,吴郁文带领一支特务队伍,借口搜查通缉犯,强行闯入了苏联使馆。他们直奔使馆西侧的一间办公室,将正在那里的李大钊等人全部抓获。在搜查过程中,特务们还缴获了大量文件和资料。
李大钊被押解到京师警察署后,吴郁文亲自主持审讯。在位于警察署地下室的审讯室里,他对李大钊施以种种酷刑。从老虎凳到竹签,从电刑到水刑,各种残酷的刑具轮番上阵。然而,面对这些酷刑,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意志。
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周。期间,吴郁文多次亲自动手施刑,试图逼迫李大钊供出其他同志的下落。但每一次审讯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在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处决。
这次"功劳"为吴郁文赢得了张作霖的高度赏识。5月初,在一场军阀高层会议上,张作霖亲自为吴郁文佩戴了文虎勋章。这枚勋章象征着他在反革命势力中的特殊地位,也成为日后指认他罪行的重要证物。
此后的几个月里,吴郁文变本加厉地搜捕进步人士。他组建了专门的"巡查队",在北京城内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下半年,就有数百名革命志士惨遭他的毒手。
到了年底,吴郁文的特务网络已经延伸到了北京城的每个角落。他在各个街道都安插了眼线,任何可疑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这张大网不仅让无数革命志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为他日后的潜逃积累了大量的血债。
四、潜逃与暗中活动
1928年6月4日凌晨,北京城内一片混乱。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身亡的消息传来后,奉系军阀的统治摇摇欲坠。这一突发事件让吴郁文陷入了困境。他连夜收拾细软,带着多年积累的赃款,悄然离开了北京城。
借助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吴郁文先是逃往天津。在天津租界,他通过一位日本商人的掩护,暂时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查。这位商人名叫山田健一,是吴郁文在特务工作期间结识的关系户。山田健一为他安排了一处秘密住所,就在日租界的偏僻角落。
1929年初,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不断扩大,天津也不再安全。吴郁文辗转来到了上海。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他以"王德明"的化名开设了一家茶叶店,作为掩护。这家店铺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上,表面上经营正当生意,实际上却成了他与旧部联络的据点。
为了躲避追查,吴郁文改头换面,蓄起了浓密的胡须。他白天在店里招待客人,晚上则与各路亡命之徒密会。这些人大多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旧部下,如今也都在上海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郁文看准时机,又一次改换门庭。他通过山田健一的介绍,与日本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他向日方提供了大量关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他在北京任职时收集的机密资料。
1932年春,日军进攻上海。趁着这个混乱时机,吴郁文悄然潜入租界内的日本特务机关。他向日方提出效忠,并表示愿意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考虑到他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日方很快接纳了他。
从此,吴郁文开始为日本特务机关充当内线。他利用在上海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为日方搜集各类情报。他的茶叶店也成了日本特务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不少中国军政要员的行踪都是通过这里泄露出去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郁文更是变本加厉。他带领一批汉奸特务,专门打探抗日组织的情报。在他的出卖下,多个地下抗日团体被日军破获,大批爱国志士惨遭杀害。
1941年末,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局势再度紧张。吴郁文此时已经完全站在了日本侵略者一边。他积极为日军搜集情报,甚至亲自参与了多起破坏抗日组织的行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42年初的"春季肃清"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他带领日本宪兵队抓捕了大批抗日人士。
到了1945年春,随着日本战败的迹象日益明显,吴郁文又开始为自己谋后路。他暗中联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通过提供日军情报来换取自己的安全。然而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
五、无处遁形的末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个消息传来的当晚,吴郁文立即关闭了他在霞飞路上的茶叶店。他将店内的重要文件全部焚毁,只带着一些贵重物品,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一次,他选择了暂时藏身于上海郊区的一处农庄。这个农庄的主人是他早年收买的一个手下,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地下室。然而,他的行踪还是被人发现了。一位曾经在他手下当过特务的叛徒,向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举报了他的下落。
1945年10月3日清晨,公安人员对这处农庄进行了突击搜查。吴郁文躲在地下室的暗格里,但最终还是被搜查人员发现。当时,他正试图销毁一批与日本特务机关往来的密函。这些密函后来成为指控他叛国罪的重要证据。
被捕后,吴郁文被押送到上海市看守所。在关押期间,他多次企图通过行贿和威胁来摆脱罪责。他曾派人联系了几位国民党要员,试图借助他们的影响力脱身。但这一次,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开脱。
1946年2月,上海市军事法庭对吴郁文进行了公开审判。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天。检方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他在北京时期参与迫害革命志士的档案,以及他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相关文件。特别是那些在茶叶店被查获的密函,直接证实了他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勾结。
审判过程中,多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几位在北京时期被他迫害过的革命志士的家属,以及在上海亲眼目睹他为日军效力的群众。这些证人的证词,揭露了他在抗战期间的种种罪行。
最令人震惊的是,法庭还公布了他在1927年参与逮捕李大钊的详细经过。当时的审讯记录显示,他不仅亲自参与了抓捕行动,还主持了残酷的刑讯。这份材料成为认定他反革命罪行的关键证据。
1946年4月15日,军事法庭宣判。吴郁文被判处死刑,同时没收全部财产。判决书中列举了他的三项主要罪状:一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迫害革命志士;二是叛国投敌,为日本特务机关效力;三是出卖抗日组织,导致大量爱国志士牺牲。
1946年4月28日清晨,就在他亲手制造李大钊惨案19周年的这一天,吴郁文被押赴刑场。行刑前,法警搜出了他藏在衣襟里的一枚日本勋章,正是当年他为日本特务机关效力时获得的"功勋"。
行刑时,数百名群众自发来到刑场观看。当处决的枪声响起时,现场爆发出了一阵欢呼。这个在北京城作恶多端、后又投靠日寇的特务头子,最终为他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